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列子·汤问》）这句话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处于蒙昧阶段的人类选择居住场所的景象。水占生命三要素（液态水、代谢能量和正确的化学成分）之首，单就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生产来说，水亦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陆地上河流附近的阶地近水而高出水面之上，取水容易，又兼有捕鱼之利而不受水患的侵扰，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极好所在，而原始农业的产生更促使河流成为早期人类一切活动的中心。

考古学证明：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地就位于长江与黄河、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以及恒河与尼罗河等广大流域中。近代有人制作的人口密度分布模型表明：点状水资源——如湖泊、水井等密度线是一个围绕水源的同心圆，而在线形水资源——如河、江等附近则是与之平行分布在两岸的环绕带，而且流域气候条件越干燥，人口居住密度就越趋近水源，这无疑表明水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

在人体中，水的比重占70%，而血液里的水则高达90%，大脑组织中水的比重也达80%，就连骨骼里也有15%左右的水。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把水列为各篇之首。“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好水是百药之王”“好水是长寿之源”。

据史书记载，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与炎帝就居住在姜水和姬水一带。近来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众多的原始村落遗址，像闻名遐迩的马家浜、崧泽及湖熟文化等群落，从这些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与水或水生物有关的陶纹图案，尤其是苏州陈州遗址出土的刻有陶文符号的“鱼篓形陶罐”，充分表现出在渔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先吴祖先与水的密切关系。正如管子所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管子·水地篇》）意思是：水是什么？水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水，是地的血气，它像人身的筋脉一样，在大地里流通着。

不言而喻，在远古时期曾产生的鱼龙原始图腾正是人与水的这种依恋纽带情结在原始社会的精神活动中的升华表征。我们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八章》）等等与水有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水性的认识已深深地融化到人们的自然时空观和社会处世哲理中。水是江南的灵气之所在，水是江南人立足生存的根基，盛载着人们的理想与追求，是先吴人活动的舞台、施展才华的天地。从种植水稻到舟楫为马，从百城烟水到郑和七下西洋，从吴王利用河湖水道“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到“百里湖荡赤脚飞”的太湖游击队……无不利用水的资源。2006年5月20日，在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开幕式上，苏州人举行的大型文体表演《人间新天堂》，国人皆呼——做足做活了水文章。

图2-2　太湖风光

长江三角洲是长江的冲积平原，主要是长江入海时所夹带的泥沙沉积而成的。世界上每年约有160亿立方米的泥沙被江河搬入海中，这些混在江河水里的泥沙从上游流到下游时，由于河床逐渐扩大，降差减小，在河流注入大海时，水流分散，流速骤然减低，再加上潮水不时涌入有阻滞江河水的作用，特别是海水中溶有许多电离性强的氯化钠（盐），它产生出的大量离子，能使那些悬浮在水中的泥沙沉淀下来。于是，泥沙就在这里越积越多，最后露出了水面。这里聚集的看似泥沙，实是犹如把泥沙当肥料的郑国渠（我国灌溉史上合理地利用泥沙的智慧——“淤灌”，即用含有大量泥沙的浑水灌田），“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汉书》语），衣食吴人，千万之口。历史上一切放射异彩的文化，都具有综合的和多源的性质，尤其是吴地之核心——太湖流域（见图2-2）。

太湖流域北滨长江，南依钱塘江，东临大海，西以茅山和天目山脉为界，总面积约36 900多平方公里，承载人口4 000多万，其地形基本特征是四周高仰，中部低洼，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大型碟形洼地（见图2-3）。西南部为山丘区，除少数山峰外（天目山主峰高程约1 500米，茗岭主峰黄塔顶海拔611米，太华山海拔541米），一般高程为200～500米（吴淞高程，下同）；东北部穹窿山342米、阳山338米；丘陵阶地高程为10～50米。但太湖周边有数千土墩，仅昆山市就有千墩镇（据《吴越春秋》和《玉峰记》记载，吴淞江畔有土墩999个）。沿江和洮滆湖地区为高平原区，高程为5～10米；环太湖东、南、北周围为低洼平原湖荡区，除苏、锡有零星山丘外，一般地面高程3～5米，淀泖洼地只有2米左右。流域内的湖泊以太湖面积最大，湖面积为2 425平方公里，是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周围还分布着一系列湖群，东面分布有淀泖湖群，东北分布有阳澄湖群，北面分布有古芙蓉湖群，南面分布有菱湖湖群，西面分布有洮滆湖群等，流域内约有湖泊面积共3 347平方公里（包括太湖）。^[3]

