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中华，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到良渚文化，内涵基本趋于一致。自此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步入文明的门槛”。^[33]

1.东山村遗址显现中华原生文明第一缕曙光

世上没有奇迹，有的是偶然与必然。张阳阳的维语歌曲《一见钟情》就是个偶然。而距今至少5 800年前的苏州张家港市金港镇东山村遗址中显现的中华原生文明第一缕曙光——社会的分层分阶确是个必然。

该遗址位于东山村的香山（海拔136.6米）。香山与长江边的十里长山遥相呼应，是一座和长江水同样走向的奇山。它曾经叫桃花山，相传春秋时期，这里桃树漫山遍野，如云霞灿烂。它也叫卧牛山、伏虎山，因其山形犹如巨兽，匍匐在广袤的大地上。但真正闻名遐迩的，还是香山。《乾隆志》卷二《山川》篇载：“由麓而上，曲蹬盘行，攀萝扪石，足底云生，相传吴王尝遣美人采香其上……”因有了这个美丽的传说，香山的名字，便从古时唤到了今日。

在远古时期，这里既是江海汇聚之地，也是北边黄淮河流域、西边长江上中游流域与南边太湖旁长兴百万年前古人类的接触地带，而“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34]。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视点。

山上的土石是赭色的，山间的风是清凉的。在“江南古陆”出现后，山的北面是奔腾不息的长江，年年岁岁惊涛拍岸，凿出了山北陡峭的山势和丛生的怪石；山的南面是蜿蜒的冈峦和徐缓的坡度，延展为平畴的沃野；而山的顶端则平缓开阔，有不少的残留古迹。山下至今还流传着古远的《斫竹歌》^[35]。

众所周知，随着良渚城址、大墓以及祭坛等的发现，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而作为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却一直没有大墓发现。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的重大发现，对考古界的认识是颠覆性的。

2008年7月至2009年11月，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先后在这里发现了10座大墓，已清理出8座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出土各类文物300多件。看现场，东山村遗址的整体平面近圆形，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500米，总面积逾20万平方米。遗址的中心区域位于遗址的中部偏北，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东部主要是小型墓葬遗址，中部为建筑区，发现有多座房址，崧泽文化时期房址达5座，遗址的西部主要是大型墓葬（见图1-15）。不久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参观后，将其称为“崧泽王”。其中编号为M90的墓葬创造了迄今为止崧泽文化墓葬中的多项之“最”：一是墓坑的规模最大；二是墓葬内出土的玉器最多——19件；三是墓葬内出土的大型石钺最多——5件；四是墓葬内随葬品的总数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最多的一座，共有56件（见图1-16）。

图1-15　东山村遗址

图1-16　东山村遗址M90中的随葬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认为，东山村遗址出土的文物是目前中国研究古代社会分层分阶出现的最早实例，是同时代中黄河流域不可比拟的，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早期高等级显贵墓群的发现以及与小型墓埋葬区域的严格分离，将改变学术界以往对崧泽文化尤其是崧泽文化早中期社会文明化进程的认识。^[36]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徐光冀对东山村遗址的考古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今天看了现场，觉得这个遗址把长江中下游的文明向前推了一步，过去我们只知道良渚文化达到了一个巅峰，但是它从何而来？一直没找到源头。东山村的发现为这个寻找提供了太多重要材料。”最大的一座崧泽文化时期的房屋面积约有80平方米，且遗留的柱洞很大，特别是墓地按尊卑贵贱分开使用。种种细节让徐光冀非常兴奋：“氏族头领和平民已有如此明显的社会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阶级分化了。”他还对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大型石钺、石锛不是实用器而是礼器印象深刻，比如M90中随葬的5件大型石钺和1件大型石锛，磨制非常精致却未见使用痕迹。

氏族社会、部落文明发达与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社会分层分阶。“分层”这个词，最初是个地质学的概念，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们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的纵向结构。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它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在社会学界，基本上认为社会分层根源在于社会差别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差别的存在，才意味着有高低、层次和贫富之分。

