稻谷是世界三大主粮之一，也是人类步入农耕文明的代表。大麦、小麦起源于西亚，影响了后世的欧洲文明；玉米和豆类起源于美洲，成就了美洲印第安文明；稻谷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塑造了中华文明。今天，稻谷种植区几乎遍及整个地球，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以此为主食。早在丝绸之路形成以前，稻米就将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它令这些国家关系紧密相连、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形成了一个“稻米文化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稻国，现有水稻种植面积4亿多亩。“很早，大致开始于亚洲，水稻分别从不同地方与不同方向传播，至今遍及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各大陆”“在中国，众多的考古证据表明长江和淮河中游是两个最早种植栽培稻的地方，已发现了至少8 000年前的稻谷和农具。”^[5]悠久的稻作历史伴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中国水稻的资源、传播和稻作技术曾经直接影响了全球的文明进步。

文化不是发明或一个遗址的社会经济的“革命”性历史事件，更不是一城一地一时之专利，它是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态等等演变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周礼·职方氏》中就有这样的叙述：“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谷宜稻”。史实证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等考古中发现了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遗存，有力印证了江南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

究其因：变化是地球气候一个永恒的特性。冰河时期是一个低气温的阶段，而过去的1万年，是从生命起源至今地球经历时间最长的持续温暖时期，这个阶段几乎与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水稻植物的萌发生长相一致。

上章已述，吴越之地系由“古扬子海”演变为“扬子古陆”，而“古扬州”“宜稻”的记载早已著称于世。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些学者认为江南之地：“这里的土质，也不理想。《尚书·禹贡》中说：‘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评价很低，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土地肥沃’等赞美的词句……在古代，这里是一块‘荒蛮之地’，并不认为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看来，有些专家学者可能没有种过或研究过水田，所以就不太懂得什么样的土壤更适合于水稻生长。孔子、司马迁在上古史中记载的古扬州之地“涂泥”“下下”等等史料，从古地质学分析来看基本是正确的。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可能也未种过水稻，只见过古“九州”之一的“冀州”（即今陕西、山西、河北等黄河一带）旱谷的种植，因为那里松散的黄泥土更适合使用石器、木器的先民耕作，才作出“（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的结论。

“涂泥”的“涂”乃湿润之意，亦有“污”的意思，“涂泥”即湿润的泥（污）土；“涂田”，按《王祯农书》中的解释，是指海（江）滨涨沙经改良开垦的田。所谓“改良”，是指潮水夹带着泥沙，淀积于海（江）滨，落淤到一定高程后，筑堤围垦。这样的土质“卑隰”，有一种特殊的地理现象，就是“潜”“沱”。《尚书·禹贡》中荆州、扬（梁）州都有“沱、潜既导”的记载。关于这二字，历代学者有多种解释。《召南·江有汜》中提到“江有汜”“江有沱”。所谓“沱”，就是江水漶漫，或汇为湖，或别为支流的现象。所谓“潜”，就是山泉涌流所汇成的水面，水潜出后伏流为汜。^[6]这不就是我们种植水稻梦寐以求之地吗？

由于历史上长江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加上钱塘江北岸的部分沉积，使吴地的中心地区太湖流域形成水网交错、土壤肥沃的冲积型平原，整个地区地势平坦，以平原和丘陵为主，东面临海，江湖密布，这种地理环境为稻谷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而且，当时太湖流域的气候条件也给稻作农业带来了良好的影响。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认为，远古时长江下游及杭州湾地区的气温要比现在高2℃，也就是说，远古长江流域的气温接近现在珠江流域。考古资料也印证了这一推论的正确。据考古人员对7000年前杭州湾南岸河姆渡出土的植物遗存中的孢粉分析，当时这里曾“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樟树、枫香、栎、栲、青冈、山毛榉等，林下地被层发育较好，蕨类植物繁盛，有石松、卷柏、水龙骨、瓶尔小草，树上有缠绕着狭叶的海金沙”。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广东、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说明当时河姆渡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更温暖。从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的稻谷品种来看，当时只有籼稻、粳稻和过渡型稻3个稻谷品种，经过吴越先民不断改良，到明清时，吴越地区的稻种竟达1000多种（可能有同一品种在不同地区的名称不同而有重复）。稻谷种类的增多，从主食上也极大地丰富了吴越的饮食文化。

