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吴人的始祖，传统的说法只是泰伯与仲雍，当年他们千里迢迢地从陕西辗转来到东海之滨，才使夷蛮之地燃起了文明的火焰。笔者认为这有失公正，不仅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其一，如上所述，吴地至少早在5 000年以前就有了灿烂的文明。其二，除了泰伯与仲雍两位始祖外，可能至少还有三位伟人：蚩尤、防风氏与巫咸等。

1.蚩尤

神话传说既是历史的投影，也是研究历史的素地，不失为一种文化的瑰宝。无数事实证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族不时产生着文明进步的火花，不时创造出瑰丽的文化，其中“涿鹿”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一系列火花中最为耀眼的一颗。

司马迁曾北过涿鹿，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先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作为胜利者一方，“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第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历史学家顾颉刚用“千古文明开涿鹿”来评价涿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有称颂黄帝“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涿鹿奋战，区宇以宁”的绝句。

在笔者看来，黄帝、炎帝与蚩尤不应只看作是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那个时代不同谱系的历史文化。走进连孔子、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的河北涿鹿县“中华文明源三祖文化博物馆”和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实物，再看看《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珪氏，生黄帝、炎帝。”^[43]黄帝和炎帝应该是兄弟俩，黄帝代表的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农耕文化，而炎帝代表的则是北方不定居迁徙的游牧文化。《国语》曰，我们“皆黄、炎之后也”^[44]。“阪泉之战”是黄帝战胜了炎帝，所以最初的叫法是黄帝在前、炎帝在后，不是“炎黄子孙”，而应称“黄炎子孙”。

“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公元前21世纪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几个王朝。他们虽都自认黄帝为其祖先，实际却来自不同的部落集团，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的接触、交往、斗争和融合，形成了共同族体。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区别于蛮、夷、戎、狄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以牛和鸟为图腾的蚩尤部落——蛮夷居住在南方。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的《竹书纪年》中，开篇便是“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45]。《史记·五帝本纪》中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些实物与记载告诉我们，蚩尤这个与五帝谱系相异并与之利益冲突的强大势力的真实存在（图1-20）。

图1-20　涿鹿蚩尤塑像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9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9个兄弟氏族，共81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81人，即81个氏族酋长。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46]。范老先生说得很经典，九九谓之最多，这是一个由众多酋长组成的占据南方半个中国的“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他们善于“以金作兵器”，头上戴弓，一手持戈，一手持剑，右脚登弩，左脚蹑矛，特别能战斗。

其实，蚩尤可能不是蚩尤的真名，南宋罗泌《路史·蚩尤传》称：“蚩尤姜姓。”蚩尤是黄帝一派的战胜者强加给他的。《辞海》里说，蚩，毛毛虫；蚩，痴也。同时又有丑陋、讪笑、欺骗的意思。给对手一个恶名，这往往是胜利者的惯用手法。

1996年，苏州昆山作家陈益接触了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的考古成就后，决心用文学的形式，描绘这道灿烂的史前文化风景线，于是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先祖是蚩尤》（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9月），至今仍珍藏在我的书房里。他将一个传说中的“恶神”，列为自己的先祖，既有勇气又有一定道理。在泰伯奔吴前，吴人实际上就是越人，越人就是吴人，或称吴越人。吴越人的先祖是良渚人，良渚人的最后一名部族领袖很可能就是蚩尤。

①在时间与地域上相吻合

良渚文化从距今5 300年前开始，到距今4 300年前左右神秘消失。在这个时期，有三个群族非常强盛，即黄帝族、炎帝族和蚩尤族。据文献记载，蚩尤是九黎族，主要活动范围在东南部，这一区域正是良渚文化覆盖的地方。1959年12月，著名学者夏鼐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身份，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作《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报告，对“良渚文化”作了界定，即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47]，确立了“良渚文化”是自立于长江下游的文化体系。

图1-21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兽皮“涿鹿之战示意图”

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苏秉琦教授把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三大块，即以微山湖—洪泽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相邻的地区，以南京为中心的宁镇地区，太湖—钱塘江地区^[48]。《中华文明史》（第一卷）中又将三大块表述为：太湖地区文化、宁绍地区文化及宁镇地区文化。覆盖面以太湖为中心，广及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安徽、山东的一部分。^[49]两相对照，虽然不能丝丝入扣地对号入座，但也可以看出隐约的暗合，是对得上号的。考古学亦证明，良渚人无论从存在时间，还是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广阔空间上，都同古代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非常接近。现代考古发现了距今4 600年前涿鹿古战场周围的许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红山文化石铲、斧、镞等兵器，这是当时战争的佐证。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还收藏着兽皮“涿鹿之战示意图”（见图1-21）。从图上可见，蚩尤是从南方大举挺进涿鹿地区的。