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三大奠基者之一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核心是划分社会层次结构必须按照三重标准，它们分别是财富、威望和权力。首先，财富是经济标准，他认为依据财产的差别，就可以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其次，威望是社会标准，他认为个人在所处环境中得到的声誉差别，可以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身份群体，从而来划分阶层；最后，权力是政治标准，权力地位取决于人们强行实行自己权力的可能性和程度，权力最关键的来源是科层制（内部分工、职位分等的大型社会组织）。在他看来，这三个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又可各自独立来划分阶层结构。韦伯的“三位一体”社会分层理论对社会学界影响很大，也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出现，在方法论上，形成了与卡尔·马克思一元阶级分层理论相对应的多元分层理论。

东山村遗址出土的文物是目前中国研究古代社会分层分阶出现的最早实例，为良渚文化高度的社会文明找到了源头。

一般认为在人类早期生活中，生活状态是平等的。但东山村遗址中不同形态、规格的墓葬，已经体现出在平等的社会生活状态下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等级。比如遗址西区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大墓葬区，而东区则是平民状态的小墓葬区，这种社会生活状态在研究早期人类文明过程中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它时间早——5 800年以前，在全国的早期文明起源中是最早的。第二，它反映的地域文化面貌非常有特色，出土的玉器、陶器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第三，很多相关的房子、居住区、相关墓葬，反映了早期该地域先民们繁荣的生活状态。以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为首的国内文物界的权威专家来到该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纷纷为东山村遗址题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教授李伯谦称东山村遗址“独一无二”。东山文化还跨越了长江，逐岛漂流，使崧泽文化向北继续扩散，形成了龙虬庄与青墩文化。

东山村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华的早期文明起源距今至少已经5 800年，从全国范围内看，原来以为是5 300年，现在又向前推进了500年。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如果说距今5 000年前左右，中国整体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黎明’，那么东山村遗址好比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它比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域文明先行一步，也进一步证明长江流域是已知中华文明最早的源头。”使我们见证了中华原生文明的“胎记”。^[37]

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柏指出，东山村遗址出土的三种新造型玉器（见图1-17），到目前为止没发现过。不过，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指出，图1-17（a）中“特别的绳纹尖底器”，这种特殊的像炮弹式的“厚壁尖底深体形陶器，是制盐时用来煎煮海水的陶器”^[38]。它还原了6 000年前当时先吴人的生活、经济、手工技术及社会进化状况，这十分宝贵。“天生者称卤，煮成者叫盐”（《说文》），先吴人比传说的炎黄时期开始煮盐还要早1 000多年。

图1-17　东山村遗址出土的文物

2.良渚古城是中华文明最早的“王国”文明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指出：“良渚文化遗址群是实证中华5 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80多年来，良渚文化遗址在经历了一次次“轰动世界”、一次次“石破天惊”的发掘之后，随着历时1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的公布，良渚遗址的神秘面纱被渐次揭开。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联名发表的《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良渚、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3 000年至2 000年之间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这一结论表明，良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已改写了我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时间、方式、途径的认识。(www.daowen.com)

1936年5月，其发现者——西湖博物馆一位当时年仅24岁、1929年毕业于半工半读的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的工作人员——施昕更（原名兴根，良渚镇人），在良渚发现并试掘了6处以黑陶和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拉开了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工作的帷幕。195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一直是以黄河为中心，江南属“化外之地”。20世纪初掀起的考古热，陆续发现了周口店、西阴村、殷墟、城子崖等遗址，都为“黄河中心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良渚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39]

图1-18　右上方图为良渚遗址出土的刻有神人兽面图案的玉琮王下图为局部放大图

（邓聪供图）

良渚博物院院长蒋卫东说：“1973年是良渚考古的又一个里程碑。”“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198号墓的发掘，首次使得琮、璧、钺这些长期被定为‘周汉古玉’的玉礼器，回归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之中。可以说，玉礼器的发现快速改变了对良渚文化内涵的认识，提升了良渚文化的地位。当年《光明日报》对此也做了报道。”1986年，反山墓地的发掘震惊世界，11座墓葬出土3 000多件玉器，这是迄今为止出土良渚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次。反山十二号墓中发现一件高8.8厘米、重6.5公斤（1公斤=1千克）的神人饕餮纹玉琮，这是良渚文化的“琮王”，代表着墓主人崇高的地位（见图1-18）。