上述的考证，说明古吴越之地非常适合人类生存，且先吴人早就学会利用这种独特的自然现象修筑陂湖塘堰用以灌溉稻田。

1.例证

考古界曾经做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将我国考古工作中有炭化稻谷出土并已明确是稻作遗迹的地点按年代分别标志在地图上，结果此图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目前已知的年代最古老的稻作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太湖流域尤为集中。

据考古发掘，仅江苏省境内的先吴地区业已发现5000年以前的稻作遗址就有20多处（见下表2-1列出的部分）。

表2-1　江苏省境内已发现的部分5000年以前的稻作遗址

（续表）

顺山集遗址系“201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位于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西南约500米处。1962年首次发现。2010年开始，江苏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发现一处8 000年前的大型环壕聚落，先民们依水而居，人们住的是地面式或者浅地穴式的圆形房子，他们生火做饭，已用上考古学家发现迄今为止最早的陶灶，这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灶”。在韩井遗址，发现一处8 000年前的水稻田遗迹，面积不足100平方米，被分割成不同形状的块块，每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还发现了人工开挖的水坑、水沟和水口，这些似乎是特意挖出来的，先民们用来引水灌溉（见图2-6）。对水稻田的土壤进行分析表明，这里曾经反复生长过水稻，有炭化稻颗粒，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系统测年认为，距今8 000多年。而在动物饲养上，发现了狗的遗骸，并开始养猪。^[7]

图2-6　韩井遗址发现的古稻田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供图）

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恩博士在肯定人类从未停止进化时说：“三类人种中特定基因的变化很难与考古学中所记录的大事件联系起来，但是东亚和欧洲人种的变化时间和性质都与农业的发展相吻合。六七千年以前，中国境内开始普及种植水稻，而后水稻种植由近东传入欧洲。”

嘉兴罗家角遗址位于石门镇之东北，北濒大运河，南依罗家角村，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冈地高约5米，总面积约120 000平方米。2006年4月，笔者向当地的老农了解得知，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以前这里都是一些相连的冈身，自1956年搞农田基本建设，当地农民在大灰沙圩水田中挖出大批兽骨和陶片，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经省政府批准，考古人员于1979年至1980年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这里在7 000多年前已种植水稻（见图2-7），载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考古发掘证明，稻作农业是吴文化的奠基石。早在4 000多年前吴地已广泛使用石犁，进入犁耕稻作，这是农业技术的一次革命，是农业技术的里程碑，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三角形犁形器，即石犁，其前锋有尖角，两腰微微弧出，中心带孔，可固定在犁床架上连续翻土，扩大了耕地面积，与以往的农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明显进步。除石犁外，良渚人还发明了破土器、耘田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镰等分工较细的农具；还采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据1975年至1980年苏州出土的吴国青铜器统计，农作工具占了60%。其中城东北发现的铜器窖藏中，有锛12件、锄5件、斧6件、镰6件、犁形器1件，另有剑2支、鼎2件，农作工具占了90%（《苏州文物资料选编》）。所以，吴军屡次远征，军粮供应从不匮乏。越国缺粮时，吴国能一下子借出“粟万石”（笔者认为这里的“粟”实为“稻”，此乃史学家承袭秦汉以前皆称“禾”为粟的说法，后世才以稻为禾）。在越兵围困吴都时，吴军坚守了两年多，可见其存粮的充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少数良渚人得以从农业耕作中分离出来，从事诸如制陶、纺织及玉器等手工业，尤其是玉器手工制作在良渚时期达到了顶峰。

197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及吴县文管会的几位专家来到草鞋山遗址。在遗址的第10层，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拨开积压了6 000年的封冻泥土，从泥土中发现了两块黑色的炭状遗存，经验告诉他们：这是稻谷，炭化稻谷！后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鉴定确是6 000多年前的稻谷，有籼稻也有粳稻，这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之一。(www.daowen.com)

过去一直说长江下游是个蛮荒之地，洪水泛滥，猛兽出没，难觅文明的踪迹。一直说世界稻作起源于印度，或中国的云贵高原。而如今，上山、罗家角、草鞋山等遗址发现的稻谷，以及同时出土的石铲、石斧、石锛、石凿等生产工具，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至少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先民们就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勤劳地开拓，以他们特有的细腻和智慧，从烧烤的猎物中发现了野生稻谷的喷香和可口。于是，他们开始培育和种植水稻，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化，比印度至少早了2 000多年。从此，先吴人就有了粮食的概念，有了土地的概念，有了家园的概念，有了男耕女织的概念，较早地告别了野蛮时代，向着文明的门槛跨越！