②良渚人崇拜的神灵“偶像”可能就是蚩尤

在南方这幅广袤的原野上，存在着以稻作蚕桑农业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在距今8 000年至4 300年前的三四千年时间内，包括良渚人在内的先吴人创造了发达的石器与陶器制造业，兼有竹篾编织、丝麻纺织、琢玉等众多手工业门类。那时陶器制作已普遍采用轮制技术，主要的陶器为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黑皮陶，特别是玉器制造业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技术力量最为强大，只有蚩尤才有条件成为良渚人的族祖。蚩尤很可能就是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统帅、传说中的“九黎之君”。

在良渚遗址上出土的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上面巨目凸出，像一尊强悍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非常强悍的蚩尤，他在与其他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中，屡战屡胜。良渚文化中的神秘图案——“琮王”上的“神徽”，可能就是蚩尤像——传说中的蚩尤原型。

③考古新证据有望弄清“蚩尤”长啥样

长久以来，考古界认为良渚文化的核心区仅限于环太湖流域，很少跨越长江这一道天堑。如今，这一切都已发生改变。2012年，在江苏省兴化市蒋庄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500多件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玉器等生活用品。更罕见的是，墓葬中还出土数百具非常完整的人类遗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这个墓葬群的发现，将解开一系列关于良渚文化的谜题。考古学证明，良渚人无论从存在时间还是分布空间上，都同古代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非常接近，可以说是蚩尤传说的原型。因为以往的遗址中很少发现遗骨，考古界一直未能得知良渚人的身体特征。“蒋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完整的人类遗骨，我们不仅可以复原出良渚人的身体及面部，甚至可以通过DNA技术，确定整个墓葬群所有墓葬的亲属关系，进而‘复活’一个完整的良渚部落。”“如果认定良渚文化是蚩尤族所创，那么蚩尤也就自然地成为‘良渚国’的‘国王’了。”^[50]

黄帝、炎帝为中国古代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样，蚩尤也为中国古代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

第一，蚩尤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蚩尤统率的九黎部落联盟，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广袤的近半个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个因水而生、在江河湖海中成长起来的农耕部落，是当时三大部落联盟中由采集、渔猎到人工培育稻谷种植的杰出代表。

第二，蚩尤最早筑城“保民”。蚩尤部落是一支稳定的农耕部落，为防御游牧部落入侵而用夯土筑城，也许洞庭湖旁的城头山古城就是蚩尤部落所筑。据《太平御览》引用《黄帝玄女战法》云：“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又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可见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黄帝部落多次战败。《春秋谷梁传》载“城为保民为之也”；《墨子》曰“城者，可以自守也”。我们从中可看出，蚩尤用夯土筑城构筑防御工事，以“保民自守”，并凭借粮多、兵强、城坚等有利条件，使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屡战屡败，在中华文明上首现“积极防御”原生文明智慧的耀眼光芒！联想到伍子胥在苏州用夯土筑城不也就有源头了吗？

第三，蚩尤首创金属冶炼和兵器，被称为“兵神”。《吕氏春秋·荡兵》中写道：“蚩尤非做兵也，利其械矣。”这是说，为了战争的胜利，蚩尤在兵器上作了创造与改进，士兵们头戴面具，以角抵人，既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又可以震慑与杀伤敌人，特别是他研制铜制兵器，借兵器之利，与黄帝抗衡。青铜器专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蚩尤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很重要的贡献，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我想就是‘蚩尤造兵’，就是他发明了很多的兵器、武器，那么在这一点上说起来的话，各家的传说基本都是一致的，都认为是蚩尤造的武器，所以他武力很强盛”，这是蚩尤部落对中华原生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

第四，蚩尤首创和施行法制法规，以肃纲纪。《周书·吕刑》说“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路史·后纪四·蚩尤传》在记述蚩尤被擒杀后说：“后代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戒。”罗萍注曰“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我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首创了中华法制原生文明。

回过头来看，黄炎蚩为何打起来？只要研究一下“战争”的起源就知道。《西洋军事史》的作者富勒认为，在最原始的战争中，“战争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和经济性的……战争都经常是为了肚皮打的，不管是人的还是兽的”^[51]。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52]。这是解开战争起源之谜的“钥匙”。当然，黄、炎与蚩之战也有可能是为了“盐”。应该是“盐”的作用，使人的智力有了一次飞跃。一般的历史考证表明，在海边的先人是最早开始有意识吃盐的，那时的盐就是爷！蚩尤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海盐；二是在筑城与治水的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从现有遗骨来看，4 200多年前的良渚人个头已经不小，男人有的已高达1.7米。

