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是人的自然史。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DNA，但是我们却有理由庆幸自己，被“自然”地列入“人类和人类意识”的范畴，被确定不疑地归结于某一条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化河流。从中国的女娲补天、抟土造人，到《圣经》的“创世纪说”，再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身起源问题的探索。

1.先吴人

至少在1万年之前，江南古陆已是篝火跳动的世界。“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11]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12]俄国著名的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13]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的富兰克林曾宣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14]。史料证明，中国是世界人类主要起源地之一。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5]。在中华历史的长河和广袤的土地上，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长阳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银山人、桐梓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巫山人……“1994年春天，一个由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发布消息：在中国江苏溧阳上黄水母山上发现了距今4 500万年的‘中华曙猿’以及63种分属13个目的哺乳动物群。”^[16]

研究表明，“中华曙猿”是迄今为止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可见，通向智慧生命之路也可能就是从先吴古国起步的。上黄水母山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誉为“人类发祥地”。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这样评价：“中华曙猿在中国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相媲美。这是中国20世纪古生物学上又一极为重要的发现。”也是挑战“人类起源非洲”说中中国的一枚重重的砝码，打破了美国著名人类学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威廉·豪厄尔斯教授提出的人类单一起源说，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了1 000万年。

先吴古国的先人从哪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江南地区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亦可从我国北边来，亦可从南边来，亦可从西边来。因为进入更新世后，是原始人向现代人演化的时期，在我国至少有6种（古西北、古华北、古蒙古、古东北、古中原和古华南）相对独立的古人群。沙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认为：“有关人类事件的一项特性，是极不可能的会变为可能的。”根据苏秉琦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满天星斗”说、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论”，先吴人亦可能就是上黄水母山类人猿，亦可能是“南京直立人”……

据《江宁文物》载，1993年3月13日上午，挖土农民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南侧下方的小洞内挖掘时，发现了一具人颅骨化石（即1号颅骨）。1993年4月17日，南京市博物馆又从接受的动物化石中发现了另一具头骨化石。当时该化石胶结严重，仅露出一小块骨面，后经处理确认是颅骨化石（即2号颅骨）。经鉴定，两块头骨化石均为约50万年前的人猿头骨，初步确定1号头骨为年龄30岁左右的女性，2号头骨则为35岁左右的男性。两块化石被称为“南京人”头骨化石。“南京人”头骨的出土，在国内是继“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等之后又一重要的古人类化石。2005年10月12日，由9名法国考古专家与中国方面组成的近30人的科研小组又来到汤山，正式进驻猿人洞，穿过50万年时空，开始了“南京人”化石面世后的首次学术性考察工作，寻访全人类之根。

图1-3　南京猿人——20多岁妙龄少女头像成功复原

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21日

徐钦琦教授是《南京直立人》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长年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是最早接触葫芦洞化石的研究者之一。回想起南京猿人“现身”汤山的始末，徐教授记忆犹新。他认为南京1号头骨化石应该代表一位女性，年龄在21岁至35岁之间（见图1-3）；2号头骨则代表一个壮年男性，与周口店猿人和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都更进步一些，有可能处于猿人向智人过渡的阶段。通过对葫芦洞内古脊椎动物骨骼的研究，推测南京猿人生存于距今大约12.7万年至50万年前，和20万年至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与这两种猿人共生的动植物也大致相同，表明在几十万年前，南京地区曾跟北京周口店地区的气候相似，同样拥有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

1999年12月，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句容市华阳镇东南约14公里放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历时30天，出土了一批与南京猿人同时期的石器，300平方米内发掘和采集的石制品共54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球、镐、薄刃斧、雕刻器等。石制品出自下层黄土中，时代为中更新世中晚期，填补了江苏旧石器时代早期只有古人类化石，缺少人类文化的空白。经专家考证，放牛山是中更新世地层（10万年至100万年前），出土的石制品属于旧石器早期，绝对年代大于30万年，与汤山南京猿人属于同时期。^[17]句容地处长江南岸，是宁镇山脉中段与茅山丘陵的交会区，属北亚热带中部的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 018毫米，年平均气温15.19℃。句容地势以低山为主，最高山峰宝华山海拔444.9米，其余在300米以下，平原仅占12.42%，境内由秦淮河水系、太湖水系和沿江水系等组成，已发现的除放牛山外，还有塔子塘和陈武乡陈塘庙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南京直立人”有可能沿着茅山丘陵、太湖水系步入江南各地。