玉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形体原创意义的器物，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大的玉器。其内圆外方的形体造型，是中华上古“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直观体现，中心部分为圆柱状镂空，被认为是连通天神与地神的通道，表露沟通“天人合一”的愿景；表面精雕细刻，刻有名为神人饕餮纹（早期称为眼目纹、兽面纹）玉琮，巨目凸出，把太阳视为天眼，崇拜一个太阳。专家解释说，玉琮表面的图案是一种与祭祀和原始宗教巫术活动有关的器物，一般称其为“神徽”。“神人”可能代表神化了的酋长形象，也可视为“族徽”或“王国”的“国徽”，至少说明良渚文化已经由崧泽文代的酋邦时代进入了神权时代。它属于威信物，并借助神的威信统领群体，以维持自身的地位。“从莫角山遗址等处的建筑遗迹来看，社会群体的团结通过祭祀活动得以实现，已形成了宗教祭祀国家的原形，如果说见于商周青铜彝器之上的饕餮纹的原形就是玉琮的兽面纹的话，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包括祭祀活动在内的祭祀统治权的原形也许就来自良渚文化。”^[40]

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千余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也即世人所说的文化“断层”，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笔者认为，“失踪”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汤汤洪水”的海侵摧毁。在公元前3 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至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变暖，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入汪洋之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认为“这次气候转变与中国文明起源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暗示了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进一步认为，4 000年前的洪水导致了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没落。笔者实地考察的草鞋山陈州古国和良渚古国以及河姆渡与罗家角文化遗址之上都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即《尚书·禹贡》中所说：“厥土惟涂泥。”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可达1米以上。这样厚的淤泥或泥炭，绝不是一次洪水（或顷刻）所能造成的，而是长期被水淹浸的结果。最新考古资料一再证明：草鞋山陈州古国和良渚古国一些文化遗址，如今还深深地埋在太湖、陈湖、芙蓉湖、阳澄湖、九里湖、淀山湖等湖底。

良渚、草鞋山陈州古国的先人们在不可抗事件下，四处奔逃。最近在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专家发现了一件不属于古蜀文化的十节青玉琮，其制作工艺、造型风格、纹样图案与良渚文化风格完全相同。同时从玉琮表面有油腻的光泽看，这件玉琮的制作年代在公元前2 000多年，是辗转千年后才埋入地下的。就在此时或之后不久，在江西、安徽、河南、广东、四川等地都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是玉琮。这么多玉器在如此广大的区域被发现，不会只是族群间的交聘、馈赠，很可能是族群向不同的地方迁徙的结果。

这些族群主要有三支：

其一，南下的一支到达粤北（今广东省北部）后融入了石硖文化，为发展石硖文化做出了贡献。

其二，主体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为发展中原文化做出了贡献。草鞋山陈州人和良渚人部族虽然是一个强悍的部族，可是到达中原后，受到当地部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如2011年10月在江苏省兴化、东台蒋庄遗址抢救性发掘中，共清理出良渚文化墓葬284座，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发现保存骨骸最为完整和丰富的墓地，“墓地中发现无首、独臂、无掌或身首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很多，可能与战争有关，换言之，他们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41]。

其三，借“汤汤洪水”逆水行舟西行。在最近成都金沙遗址和1998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出土的一批良渚式玉琮，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支良渚族群遗留下来的。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介绍说，早在1997年发掘三星堆遗址仁胜村29座墓葬时，就已显现出良渚文化的因素。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以玉石器为主，而这种习俗在以往的宝墩文化遗址和墓葬中都不曾发现过，但这种习俗却正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中仁胜村墓地出土的玉锥形器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型。良渚族群的到来，可能加速了宝墩文化（距今3 700年至4 500年前）的消亡。同时，这支族群所带来的玉器加工技术则为后来古蜀国发达的玉器制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金沙文明的辉煌也是由多族群的交往、融合而铸就的。