图1-22　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刻文陶片

资料来源：《今日高邮》，2006年7月9日

在时光吞噬了的历史印迹中，事实总会逐步揭开文明的光芒，使我们在历史中望向未来的深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受的和平状态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生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所以他们使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部合乎实际。”^[53]

1993年扬州高邮市龙虬镇北出现了“龙虬文化”（距今5 500年至7 000年前），在遗址中有一片碎陶，上面刻有似鸟非鸟的四个象形文字（见图1-22），其中一个“宙”字经考证是鸟形转化而来。从这些古文字（陶符）记载中可见南方蚩尤部落源远流长。蚩尤理所当然为吴地始祖。

2.防风氏

历史与神话交融中的防风氏，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位悲剧性人物！通过历史的考证，我们可以在神话的迷雾中找到历史的真实。

在1万年以前，太湖中的三山岛上已有吴地先人，故南朝（梁）任昉编著的并为郭沫若收录的《述异记》一书所述太湖有防风氏，载曰：“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之三尺（1尺≈33.33厘米），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国语》中，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54]意思是，他是汪芒国的君主，统治封山、嵎山的人，为漆姓。据此，我们可视之为祖。

夏（前21世纪）时，防风氏之地在太湖南约50公里东苕溪河中下游的德清一带。水乡泽国的德清县，东南有个下渚湖，是一片很大的湿地，现已列为国家自然保护区。下渚湖，古时称封渚湖，史志上说因防风氏所居而得名。湖北有山，曰防风，唐以前叫封山，山麓有防风庙，东南二里许为嵎山。这封、嵎二山，恰好与孔子在《国语》上说的防风“守封、嵎之山”相吻合，说明这一带就是4 000多年前与夏禹同时代的汪芒国（后称防风国）疆域。现在那里有个防风庙，庙里有孔子说的这位“汪芒氏之君”。气势恢弘的大殿内，身高数丈（1丈≈3.33米）的防风神像端坐在祭坛上，头戴天平冠，面容慈祥，双手捧持朝笏。衣冠服饰，皆与绍兴大禹陵的夏禹塑像相仿佛。不过两厢壁画上的防风形象，“龙首牛耳，连眉一目”，倒是古书上描述的样子。壁画依据神话传说描绘了这位治水英雄的一生。他根据地势高低不同，带领先民们在山坡上垒堰筑坝，在平地挖沟疏导，将滔滔洪水北排太湖，南导钱江，东泄大海，使躲避水患栖身山上的先民们，得以下山来重新定居，耕种劳作，生息繁衍，使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防风古国。

图1-23　湖州德清防风祠

为纪念这位吴越先祖，杭嘉湖一带古时都建有防风庙。德清这座防风庙，最初为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当地县令贺循所立。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举行三天防风王庙会（见图1-23）。

防风居住过的下渚湖在庙前不远处，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满湖是摇曳的芦苇，无边无涯。绽放的芦花，犹如一片望不到边的绮丽云锦，从眼前向天际铺展过去。下渚湖原是注入太湖的东苕溪发洪水时的一片蓄洪区，难怪防风庙大殿楹联上，前人有“捍患到今留圣泽”的说法，指出下渚湖就是防风这位前贤留下的一片“圣泽”。据说，从前这一带祭祀防风神，还奏防风古乐，跳防风舞。我突然想到，像这样一位至今仍被传颂不衰的部族头领，最后却并没有得到与他事迹相应的结果。关于他的死，据孔子的说法：“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55]这是正式典籍上有关防风之死的唯一的文字记载，说的是他被夏禹所杀。关于夏禹杀他的原因，近年来除孔子的“后至（迟到）说”外，尚有“误杀说”和“借故说”，后两种缺乏历史依据，大多为民间传说和推测。看来孔子的说法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他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吴王使者来咨询会稽出土的大骨节一事，并非专论防风之死，说明这一历史事件在孔子心目中没有特别提出来讨论的必要。他在这里谈到禹杀防风时用的是个中性词——“后至”，“后至”也是一种“至”，并非“不至”，折射出防风与夏禹在政治上并不对立。如果他对夏禹怀有敌意，或者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就干脆不赶去会稽赴会了；如果他对夏禹个人品质和作风有什么看法，事先估计迟到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就会有所防范，决不会去自投罗网了。不管什么原因，防风毕竟是“后至”，招致“杀而戮之”，这多少有点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之外，也让后来不少人匪夷所思。但孔子似乎不这么认为，在解释清楚大骨的来龙去脉后，紧接着便向吴使介绍了汪芒氏这一部族，从虞、夏、商到孔子当时的演化历史，对防风之死未加任何褒贬，说明后至被杀，在孔子看来，乃是很正常的事。