从1992年冬季开始，中国和日本联合在草鞋山遗址进行了首次水田考古学研究，将考古学、地理学、土壤学等多种学科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力图恢复古稻田的原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稻作文化是2 500多年前从吴国传播过去的，因此日本专家对吴地稻作文化的研究有着非凡的兴趣。通过近4年的水田考古学研究，初步复原了古稻田的耕作规模、经营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为我们大体勾勒了一幅古稻田耕作图（见图2-8）。

图2-7　7 000多年前罗家角炭化稻谷图

资料来源：《马家浜文化》，第72页

2-8　6 000年前草鞋山古稻田复原图

新石器时代，太湖水面远不及现在那么大，按《禹贡》书中附图分析，太湖很可能是长江的分支——南江。太湖流域除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地外，尚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覆盖。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大多居住在濒临湖泊或沼泽地的土墩或山的阳面上。当温暖的阳光融化了低湿的田畦上最后一片残雪，先民们便用磨得光亮的石铲和石斧开垦湿地。每一铲、每一斧，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他们先在湿地四周开挖沟渠，再在附近开掘水坑，小的不足3平方米，大的约9平方米，用来蓄水，使之与沟渠相连。然后点燃一把火，把湿地上的杂草烧尽，这叫“火耕”；对特别低的湿地，则索性灌满了水，把杂草淹死，这叫“水耨”。经过“火耕水耨”后的田地就可以播种稻谷了，以后也不进行中耕，只待秋天收获了。当然，这是远古最原始的耕作方式，稻谷的产量自然不会高，但这是发生在6 000年之前的，一场被生物学界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的绿色革命”，人们至今仍惊叹不已。

2004年3月16日，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苏州博物馆、昆山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的专家组对巴城境内的绰墩山考古发掘，发现了马家浜时期的稻田遗址，其中一个地块内呈现7块水稻田。这几块稻田中间有3个小蓄水坑，稻田北侧是一条排水河。随着进一步发掘，又发现了好几块比较整齐、面积也较大的稻田，总数超过50块。借助科学手段，表明绰墩山的古水稻田和水稻土距今已有6 520年左右的历史，保存有当时稻田的田埂、进出水口、灌溉渠道、蓄水塘和人工建造的水井及灌溉用的陶罐，是迄今发现的有完整灌溉系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灌溉稻田之一。6 500年前，在东海海面的一次波动下降过程中，海水东退，先吴人从地势较高的马鞍山南麓（玉峰遗址）逐渐向绰墩山等靠近湖泊的地区转移，开始了定居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进入了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阶段。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的检测结果表明，在这些田块中种植的水稻品种大部分是粳稻，为稻作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为研究古代农耕、动植物种群变化与重建古气候、古生态环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例。

2.缘故

长江三角洲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最早、最典型的种植水稻的地区？历史学家喜欢从人的角度出发，用人为因素解释人的行为，环境经济学家则以环境与人的关系来解释稻作之源。

究其缘故，有四：

一是雨量充沛，气候湿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郭文韬在《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古气象学的研究揭示，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潮湿，其温度约高3～4℃，降雨量多800毫米，大致接近现在广东、广西的亚热带气候，适于野生稻的生长。太湖地区有数十处遗址发掘出大量亚洲象、犀牛等骨骸和化石，其年代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由此可见，在7 000年前，长江流域一带及太湖流域（即北纬30°～32°）等广阔的平原、沼泽、河谷、丘陵地区都曾经有栽培稻的始祖——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因而这些地区从普通野生稻的角度来说，都具有演化为栽培稻的可能。”“桐乡县罗家角村，位于北纬30°37′，东经120°28′。该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为骨耜，出土的稻谷为籼粳混合稻谷，籼稻占64%～76%，粳稻占36%～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碳-14测定，并经树木年轮校正，距今6 905±15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测定为距今7 040±150年；上海博物馆实验室测定距今7 170±1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普通野生稻的广泛分布，是中国稻作起源的适宜地区。有鉴于此，我们倾向把长江中下游地区视为稻作起源的整体”。