图2-3　7 000多年前太湖四周形成天然的碟形盆地（资料图片）

1954年10月，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宜”，即吴国）上有铭名126字，残存115字，其中有一句话曰“锡土：厥川三百……”，可见吴地多有河流，而没有值得称道的山。这正是苏南一带水道纵横的自然景观，为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所没有。

在先吴人长期的改造、利用下，特别是在大禹与防风氏带领下展开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治水中，大禹治的并非滔滔的长江、黄河之水，而是倒灌（流淌）到陆地（沙堤）上来的海（江、河）之水。先吴地区海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难以耕种。这和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孟子·滕文公》中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一般来说，不论水大水小，都不会“横流”“逆行”，只有在先吴之地的太湖流域海侵时，海水由东向西倒灌，才会出现“横流”“逆行”现象。此水文现象，可佐证大禹确在太湖流域治过水，至今太湖西山岛（今苏州金庭镇）西北衙甪里村北郑泾港甪头洲仍存有纪念治理太湖水患的大禹庙（又称禹王庙）。

鉴于太湖本身不是由天然的河道扩张而成的，湖水在蓄满后必然要寻找出路，最终流入大海。如果太湖的形成时间能够早些的话，那么它有足够的时间在人类到来之前，东向冲出几条天然的河道连通大海。只可惜对于吴越先民来说，太湖的形成时间太晚了，因此太湖泄洪通道的形成过程注定要影响人类的活动。换句话说，太湖的水不可“堵”，需要通过人工的“导”，尽早地将太湖连通大海的河道固定下来，以减少湖水漫流对于陆地居住区的影响。鉴于大禹时期是“以铜为兵”（《越绝书》），但民间仍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疏通太湖河道的工作肯定十分艰难。大禹治水居外近10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没工夫去爱抚，不畏艰苦，身先士卒，腿上的汗毛都被泥沙磨光了。

需要指出的是：太湖出现的由北至东南的三条入海通道（娄江、松江与东江），并非大禹带领民众就此挖出了三条运河，而是在湖水漫流之时，利用水流就势疏导、加深加宽天然的河道，使之能够更快速地起到泄洪作用，省工省力又高效。这个经典案例告诉我们：人类与洪水的抗争持续了数千年，事实上，只有当人类栖息地占据河流正常的行洪空间时，洪水才变成灾害。因此，我们对待洪水，不是抗争，而是协助疏导，大禹的伟大正在于此。

“三江既入，震泽厎定”，太湖地区“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诗经·鹤鸣》）。意思是：鹤儿长鸣在那沼泽中，声音响彻传四野；鱼儿游在深水里，或者游在浅水里；鹤儿长鸣在那沼泽中，声音飘荡云霄间；鱼儿游在浅水里，或者游在深水里。水中鱼虾蚌螺、蛇鳝龟鳖，应有尽有。正如著名的生态哲学家余谋昌先生所指出：自然界也参与人类历史的创造。水是生态环境中的基本因子，而江南又是水的世界，它势必对吴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长期以来，“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然而，在2006年“中国十大最美湖泊”评选中，太湖竟然榜上无名，这令太湖人无不扼腕叹息。巨大人口压力形成的面源污染使太湖水富营养状态进一步升级，苏浙交界地带由于水污染问题一再发生冲突，太湖蓝藻污染也一再爆发……对此，在2007年5月于苏州闭幕的“第二届长三角（太湖）发展论坛”上，众多专家、官员达成共识：保卫太湖是环太湖共同体的利益根基；为了进一步推进太湖的治理，应从地域相近、文化相近、发展水平也相近的环太湖城市圈入手，参照历史上借水利之便结为一体的经验，构建一个环太湖城市发展共同体，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先行；不蚕食太湖以及构成太湖流域的湿地面积，不排放超过国家标准的污染物，不将淘汰产业转移到上游地区……如今，在苏、浙、沪三地的共同努力下，太湖地区经济总量翻番、城市人口大幅增加，而太湖水质仍保持了持续向好的态势，使吴中大地GDP年年增、COD年年降。2016年1到10月，太湖流域水质稳中向好，太湖地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到国家要求，水厂供水水质全部满足或优于国家规定标准。(www.daowen.com)

距今约5 000年前，这里的山郁郁葱葱，鹅卵石多（因多次洪水、海侵冲刷，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实地踏勘的天平山、虞山、惠山、长山、定山等）、飞禽走兽多，野花飘香、野果满坡。江南的山，不胜在气势，乃胜在文化。如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世界遗产地——庐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们登山后恰如其分地评说：“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会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大江、大湖、大山浑然一体，雄奇险秀，刚柔并济，“春如梦、夏如滴、秋如醉、冬如玉”，构成一幅充满魅力的立体天然山水画。