也确实，如果将禹杀防风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就能正确理解。夏禹在制服洪水过程中，“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得到众多部落首领的拥护，为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统一奠定了组织基础。他照会各个部落首领，在会稽大会天下“诸侯”，这在历史上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标志着中华民族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的初步形成。大多数历史学家因此认为，我国国家组织的出现，开始于夏朝。夏禹对防风在这样重大关键时刻竟然“后至”，可以想见一定大为恼火，也许他在性格上也像历史上有的伟大人物一样，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就地处决了防风，而且“杀而戮之”，砍了头还要陈尸，也是够严厉的了。防风的头颅，就这样成了我们民族历史上建立最初国家的祭奠物。这听来多少有点残忍，有点血腥，但历史就是如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错杀”或者“误杀”，也不能因其被杀而否定防风生前的一切。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由于夏禹是黄帝后裔，史册上便尊为正统，而其他部族在史册上则没有应有的位置。传说在阪泉被黄帝战败的炎帝，虽同为中华民族最先的人文始祖，但正式典籍上有关炎帝及其后裔的记载几乎等于零，即便有也或多或少地带点歪曲和丑化。防风死后，意味着汪芒氏被征服，该部族人随之逃进江、浙、皖之间的群山里避难，其文化因此在历史上也相应失落。有关“汪芒氏之君”防风的治水等其他事迹，在典籍上自然不可能有记载，只能保存在其后裔的口耳相传中。据此分析，防风氏是当时的部落领袖，和大禹同时治水，分管江淮地区。他是先吴地区亦神亦人的治水英雄，是安邦立国、福泽吴越的始祖。

3.巫咸

巫咸乃苏州常熟小山人（生卒年不详），是商代太戊帝之国师。有关巫咸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尚书》中。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56]意思是周公说：“我听说从前成汤接受了上天的大命后，当时就有伊尹辅佐他，功德感通于上帝。在太甲时，则有保衡。在太戊时，则有伊陟、臣扈，功德感通于上帝，又有巫咸治理国家。在祖乙时，则有巫咸的儿子巫贤。在武丁时，则有甘盘。这些贤臣遵循为臣之道，尽心竭力地安定治理殷国，建立了广为流传的功业，所以使殷国的诸王能享受配天祭祀的礼仪，殷的统治才能经历了许多年代。”可见，巫咸是商太戊帝身边的一位贤臣。他的儿子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登基后，任宰相，也有贤臣之誉，皆是商王朝的有功之臣。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中有着较为详细的类似记载。太戊帝是在其兄雍己帝去世后继承帝位的，但他骄横不羁，遂使政道渐失。有一天宫廷内突然有一棵桑树与一棵树缠合交生，一夜之间竟长得有两个手掌合围那么粗。众人深感奇怪，桑谷都是野生之木，竟合生在宫内？太戊帝知道后也觉得不是好兆，会是国衰之象吗？他颇为惧怕，就先去询问宰相伊陟。伊陟正色回答道：“妖异现象的产生和国君不修王政有关，现在国君应当马上修养自己的德行。”随后伊陟又将此事告诉大臣巫咸，共商如何匡正太戊帝的失政行为。巫咸为此专门写了《咸艾》《太戊》等数篇文章，畅言治国之道，苦苦告诫规劝太戊帝。在两位大臣的谏佐下，太戊帝终于去恶从善，修身养性，使商朝中兴，诸侯归顺。^[57]

关于巫咸其人，还有其他传说，有说他是鼓的发明者；有说他是用筮（一种草）占卜的创始人；有说他测定过恒星，是个占星家、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他所总结的星表中有44座144颗星；《山海经·大荒西经》说他是管理百药的，因此他兼管巫、医……

巫咸虽然官居要职，但由于身处甲骨文时代，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直至汉以后才见到典籍史料中的片言只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历史记载渐渐出现了分歧，倒不在是否有他这个人，而在他的里籍与最终归宿地上。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俞秉麟先生做过专门研究：

一种为“吴人说”。《越绝书》记：“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县百五里。”说的就是巫咸出生在离吴县百五里（古代计量单位）的常熟虞山。