先吴人亦可能是安吉上马坎古人类。2002年9月至2010年5月近8年内，考古专家在太湖南岸共发现83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点，遍及湖州吴兴、长兴、安吉、德清、临安、浦江等县市。^[18]2002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浙江省考古所在安吉县溪龙乡溪龙村发现人工打制的石器，后来经过近一年发掘，出土石制品43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锥、手镐、短镐、雕刻器、尖状器等，具有石制品分布密度大、种类丰富、延续时间长的特点。据浙江省考古所副所长徐新民介绍，网纹红土层一般时间跨度为12万年至78万年之间，而目前上马坎遗址已经发掘到网纹红土层下的砾石层，该砾石层可能属于早更新世（距今100万年至300万年前）。依此推测，上马坎遗址至少在80万年以前。^[19]上马坎古人类有可能沿着西苕溪、天目山进入太湖、宣城地区。苏州太湖三山岛上也出现了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加工厂。可以断定更新世时期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时代（约200万年前，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能人——能制造工具的人出现了。中更新世晚期，萌生于大约20万年前，直立人逐渐进化为智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人类文明开始萌生，先吴古国已是遍布火光，多元融合。

进入全新世后（从1.5万年前至现在），据《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尧典》《国语·楚语》等记载，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被统称为“狄族”“戎族”，以犬为图腾；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原地区，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以猛兽为图腾，是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今北京西桑干河边的涿鹿县），炎帝联合黄帝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战，蚩尤败北被杀，九黎族一部分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了黎国，留有“黎民”（现泛指庶民、普通百姓）的名称。马克思曾说：“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申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与半神要古老些。”^[20]这个原理，同样说明了先吴人的存在远比黄帝要古老得多。

2.先吴“古国”

“古国”二字，文献上多有记载。由于生态环境条件不同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地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也不尽相同。中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国家一直处于石器时代，近东的早期国家形成于铜石并用时代，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形成于青铜时代，而欧洲大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早期国家形成于铁器时代。非洲、大洋洲、中美洲以及欧亚草原游牧地区的早期国家均未伴有文字和城市的形成。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就能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比如，印加帝国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时，仍处于使用打制石器和玉米栽培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21]

可见，国家起源是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说文解字》上说：“国”者，“邦也”，也即西方塞维斯（Elman R.Service）提出的“酋邦”（Chiefdom）。他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民族学上可以观察到的人类社会组织，提出“群队→部落→酋邦→国家”这样的演进进化模式。这个模式在国外的文化人类学者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认为酋邦是由部落到国家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即准国家的过渡阶段或形式。

恩格斯指出：“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22]对此，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变三部曲，并明确地将古国定义为“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暗示古国是脱胎于部落的。而部落是聚落群内的“都—邑—聚”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如苏州，先有东中市的“都亭桥”，后才有了姑苏古城（又名阖闾大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者曰邑”，而聚落群中又有大、中、小之分。

“方国”，《说文解字》上说：“方”者，“并也”。像船板一样，一块一块地“合并”起来，形成一个小国。不论是古国还是方国（小国），都是由聚落形态演进而来的。文献记载，夏禹时有万国，商代初年有3 000余国，武王灭商时有1 800国。当然，“万”可能只是一种习惯的虚称，但是3 000、1 800这样的数字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不是所有的部落、聚落群都是国家，有的发展到国家，有的一直处于原始的状态，等着被别人兼并。根据文献记载，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大约是70多个，不会超过100个。可见，当时大多数的国家是古国，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参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部落的七个特征，及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构成“古国”（部落、聚落群、酋邦、方国）至少需具备如下要素：

①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古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捕鱼和种植。

②有独特的、仅为这个古国所有的方言。

③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④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最高首领。

⑤人人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长江位于温带适合农业耕作的地区，最适合人类繁衍、居住，尤其是下游“太湖流域是一个单独的区系类型”^[23]。早有干族、防风氏部落酋长，尤其是在大禹联合治水过程中，吴地先民团结协作，开创了先吴古国王权组织协调、指挥生产的先河，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焕发出伟大的创造力。”“三江既入，震泽厎定”，通过长江、“金道锡行”（即古代南方铜锡入贡中原或交易的道路）等通道，多元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了先吴古国，成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速度最快、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对照上述五大要素，先吴古陆地区至少存在以下三个古国：

（1）良渚古国

2013年8月，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公布了10项“2011年至2012年度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9项“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在全球考古学界尚属首次。我国共有两个考古项目入选，太湖南边的良渚古城田野考古发现就是其中之一。