相传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的陆地刚形成，住在岸边的人们为了躲避“夹人虫”，不等太阳落山就早早关上门。当时有个叫巴解的督工官员，带了一队兵丁和一批民工，来到阳澄湖边开挖河道，民工们就地搭起帐篷住宿，晚上升起火堆，谁知火光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夹人虫”，像潮水般向帐篷涌来，虽然大家奋力打击，可大多数兵丁和民工被“夹人虫”夹伤了手脚。这时，巴解想出了一个办法，叫大家筑一土城，城边挖好围沟，一到天黑便在土城上燃起火堆，并在围沟里灌进烧开的水，“夹人虫”纷纷掉进沟里被烫死了。巴解随手拿起一只被烫得通红的“夹人虫”翻来覆去仔细看，忽闻到一股香味，打开硬壳再一闻，香味更浓，于是就大着胆子吃了一口，觉得味道鲜美。大家见巴解吃得津津有味，也跟着吃起来。后来沿湖民众也知道“夹人虫”好吃，从此，“夹人虫”变成大家的美味佐餐。由于吃“夹人虫”的第一个人是巴解，大家在“解”字下面加个“虫”字，为“夹人虫”取名“蟹”，这就是现在的阳澄湖大闸蟹（又称中华绒螯蟹）。如今的大闸蟹，年产逾2 000吨，远销东南亚，直达美洲。

《汉书·地理志》中云：“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但随着中原地区人员的不断南迁，人气渐旺，耕地面积随之扩大，水围圩田变为了低田区，稍高的地方变为了高田区。山水哺育了先吴人，先吴人依托山水繁衍而生息。先吴人领受着自然的恩泽，感悟着自然的真谛。同时，由于先吴人的活动，使山水变得灵气飞动，变得形象传神，变得深沉含蓄，变得浪漫温馨。如今的洞庭东山、西山，“月月有花、季季有果，一年十八熟、天天有鱼虾”，美景美色，举目入画。正如史蒂芬·霍金所指出的，果壳中隐藏着宇宙。“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个事关每个人的本体命题也得以迎刃而解。

科学，往往出入于幻想与现实之间。我国晋代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葛洪（284—364，江苏句容人），常年在蓝天白云缭绕的青山采药，环境吸引他仔细观察和分析了青山鸟类的飞行现象，得出了精辟独到的结论。他在《抱朴子》中指出：“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故也。”这里的“罡气”是古代道家用语，又叫“刚气”，指的是高空中自然存在的气流。说明鸟类舒展双翼盘旋飞行，越飞越高，是由于有上升气流的缘故。同时，他还对“罡气”的巨大力量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这一独特的发现和科学的论断，可以说是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最早学说。

人类有三大梦想：飞翔、长生不老、预知未来。清朝初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架载人飞行器——飞车，就诞生在太湖之滨——苏州香山梅社村。发明者徐正明，有感于绿水青山的江南水乡，河港密布，陆行不便，行路艰难，决心创造一种“飞车”。于是，每日散工后，其他匠人都醉饱游嬉，而他独自“闭门寂坐，思创一奇制”，终于画成了设计稿。他“按图操斫，有不合者削之，虽百易不悔”。经过多年的试制，终于制成了一辆“飞车”。据苏州府志和清末徐赛先所著《香山小志》记载，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经过近百次的失败摸索，终于用重量轻、韧性好的竹篾制成一架带旋翼的“飞车”。飞车内设有机关，“其制如栲栳椅式，下有机关，齿牙错合。人坐椅上，以两足击板上下机转，风旋疾驶而去，离地尺余，飞越港汊不由桥”。可惜他贫病早逝，未能实现他想再造一架更高级的“飞车”——“高过楼房，飞越太湖，来往于缥缈、莫厘峰间”的理想，他所研制的“飞车”也被悲痛欲绝的妻子付之一炬，致使世界上最早的载人飞行器从此失传。由此进一步证实：绿水青山、港河湖汊的烟水生活环境能促使人们产生巨大的创造力。《空军征战纪实·梦飞的华夏人》作者王苏红赞美道：“当人类用智慧和双手制造的飞行器载着人类自己，第一次超越地心的引力，腾空而起的时候，当人类数千年的飞行梦幻在那一瞬间得以实现的时候，这种初步的尝试又是何等的辉煌！作为中华的骄傲，作为征服天空的先驱者，万户^[4]与徐正明将与蓝天同在，与日月共存。”他们是世界上“真正的航天始祖”。