到了梁代，常熟有一块“真治碑”，据志书记载此碑是汉天师十二代孙张道裕在虞山南岭下建招真治（后改称致道观）时所立。元代碑失，但碑文留在文献之中，碑文中除了《越绝书》中的意思外，还进一步说明“咸居虞之小山”。虞山北确实有低丘名小山，近人尝将今小山村称为商相村。

晋代，徐广的《史记音义》又记“巫咸冢在海虞山上，子贤亦葬其侧”，他明确指出巫氏父子俩的墓址是在常熟虞山上。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里又在徐广记载上加按语：“巫贤，吴人。今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冢及巫贤冢。”北宋的《吴郡图经续记》中，还把苏州与巫咸联系起来：“吴郡，古八门。其一平门曰巫门，巫咸所葬。”苏州八门中出平门可至巫咸所葬的常熟，故平门又称为巫门。除此，南宋的《吴郡志》也记述：“虞山，今为海巫山，山即巫咸所出，海虞即常熟也。”常熟古称海虞，是为纪念虞仲；又称“海巫”，则是为纪念巫咸。

除了文字记载，明代以后的多数《常熟县志》进一步提到，宋代时在虞山西岭发现过巫咸墓碑，县令曾派人在其旁修墓立碑。

综上所说可以看出，东汉以来，巫咸就被传载为出自常熟的吴地人。然而，另有一说也不容忽略，那就是“晋人说”。由于吴、晋二说并存，势必引起后人的考证与质疑。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巫咸父子墓在虞山，子巫贤本是吴人”按语，其中的一个“本”字，就可以看出争论在唐代之前就开始了。俞秉麟先生指出，巫咸纷争的起源，很大部分源自虞山巫墓的湮没，及墓址的失记。虽然明崇祯《常熟县志》中有“墓在青龙冈，传者曰青龙冈乃宝岩者别名”之说，但宝岩又在何处？以前常熟人只知西门外有宝岩湾、宝岩河、宝岩村，哪一处是青龙冈的别名？即使明代大学者钱谦益，在读了巫公祠堂碑后，也同样感到困惑：“小石洞后有青龙涧，山势自西趋东，正当西北隅山（虞山）之发脉处，谓之咀宜，然亦非确据也。”另有明代诗人王宾，游虞山时也因找不到遗址而深感遗憾，留下了“旧说巫咸已上天，楚人歌里亦千年。相传住处今何在？一座青山县郭边”^[58]这样的诗句。可见“青龙冈”“青龙山咀”在明代已鲜为人知了，这无疑给寻巫者带来更多的困难。然而，时隔几世纪，一个意外的发现似乎给寻觅者带来格外的惊喜。

2000年6月4日，一支由苏州和常熟两家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在虞山西岭的“小石洞”上侧半山腰发现一堵横亘于山坳深处的石幕墙，岩石上三个擘窠大字——巫相冈，字径高达1.9米，宽1.5米，钟鼎文体，用双勾法镌刻；又在上方约50米处再度发现石刻，石状如龙头，石色呈青，沿山脊线向东延伸达300余米，起伏蜿蜒如同卧龙。龙头石高4.8米，长14.3米，石面阴刻“龙门”两隶体大字，字径宽2.7米，高1.9米，恰与下侧的“巫相冈”遥相对应。两处字体之大为虞山已见石刻中之最，经考证，石刻为宋代古迹。

最后，俞秉麟先生指出，随着“巫相冈”的重现，不但当年钱谦益对“青龙冈”的疑问可迎刃而解，而且如此宏大的摩崖石刻也显示绝非古代个人能力可及。这证明，宋代发现“商相巫咸冢”的古碑后，官方确实在此进行过隆重的纪念活动，修墓立碑外，还在青龙冈石壁上刻石作记。^[59]

为一探虚实，2006年3月20日上午，笔者又与邹振雄、沈志仁二位先生驱车直抵虞山西岭下，第一次上山尽管有人指引，因山陡林密，笔者还摔了一大跤也没找着。第二次在“小石洞”茶馆一位顾女士的带领下，终于在满山坡的松林中发现了“巫相冈”“龙门”的石幕墙，石呈青灰色，形如卧龙。此时我们三个年均60岁以上的老人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面对石幕墙，我们就地坐在厚厚松软而泛黄的由松针铺就的“地毯”上。“巫相冈”“龙门”五个大字，苍劲古朴，恢弘壮观，赫然在目，使我们忘却了疲劳，三个人围绕石幕墙上下左右来回数遍考辨，确认石刻系宋代古迹（见图1-24、图1-25）。站在石幕墙上，向西北方向望去，沃野千里，生机勃发，这确是一方千古不朽的难觅风水宝地。清初的徐崧酷爱山水，详考古今沿革，经过实地踏勘指出：“巫咸宅，按《越绝书》《旧图经》皆云：虞山，巫咸所居。旧志云在娄县山下。今娄县止马鞍山一山，无巫咸宅，当在虞山无疑。”^[60]“考之《图经》云：虞山者，巫咸所居，是则巫咸尝居虞山而葬于此耶？”^[61]