发现于2007年的良渚古城，被专家称作是一次绝不亚于商都殷墟的考古发现，它不仅将良渚文化的文明时期从“文明曙光初露”推向“成熟的史前文明”，更像一把金钥匙，开启了人们对一个当时势力遍及半个中国的“良渚古国”的大胆猜想。

①有良渚古城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宣布：经过18个月的努力，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莫角山四周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完整的古城墙基址（见图1-4、图1-5）。

图1-4　良渚古国遗址

图1-5　良渚古城城墙基址

资料来源：新华社

据目前调查、勘探和试掘的初步结果显示，四面城墙围绕的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东西长约1 500米至1 700米，南北长约1 800米至1 900米，总面积约290多万平方米，大约有400个足球场那么大。考古学家称，这是继20世纪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每段城墙有40米至60米不等的宽度，城墙的底部是高低不平的石头地基，在石头基础上是一层厚厚的较纯净的黄土堆筑，最上面则是比较硬的黏土。城墙保存较好的部分地段地面上还残留着约4米高的城墙。据良渚古城遗址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说，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当为距今4 300年至5 300年左右，根据城墙外侧叠压的堆积中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其始筑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后判断。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莫角山大型土台遗址、反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周边众多遗址点组合为一个整体，改变了良渚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阶段。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实地考察之后明确指出，这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24]

②有多层次的社会结构

从墓葬的规模等级看，良渚文化的社会成员有五个阶层：

第一阶层的墓葬是良渚文化的最高中心。如余杭反山M12（字母为编号，下同），最近了解的材料显示，墓主一手持钺，一手还握着一柄特殊的杖，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书·牧誓》中关于武王持黄钺和白旄的记载，M12的墓主应该就是“良渚国”的国王。

第二阶层是次级中心。如青浦福泉山M65。

这两个阶层分别是两级中心某一特定时期的最高统治者。

第三阶层的墓葬以随葬大量玉器为特征，大多数在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根据随葬玉器的不同种类，第三阶层还可以细分，分别代表贵族集团内部的不同身份与职掌。

第一至第三阶层属于上层贵族，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

第四阶层的墓葬只随葬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个别有少量小件玉器。这一阶层主要为社会普通成员，属于平民阶层。

第五阶层的墓葬不随葬任何器物，可以看作是平民阶层中的贫穷者。一般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最低。

可见，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相当明显。从一些大墓看，墓主人拥有大量象征财富、神权和军权的玉琮、玉璧、玉钺，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地位显赫，应该是超越于部落之上，集政权、军权于一身的集权式首脑人物，出现了显贵阶层。殉葬制度的出现，更使人们非常直观地看到了阶级的出现。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在祭台上发现的大量墓葬，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据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巫师。巫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合一的象征，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③有自己的宗教

出土的大量玉器都刻画着相同或相似的“神徽”和兽面纹，且已成为良渚文化圈里共同崇拜的偶像，这说明原始宗教和政权形式已经形成，原始的多神崇拜已被一神崇拜所取代。如收藏于美国华盛顿费利尔美术馆的四件良渚文化玉器，很可能就是氏族族徽性质的图像（见图1-6），并以鸟作为宗教的崇拜物。

图1-6　四件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古国以宗教为源泉，社会组织高度一体化，各层贵族以宗教的力量掌握不同的政治运作权与财富支配权。为了使社会机器顺利运转，良渚人一直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到各层贵族的精神活动领域，其物质反映就是遍布于各地的祭坛，大量精美玉器的生产、使用和随葬。贵族统治者通过此类活动弘扬其意识观念，并从中获取和加强管理社会的力量。可以说良渚社会各层面的活动均以玉为中心，玉是良渚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在显示宗教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并借以促进群体内的向心程度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且在中原、巴蜀、石硖等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④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广场”(www.daowen.com)