最后留存的先民，在“汤汤洪水”的海侵下，部分逃走到200米以上的山上，经过200年左右艰苦卓绝的奋发图强，创造了“马桥文化”，进一步发展了“湖熟文化”。

良渚的文明史，犹如一部谜写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所以也不能绝对排除躲避战争或仇家的灭绝性屠杀。近代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孟德斯鸠（1689—1755）指出：“如果我们根据想象把世界划分一下的话，我们便要惊奇地看到，最膏腴的地方几乎在大多数的时代都是荒芜的，而在那些土壤似乎什么都不出产的地方却出现了强盛的民族。一个民族总是离开坏的地方去寻找较好的地方，而不是离开好的地方去寻找较坏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受侵略的多半是那些得天独厚的国家。而且‘蹂躏’和‘侵略’就像形影之相随，所以最美好的地方也最是常常被弄得人烟稀绝；而那些北方可怕的地方反而经常有人居住，就因为那些地方是难以居住的。……可见，这些气候优美的地方，从前曾经被其他民族的移动弄得人烟灭绝；而我们不知道这些悲剧经过的情形。”^[42]如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气候的变迁，使半岛由史前的绿洲变为了现在的沙漠。

3.凌家滩古国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溯到更加久远

器物是文化交流的载体，也是文明发展的见证。

第一，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1 000多件玉器中，有玉璜、玉坠、玉管、玉铲、玉饰件等，多呈翠绿色，色彩亮丽。其种类之多、造型之美、制作之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比拟的，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上述已经指出，凌家滩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个玉人，方脸、阔嘴、细长目，呈站立姿势，背面扁平，有对钻的小孔。研究发现，5 300年前凌家滩的先民，用直径不超过0.17毫米的钻管在玉器上钻出直径0.15毫米的管孔芯，比人的头发还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微型管钻工艺技术，即使是在科技相当发达的今天，我们也只能用激光才能完成，所以这还是一个谜。

图1-19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石钻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有别于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表现了独具特色的中华玉器文明。其中刻有原始八卦图的长方形玉片和腹部刻有圆圈纹和八角星纹的玉鹰，最能体现先民的原始思想。玉龙造型完美，刀法简洁，栩栩如生，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出土的石钻，是20世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见图1-19）。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起始阶段不可多得的实例。

第二，“红陶块”是经过800～1 000℃的高温烧制而成的，质地坚硬，至今我们仍很难将其砸碎。中国古建筑协会会长杨鸿勋先生认定：红陶块属人类有意识加工的建筑材料，凌家滩的红陶块应是中国人类建筑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是现今我们所用各类砖的祖先。

一口古井，发现于红陶块遗迹中，该井井壁上半部系用红陶块圈成的，直径为1米、深3.8米。井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凌家滩的先民们此时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因为他们已知道饮用干净卫生的井水了，但从井底仅有少数陶片的现象以及井的位置来看，它应不属于一般人都能使用的水井，而很可能是最高权力者使用的，或有重要的祭祀活动时才使用的“圣水”井。该井使用人工建筑材料和垒建技术，为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实例，堪称一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水井。同时发现的红陶块大面积铺装而成的聚落广场，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一把石铲重达4.25公斤，尤其是2007年6月24日发掘出土的一只5 500年前的玉猪，由较为粗糙的玉石雕刻而成，土黄色、卧状，眼睛、嘴巴清晰可见，玉猪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高约30厘米，重量达85公斤。这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把石铲和一只玉猪。

第三，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版，有可能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溯更为久远。据古代文献记载，“三皇”之一的伏羲是“始作八卦”者；《太平寰宇记》记载：“伏羲于蔡水得龟，因画八卦之坛……”这些记载都反映了伏羲作八卦和龟有一定的关联。而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玉版则以实物印证了这种关联的存在。这两件玉龟和玉版是叠压一起同时出土的，说明这两件玉器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应为占卜工具。更令人称道的是，此两器物在出土时，玉版夹放在玉龟的龟甲里面，和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元龟负书出”（《尚书中侯》）、“大龟负图”（《龙龟河图》）如出一辙。可见，凌家滩出土文物中所含的八卦等史前文明信息，有可能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溯到距今7 000年至8 000年前，甚至更久远，因而该遗址被列入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

吴地原生文明、发明创造众多，将在下面几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