图1-24　常熟虞山西岭巫相冈

图1-25　常熟虞山西岭龙门

有人提出为什么吴、晋两地都有巫咸的墓、祠、碑等？笔者认为，此种现象在古史上屡见不鲜，同名、同姓、同地颇多。巫咸在晋一带活动频繁，晋人出于对神人（贤臣）的崇拜，有可能为怀念他而所为。吴地出现巫咸遗址非同寻常，因“本是吴人”的“本”字试可定论。

有人提出巫咸如果是吴人，则商时吴地尚属“断发文身”的夷蛮之时，他如何有能力进入相对来说已高度发展的中原？且当上了高官？须知，虞山临江靠海，一是有江海文化，二是巫咸的“咸”字亦有可能在当时表示“盐”字。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盐大大促进了人的智力发展。4 500万年前吴地就出现了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6 000多年前先吴人已会绘画织布；4 000多年前夏朝时，防风氏已有“问鼎中原”“防王作乱、数侵边境”的高超组织指挥才能，后人巫咸何故不能做高官呢？这显然是对“蛮夷”人的鄙视！

又为何归葬故里？稍有古史研究的人便知，“在商朝的《卜辞》中，总共记载了61次战争”^[62]。为避战乱，巫咸仰慕和谐的江南。乡愁是穿越时空的线，是他向往水乡宁静诗意的心。这种心理在本质上符合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的传统，他迷恋生于斯长于斯、聚族而居的家乡，即使“客居”他乡很久，迟早也要还乡，“莼鲈之思”的典故就是明证。江南（吴地）确是一个能让北叛的人南返，让做官的人弃官的地方。况且，那时“浮于淮、泗，达于河”，已有“金道锡行”，南北交通方便，人员、物资流动频繁。巫咸归故里自然顺理成章。随着研究与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今已进一步证实，巫相乃吴人始祖也（见图1-26）。常熟市大义镇《商相村志》中记载：“史海茫茫，岁月沉沉，小山地区先民巫咸、巫贤父子及其古老人文……世代相沿，陈陈相因。”

图1-26　常熟虞山文化三圣：巫咸、言子、仲雍

图1-27　泰伯木刻像

4.泰伯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63]（见图1-27）

吴太伯，又称泰伯（古“泰”通“太”），姬姓，商末岐山（在今陕西）人，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长子。古公亶父欲传位季历及其子姬昌，曾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在公元11世纪泰伯与仲雍离开故土周原（陕西岐山），长途跋涉来到江南之地，自号“句吴”（“句”读音为gōu，勾。古人认为“勾”是发语词，乃“本一字而为二字，古声双叠也”^[64]，即吴语的开口音），被后世奉为吴文化的宗祖。司马迁认为吴是诸侯国中资历最深的西周姬姓同姓国，所著《吴太伯世家》在《史记》的所有“世家”中排名第一；更主要的是司马迁在选择人物时，由他的精神追求——突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物，他在《自序》中阐明了记述主旨：“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①泰伯为何自号“吴”

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武王伐纣）后推翻了商纣统治，周武王和周文王传承了商的文字（甲骨文和殷金文）——汉字，恩泽了中华。遗憾的是商、周王朝皆垄断了文字（系城市文字），最早都是用于祭祀活动，平民百姓难以识别。与此相对，自从文书行政制度开始后，文字成了行政工具，这便有了史书的出现。但没有汉字的地方（如先吴地区）则无从留下记录传于后世。

图1-28　“吴”字甲骨文

殷商出土了多个甲骨文“吴”字，可见《殷墟书契前编》第四卷所载[见图1-28：（a）]。西周甲骨文在1976年2月及2003年12月两次批量出土，总字数虽不如殷商甲骨文，但第一批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凤雏村西周宗庙遗址，就获取西周甲骨文字292片，计903字，其中有两处出现“吴”字[见图1-28：（b）]。这个“吴”下部像奔跑的人，上部为大言的口，既像一个一面追赶野兽、一面大声吆喝的猎人，更像一个大步去砍伐森林、拓荒农耕的人。