大观山果园一带的莫角山遗址位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中心区，是良渚人的宫殿遗址。整个遗址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呈长方形，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相当于50个足球场的面积。周围有反山、瑶山等贵族墓群与大型祭台。在这个大型的建筑基础上，有大片五六米高经夯实的土层、夯窝，成排的大型柱洞。中心地区1万多平方米是一个大型建筑的基址，成排的大型柱洞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矗立过恢弘的“殿堂”。该遗址是整个良渚文化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相当于后来的“皇城”，专家把它称为“5 000年前的紫禁城”。它们共同体现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的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是城乡分化的顶端。金字塔的高端以玉琮为中心，目前随葬玉琮的墓地和曾经出土过玉琮的地点已有数十处。城乡分化的金字塔中端和底端是不能使用玉琮和很少使用玉器的中下层聚落，分化为3～4层的聚落形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即以金字塔尖端为最高统治集团的、多层次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明显标志。目前已经确认的良渚文明次级中心都分布在杭嘉湖平原和东太湖平原。而钱塘江、富春江以南地区，因自然环境的阻隔，则属于另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三山文化”。

⑤已经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

良渚古国不但已经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并且初步掌握了运用文字的技巧。如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的一件良渚文化陶壶上，刻有一行9字，可释读为：“孑孓人土宅厥肱□育。”^[25]余杭南胡出土一件黑陶罐，肩部刻8个字——“朱方到石，网虎石封”，意思是：朱方（人名）到石（地名）地去，在石的境界内用网捕捉老虎。^[26]在良渚古城东边的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中发现的240余件器物上有刻画符号，有单个存在，也有几个组成一组。单个的符号很像一件件事物，比如旗帜、鱼虫等，其中有两个像现在的“人”字。李伯谦欣喜地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像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石钺上出现的字符排列有序，重复出现，符合文字的一些特点，而且从原始文字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些文字已经处于高级阶段。虽然目前将其完整释读较为困难，但其具备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27]（见图1-7）。文字是在人民中萌芽的，“有的即使有文字也不是汉字，或者使用自己特有的文字”^[28]。

图1-7　庄桥坟遗址石钺上的文字（正面） 石钺上的文字（反面）

可见，良渚古国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明化发展过程。在宗教旗帜下，良渚古国的社会运行机制具有惊人的力量。“良渚文化遗址群”中出土的五千年前一位军事首领墓中有48把玉钺、琮、璧、镯、钩及玉礼器等珍品，有力证明了良渚乃泱泱古（王）国。

（2）草鞋山陈州古国

位于苏州阳澄湖与澄湖一带，由草鞋山与陈州（又名陈湖、沉湖、澄湖）组成，遗址距今约6 000年前至800年前，这是一幅完整的历史长卷，被考古界称为“江南史前文化标尺”。

①草鞋山遗址

该遗址为1956年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文物普查中所发现，因当地砖瓦厂取土时发现文物，南京博物院于1972年9月开始探掘，2013年被国务院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位于苏州唯亭镇阳澄湖南岸，东西长260米、南北宽170米，总面积约4.4万平方米。著名考古学者石兴邦教授说，江苏吴县^[29]草鞋山遗址的堆积厚达11米，按土色土质不同可分十层堆积。经南京博物院和地方考古人员发掘，揭露出五个时代的文化层次，即马家浜文化（第10、9、8层），崧泽文化（第6层），良渚文化早期（第4层）、晚期（第2层），最上层是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每层都有该时代的文化遗迹和墓葬，既是一个“文化地标”，又是从6 000年前到2 000多年前江南地区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奴隶制末期的一部通史（见图1-8）。

图1-8　6 000年前草鞋山遗址

该遗址有40余块水稻田，由浅坑、水沟、水口和蓄水井组成，其中一处被揭露的长30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呈多行排列、西南向东北走向、相互连接的30多个浅坑，浅坑面积一般为3～5平方米，个别小的约1平方米，大的约达9平方米，坑的形状呈椭圆形或长方圆角形。浅坑沿一低洼地带分布，两侧有土冈，东部及北部边缘有“水沟”和“水口”相通，“水沟”的两端有“流水坑”“蓄水井”，显然这组遗存与水的设施关系密切，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为人工栽培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当时中日合作进行马家浜文化水稻田的考古，日本考古队打开堆积层，看到远古的水稻田时就震惊了，称赞这是不亚于西安兵马俑的考古发现。”当时陪同科考的唯亭镇原文化站站长沈及回忆道。

图1-9　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五节玉琮

该遗址发现了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和各个不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清理出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迹、11个灰坑（窖穴）和206座墓葬，出土了陶、石、骨、玉等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共1 100多件，其中包括玉琮、玉璧、镂孔壶、四足兽形器等珍贵文物。一件兽面纹五节玉琮，上下四角，刻出繁缛的兽面特别引人注目（见图1-9），为后来的良渚遗址寻找玉器等文物提供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在遗址最下层发现了居住遗迹，约有三四十根竖立于地面的残柱，有的柱脚下面垫放着一块或几块木板，类似后来的柱础，还出土了留有草绳、草束、芦席、竹席、芦苇秆印痕的红烧土块，它们都与房屋的屋顶、墙壁有关。木桩标本的碳-14测定，经树轮校正，这一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6 275年前左右。