据《苏州市志》有关古气候记载，从新石器至春秋时期太湖流域一带为温暖期，春夏之际气温约为18～40℃。这里是片溪水潺潺的沃土，泉水从各地与山坡上涌出，到处是茂密的森林，碧绿的草地，宜人的环境，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低湿地加上雨、热同季，促成了水稻的稳产、高产。到了唐代，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大运河来不及输送时还动用海运，杜甫诗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二是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江南地区日照时间及无霜期较长，草木植被好，水草丰美，茂密葳蕤，生机勃勃。不论水源、水质、地下水皆比北方好，加之水的特征是向下缓流的，看起来很随和，但是正因为它的随和，它才极其有力量，你抵抗它，就会自食恶果。太湖流域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并自西向东倾斜，平原高程一般在海拔3～5米以下，尤以苏南吴江、昆山以及浙江嘉兴一带最低，仅2～3米，吴淞江一带地面还呈下陷趋势，形成了特殊的四周高中间低的浅碟形洼地环境。如果不注意水的疏导，一旦遇到洪水或海侵就会变为灾难。大禹治水（正处暖冬期）后，先吴人有了水利工程意识，加强了水利建设，高地陂塘如星，低地河浦成网，抗御水旱的能力增强，稻作的生产水平迅速提高。从哲学基础看，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荀子在《天论》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的“法”是效法、相似的意思，自然界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在天、地、人之间是相通相和的。可见，先吴之地之所以成为稻作之源，这是先吴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至于土质，江南系肥沃的“涂泥”，而北方则为黄土沙泥。南京地质与古生物所许汉奎研究员指出，2003年有位市民在南京雨花台地铁工地上发现了一块古象牙化石，古生物所对化石进行鉴定，该化石是生活在距今10万年至30万年前的一头纳玛象的第三颗臼齿。这块化石是在黄土层中被发现的，而这些黄土，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北方沙尘暴的“骚扰”。

三是不忧冻饿，富裕采集。从目前的史料和考古证据来看，先吴古国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先吴人食谱中所占比例不高，而且很可能主要不是用来果腹。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先吴人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或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海登还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8]根据海登的解释，先吴古国早期谷物的栽培有可能是用来酿酒祭祀的。事实证明，黄酒发源于中国，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也是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其历史与啤酒、葡萄酒同样悠久，这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追溯到大禹担心饮酒误事，从而疏远了那个善酿的部下。越王勾践在劳师泽投醪壮行，从而留下杯酒兴国的记载。现今的绍兴老酒、丹阳封缸酒及句容的米酒等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曾称河姆渡遗址是“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美国学者索尔先生也曾指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长期匮乏，在饥荒的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漫长而悠闲的试验……只有在饥馑的水平线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才能达到的。”吴越先人最初可能正是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熟悉并掌握了一些植物的生长规律，尝试着将它栽培，稻作农业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四是人员增多，资源短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一项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研究的范例开始从寻找最早驯化的植物种子，转向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他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9]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且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10]

大禹治水后，“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中原地区因连年战争，人员不断南下，江南人口激增，形成“人口压力”。庄子云：“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是谓同德。”恩格斯认为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主义（原始共产主义）。这些都从侧面说明：在当时，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一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而这种制度反过来又推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的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一发展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可能并不是人们自发或乐意从事的结果。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就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来看，自早至晚显示出种类和数量的持续递减。虽然稻作生产在马桥文化时期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先吴人除种植水稻外，还养猪、养鸡，种植芝麻、甜瓜、两角菱、毛桃等，与同时期的其他中原文化相比，农业物产更加丰富，种类更多，食品更多样化（见图2-9）。

图2-9　先吴时期农业物产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家猪骨骼和陶猪模型，证明早在公元前5 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吴越地区已饲养家猪，尤其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的5 500年前的重达170斤的大“玉猪”，其考古和艺术价值均不可估量。吴地人在长期实践中培育的猪种向来以早熟、易肥、耐粗饲和肉质好、繁殖力强著称于世。正是野生动物的驯化，开始了初始性的科技与人文的互动。

宋代田园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组诗，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吴地农人的生产与生活。萌芽于万年前的稻作文化，不仅是博大精深的吴文化产生的重要基础，也是其成长的骨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生活习俗。《史记》载：古吴人“饭稻羹鱼”，即以米饭和河海鱼类为主要食物。吴军出征时吃的主食是米饭，副食（菜）是吴地特产——咸鱼干和“吴酸”（酸菜）。《楚辞·大招》中亦说：“吴酸蒿蒌，不沾薄只。”意思是用香蒿做成的吴式酸菜，不浓不淡，酸度适中，味道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