一般认为，可能是信奉一个太阳（周王朝）的部族打败了信奉10个太阳（多中心的殷王朝）的部落。^[65]据此，笔者认为有二重含义：一是“拜天”“拜日”，大声祈求苍天保佑，这是周太王“敬天”的遗俗。它有可能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阴山的狼山段远古原始岩画——一个人，双脚呈环形（跪坐貌），两臂上举，双手合十，头顶上有一个圆形的图像（见图1-29），像正在礼拜。有关研究者一致将这幅岩画命名为“拜日图”。^[66]“口”字下一人，“吴”字义，不言自明。而古埃及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样古老，在埃及的万神庙壁画里，埃及诸神的头顶上都有一个球形物，或者手持圆球。笔者认为，埃及诸神的造型，本意与中国甲骨文相同，诸神来自天，故头顶上的圆形物亦是天之意（见图1-30），与“吴”字义不谋而合。可见，“吴”字不仅具有其民族的独特性，更具有其世界的广泛性、文化的同步性、图腾的相似性。公元前5 500年至5 000年的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就出土了一件“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图案，太阳上方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两侧护卫着一对像凤凰一样的鸟，强烈反映了吴越祖先对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二是商周时“吴呼小众人臣”，“吴，就是一个小藉臣的名字”，专管耤田（公田）的农官。^[67]二者综合可见，“泰伯奔吴”亦可能意在新的时空下，带领（监管）百姓开辟一个新天地，效忠于周王朝。这应是“吴”字的来历。

图1-29　阴山“拜日图”

图1-30　埃及的万神庙壁画

②泰伯到先吴地区的贡献(www.daowen.com)

“泰伯奔吴”带来中原和游牧地区的文化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土著文化相交融，创新发展出吴文化，并逐步确立了吴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泰伯功不可没。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实干。“吴国公族出自周室，因随越人习俗，被视为蛮夷。”（《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泰伯文身断发，入乡随俗，与当地先吴土著居民一起生活，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相传其曾“穿浍渎以备旱涝”——无锡清名桥一段俗称“伯渎港”，使当地百姓世受其利，“从而归之千余家”。

二是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笔者之所以称它为“先进”，是因为古代的时候，整个欧亚大陆之间的交流，草原文化是主要的桥梁。他们活动的地点大体是在山西的中部及陕甘之间，这正好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接触地，有较为广阔的视野。泰伯带来的先进理念在先吴地区的碰撞和融合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勾吴文化。

三是冲破“一元”文化，首创华夏文明大融合。泰伯从周源黄河流域而来，不仅给江南带来了黄河文明与畜牧业游牧文化以及先进的种植粟黍的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更主要的是传播了汉字（甲骨文），对中华民族的长久统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自号勾吴”（《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其本身就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视点！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史实证明，西周王权专制的确立是经历了一个艰苦过程的，它本是陕西、甘肃河套地区的一个弱小民族，自称“小邦周”，被《左传》称为“外地人”——从别的地方来的人，与“大邦殷”相较，是小巫见大巫。要建立西周的王权专制制度首要的任务是灭商统一全国的问题，这一重任实际上在周文王时期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武王灭商准备了条件，并为周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文化是以一个太阳——“天”为上的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取向，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的比较完整而协调的文化体系，至今仍有其巨大的精神魅力。泰伯不畏艰险，在商军包围的隙缝中探索前进，水陆并用，走走停停，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跨越大江大河，促进了大江大河的文明交流、融合与升华，开创了民间交流的先河；不动刀枪，避开烽烟，首创了在广阔的地域上南北文明对话，成为世界文明史上首屈一指的传奇人物（其奔吴路线详见第九章）。

吴地先人，从草鞋山陈州古国、良渚古国、凌家滩等古国始，“到良渚文化，内涵基本趋于一致。自此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步入文明的门槛”。可见，吴文化渊源久远。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的殷商文明和美洲的玛雅等文明可能是同祖的，其祖型文化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印第安人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可称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68]。

吴地始祖，从蚩尤、防风氏、巫咸始，到泰伯后，吴国早期屡有迁徙，《史记》三家注中已有记述，说明吴地先人活动的范围很大。考古发现，最早吴国城池现身镇江——丹阳珥陵镇“葛城”（古城东西长200多米，南北长190多米，城墙现高约5～6米，占地面积3.62万平方米），证明镇江亦是吴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尤其是1954年在镇江丹徒烟墩山出土的一批铜器，其中最重要的是宜侯夨簋及内壁上铸有的12行126字铭文（见图1-31）。