遗址底面上暴露出三组器物，这是一个男性附葬两个二次葬人骨（判断为女性），并殉葬一狗，随葬数十件精美陶器和璧、琮、斧、钺等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这个编号为198号墓墓主的身份显然属于当时的显贵阶层，掌握着神权、政权和兵权。

苏秉琦教授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讲话时，称草鞋山遗址是古吴越地区的“典型突破口”。1977年他还说，草鞋山上层的良渚文化玉琮，在《周礼》上就有记载。如果不是阶级社会，那也是阶级社会的前夜，已经踏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②陈州遗址

位于草鞋山南边约12公里的水下都城——澄湖（又名陈州、陈湖），距今约5 500年前至800年前。澄湖略呈三角菱形，南北长10.40公里，最大宽度6.80公里，平均水深1.83米，现有总面积40多平方公里。全湖西部与西北部稍高，南部与东南部稍低。这里曾是个繁华的邑聚都市，据宋代《太平广记》和清代《吴郡甫里志》《贞丰拟乘》《周庄镇志》等地方志记载，每当湖水清浅时，渔民常能看到湖底的街道、古井、上马石等；湖水涸时，居住在湖旁边的人往往能拾得古镜、古钱币、盂之类的器物，“其中街衢、井灶历历可辨，诸如上马石、墓道、田亩界石不胜枚举，间有拾得铜锣、铁链及器皿，什物之不可识者甚多”。现代考古发掘证实，澄湖中曾是人居集聚处，一个曾经十分繁华的邑都。元末诗人虞堪感慨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曾作有《陈湖》诗：“渺渺洪流接具区，由来耕凿总膏腴。沉沦为有鱼龙混，开廊岂无鸿雁俱？好觅根源随博望，莫将清浅问麻姑。桑田变海原如此，自泛扁舟入五湖。”从诗中看来，当时的澄湖是与太湖（又名具区、五湖）相通的。《周庄镇志》云：澄湖“湖滨寝浦禅林寺内，有明弘治元年（1488年）所铸钟，上刻有‘天宝六年春，地陷成湖’”。即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下沉为湖。“主要因太湖腹里地区的不断下沉和沿海边缘地区因泥沙堆积而抬高，使碟形洼地发展愈甚，向东排泄困难，引起泄水道逐渐堙废，这时的变迁以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30]

从1974年至2003年，苏州博物馆等考古人员先后两次在湖底抢救性挖掘，共清理出古井550多口，最大直径达1.6～1.7米，最小不到0.5米。古井年代从崧泽晚期到良渚、商周，呈不均匀状密布湖底。共清理出灰坑443处、水田遗迹20块、房址3座、水沟3条、池塘1处。发现从新石器时代至宋代之间各个时期的文物达1 700多件，年代从5 500年前至800年前之间，时间跨度长达4 000多年。有漆绘陶罐、红衣陶花瓣足罐、刻花陶罐、鳖形壶、彩绘罐、匜形罐、带陶纹鱼篓形罐、长贯耳罐、猪形壶、鸟形壶、带木柄的石斧等原始文化遗存器物。其中，尚属首次发现的动物形刻花罐、鳖形壶等摹拟动物形态的器物，造型生动，形象逼真；漆绘、彩绘陶器，图纹十分精致，真实地反映出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渔猎生活状况。其早期几何印纹陶器，带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仿铜陶器，可以看出，夏商时期先吴古国与中原地区可能已发生了较频繁的交往。还有弦纹罐、坛、盘口壶、褐斑短流壶、敞口青瓷碗、菱花口碗、黑釉执壶、韩瓶、木吊桶、铁钩等汉至宋的文化遗存、器物。在原始文化遗存器物中，有件刻有陶文符号的鱼篓形黑陶罐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一件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器壁很薄，造型规整，质地坚硬，厚薄均匀，足以与山东龙山文化中的黑陶相媲美。在其腹中部表面有4个刻画符号，呈左高右低形式横向排行，曾引起专家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研究后，认为“符号是在陶器烧成后，用锋刃器刻出的……其结构非常接近殷墟甲骨文，似乎可以释为‘巫钺五偶’这四个字”（见图1-10），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