环境是生存发展之本。金山银山诚可贵，绿水青山价更高。有了它，江南成了人间天堂。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江南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赡养。如西晋末年（311年）的“衣冠南渡”，唐代玄宗末年（755年）的“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年）的“靖康之耻”，全有赖于江南的绿水青山。江南的绿水青山是中华文明的“避难所”、大后方，中华文明5 000多年来连续不断是因为有江南的绿水青山。据谭其骧先生统计，从两汉到西晋年间，迁移到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的移民就有约30万户（见图2-4）。而江南，“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图2-4　西晋永嘉之乱后人口南迁图

资料来源：谭其骧，《长水集》

“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绿水青山任自然，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不复海棠庭院。”（元代马致远《拨不断·九重天》）为使绿水青山不变色，当今苏南的环保从末端治理已开始走向源头控制，自新世纪以来，吴地人为求一汪清泉，上下而求索，从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等多个方面大力绿色投资，已显现生态文明和经济转型的发展。在第二产业加大生态工业投入，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园；在第三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做好技术服务，誓将“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吴均《与宋元思书》），“向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杜牧诗），以确保江南美誉——“欲界之仙都”（吴均）。具体举措有二：

一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夯实城市发展根基。如苏州于2005年确立了“生态立市、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为载体，全面、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对照创建所涉及的13类90项指标，目前均达到或超过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考评标准。其中，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大指标”分别达到了42.6%、37.7%、14.98平方米，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自然湿地保护率等重要指标亦分别达100%、51.4%，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源于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的问责督办，无锡首创“河长制”（一河之长），大小河流由此有了“负责人”——河水治不好，追责找河长。

为攻下“水变清”这个难点，苏州全市上下不遗余力，积极推进各种治水工程，前些年据说保守估算每年都有数十亿元计的资金“砸”进水里。历经坚持不懈的努力，苏州城乡水污染恶化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水有点清了”，原本经常可见的黑臭河道大部分消失了。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古城区的河道，通过控、截、引等多种办法综合治理，让市民与游客牵记的小桥流水更加可亲了，其水不仅有点清有鱼了，还呈“井”字型自流动起来变为活水了，实现了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年度考核“四连冠”，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城市群。2016年暮春，又出台了重磅的“水十条”（《苏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从“集中治污”到“全面治水”，使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在现有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以此不负“鱼米之乡”的金字招牌。

二是节水从孩子抓起，修复土壤污染用法律制度保障。具有远见的上海，积极开展节水型学校创建工作。他们认为，节约用水，最重要的参与主体还是广大居民，而居民整体节水意识的提升，重点是要从孩子抓起，“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这一举措产生了“蝴蝶效应”。2015年，上海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已减少到每人每日112升，比2010年下降4.3%。为保护上海水源的清洁安全，2003年上海制定了《上海市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在黄浦江主干河流、苏州河上游两侧的青浦、松江、金山、闵行、奉贤等5个区18个乡镇82个行政村，采用以房养林，以旅游养林的方式，进行综合开发。而今，已初见成效。比如，地处上海西北角的松江泖港镇是黄浦江在上海境内的源头。经过10多年的奋斗，一大批种树人在此造起了上海最大的生态林——泖港万亩生态涵养林，保护了黄浦江上游的水源（见图2-5）。

如今的泖港“田成片、树成林、路相连，水相通”，这片由1.7万亩（1亩≈666.67平方米）涵养林和2.3万亩现代农田滋养着的土地，远离了都市的繁华，独有一番江南水乡的清新和宁静。蓝天下路边沟渠流水清澈，映衬着两边树林，仿佛置身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沁人心脾。

图2-5　上海泖港万亩生态涵养林（周馨摄）

除了水源，还有污染的土地。相比看得见的空气污染，我们每天脚踩的大地也许受到的污染更严重。2015年，上海首个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开展了污染场地修复领域的相关研究，包括制定相关标准、提供技术服务等。最近，又立法出台了《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建立了土壤污染监控评估机制，并恢复了早在1 400多年前的北魏《齐民要术》中的“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的植物轮作这一传统，开始休耕轮种——一片土地，一半耕种，种粮种菜，旁边的土地任其长草，来年轮换。上一年长出的草也不浪费，做有机肥，既减少了化肥使用量，又增加了瓜果蔬菜天赐的香甜原味。显然，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长三角地区正加快点源和面源水与土地的污染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修复理念，既做好前端防控，又不放松做好后端治理，正从单纯的装备技术研发过渡到绿色原位生物修复，还在实验用“伴矿景天”能源植物，吸附土壤中的铜、镉等重金属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