铭文中“除‘厥川三百……’外，还有‘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卌（四十）’，这些应均指土田居邑而言。从文字保存完整的‘厥宅邑卅又五’看，国中城邑分布于广大的疆域”^[69]。在距今2 560多年前的春秋中晚期，吴都迁至苏州。从寿梦开始（前585年），有七位吴王（寿梦、诸樊、余祭、余眛、僚、阖闾、夫差）造就了“强吴时代”。

图1-31　宜侯夨簋及内壁上铸有的铭文

【注释】

[1]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1919年12月末作。

[2]胡啸、许胡，《江西湖口：发现5亿年前古海洋生物化石》，中广网南昌2005年10月26日。

[3]《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4]徐良其、廖小兵、常旅，《常山“金钉子”改写江南地质演化史》，《浙江日报》，2003年1月3日。

[5]《科学家发现4.2亿年前新种鱼化石鳞片似铠甲》，新华社，2017年3月10日。

[6]程瑶，《2.5亿年前气候骤暖地球生物经历大劫难》，国际在线，2006年4月6日。

[7]常钦，《珍藏历史沉淀宝藏》，《人民日报》，2017年1月2日。

[8]黄兴，《我科学家重建喜马拉雅山抬升历史》，《北京日报》，2017年3月13日。

[9]王会信、李克祥，《江苏东山村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新闻网，2010年6月12日。

[10]（梁）沈约撰，《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第101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7页。

[12]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13]瓦西里耶夫，郝镇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66-367页。

[14]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第3页。

[15]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16]吴玉平，《断供火药拯救“人类祖先发祥地”》，人民网—江南时报，2003年10月30日。

[17]王子明，《句容出土旧石器》，《扬子晚报》，1999年12月29日。

[18]叶海，《浙江8年内发现83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点》，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10年6月3日。

[19]陈扬渲，《安吉上马坎旧石器遗址发掘获得丰硕成果》，《浙江日报》，2005年10月13日。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7页。

[21]陈淳，《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2005年2月15日。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页。

[23]苏秉琦，《太湖流域考古问题——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文化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11月。

[24]张冬素，《良渚遗址发现五千年古城》，《浙江日报》，2007年11月29日。

[25]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第362页。

[26]晏昌贵，《中国古代地域文明纵横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27]陆健、朱海洋，《专家热议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新发现》，《光明日报》，2013年7月16日。

[28]（日）平势隆郎著，周洁译，《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29]于1995年撤县改市，2000年设为苏州市关中区、相城区。为了反映原时代的风貌，文中所涉及的行政区划一律采用当年的名称，后文不再一一说明。

[30]张芳，《太湖地区古代圩田的发展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2003年广州中国生物学史暨农学史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

[31]参见李嘉球，《澄湖水下为何有街道》，《姑苏晚报》，2006年1月21日。

[32]苏州昆山锦溪古砖瓦博物馆。

[33]曾骐、蒋乐平，《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学编年》，《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4][日]宫本一夫著，吴菲译，《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1页。

[35]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河阳山歌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6]刘巍巍，《长江下游首次发现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级大墓》，新华网，2010年1月23日。

[37]王会信、李克祥，《江苏东山村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新闻网，2010年6月12日。

[38][日]宫本一夫著，吴菲译，《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39]参见叶辉、严红枫，《良渚文化遗址：中华文明的曙光》，《光明日报》，2014年2月17日。

[40][日]宫本一夫著，吴菲译，《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

[41]《蒋庄遗址入选“十大发现”扬州曾现良渚文化相似元素》，中国江苏网，2016年5月17日。

[42][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7页。

[43]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周语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5页。

[44]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周语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45]王国维撰，黄永年校，《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4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89页。

[47]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59年12月26日在长办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的发言》，《考古》，1960年第2期。

[48]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时代考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文物》，1978年第3期

[49]彭林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50]肖雷，《江苏兴化发现良渚文化墓葬群“蚩尤”面容或复原》，中国江苏网，2012年6月29日。

[51][英]J.F.C.富勒著，钮先钏译，《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1年，第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53][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2页。

[54]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55]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227页。

[56]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57]（西汉）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58]（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5页。

[59]俞秉麟，《巫咸之谜》，《苏州杂志》，2002年第1期。

[60]（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5页。

[61]（唐）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62]杜君立，《战争的历史》，《北京晚报》，2016年11月2日。

[63]（西汉）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28页。

[64]杨慎，《丹铅馀录》卷十三。

[65]参见[日]平势隆郎著，周洁译，《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3-344页。

[66]李卫东，《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海南出版社，2016年5月，第53页。

[67]姚政，《先秦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第193页。

[6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91页。

[69]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