图1-10　吴县澄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刻文陶罐

资料来源：《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可以看出，早在5 000年前，草鞋山陈州古国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汉字，它可能是甲骨文的“父亲”、汉字的“字原”，亦可能是陶符向甲骨文的过渡形式。

在陈州，有完整的居住区和作业区。作业区内一个面积合计为425平方米的池塘，周边有着20多块高低错落的水稻田。水田之间另有水口、水路相串联，水田之间水可流通。第11号水田中还出土了炭化米粒，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14年代测试，其年代属崧泽文化晚期。

聚落居住区内，有平面为圆形的房址，建筑形式为半地穴式，亦属于崧泽文化时期，里面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外表有刻画纹的灰陶器。房址西侧有一个圆角长方形、用于储藏货物的窖穴；南侧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用于排水的水沟，长达60多米；房址周围还分布着水井和灰坑。考古人员认为，如此规模的完整的排水沟和进水沟，加上密布的古井、珍贵器物以及水稻田，早在4 000多年前这里已是先吴古国最大的人居聚落中心，出现了都城。^[31]其墙壁为砖之“雏形”——红烧土，以竹竿和芦苇做骨架，经堆积大量干柴用大火焚烧而成。^[32]草鞋山陈州古国的势力范围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可能东到上海，西达茅山山脉，南抵钱塘江，北至长江边。亦有可能就是干族建立的干国，先民们在此已创造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3）含山凌家滩古国

有“中华远古文明曙光”之称的凌家滩遗址，1985年发现于南京西南、长江北岸约30公里处的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先后进行了7次考古发掘，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的材料和经碳-14测定，认定凌家滩遗址其年代距今5 500年前至5 300年前之间，略晚于闻名世界的辽宁红山文化遗址，而早于良渚文化遗址，是长江下游先吴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之一。自1987年以来，由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主持的发掘，发现聚落遗址内包括居址、墓地、祭坛、作坊以及近3 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同时，发掘出土大批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2 000多件，其中玉器1 100余件，其造型独树一帜、具有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所罕见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由此推断，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的城市，5 000多年前凌家滩的先民们已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很高的文明程度和强大繁荣的宗教文化及权力中心，在中国史前文明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其各类遗存齐全，文化内涵丰富，被列为20世纪中国100处考古遗址大发现之一，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强烈个性，被学术界定名为“凌家滩文化”。

①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

该遗址早在5 500年前就出现了初级城市。一个文明发源地能不能称得上城市，要看它是否具有固定居民点、大型神庙建筑、防御性设施以及手工业作坊、集市等要素，而凌家滩遗址具备了以上条件。运用卫星遥感技术查证，凌家滩聚落占地160万平方米，北靠巢湖太湖山森林公园，地处裕溪河中段北岸，依山傍水，是远古农业社会理想的聚居地。考古学家发现，凌家滩古聚落区以不同的台阶为界线，明显划分成4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目前遗址发现的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都是城市构成的重要元素。目前已经发现的巨石建筑和红陶土块建筑还有许多谜底尚未揭开，值得当今考古学家深入研究和探索。

②出现了军事装备及权力人物

图1-11　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玉版

资料来源：《江淮晨报》，2005年11月29日

该遗址出土了两件科学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文物——玉龟和玉版（见图1-11）。玉版的八方图形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形相配，符合我国古代的原始八卦理论，其四周的四、五、九、五之数，与洛书“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中央”相合。专家推测，玉龟和玉版，有可能就是远古洛书和八卦。

专家们发现，凌家滩的玉器，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人们把玉器饰品功能转向具有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出玉礼器的作用和地位，表明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权力、财富、审美、宗教的宇宙观。另外，从凌家滩的墓葬分布、随葬品差异和出土的各种不同用途的文物，可以得出这个时期的凌家滩已经出现军事装备、权力人物以及贫富分化，私有制也因此诞生的结论，具备了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特别是从2007年5月开始的第五次发掘，已经陆续出土一批玉器、石器和陶器。出土的8个一组的玉钺群保存较为完整，按一定位置排列，最大的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最小的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虽然大小各异，但都类似铲状，其上还有一个圆洞。作为陪葬礼器的玉钺，象征着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的权力。这是凌家滩遗址中，首次在一座墓葬中出现数量众多的玉钺，在全国也罕见。据专家推测，这可能意味着墓葬主人的权力和地位较高。

在凌家滩出土的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中，虎首璜和龙凤璜最富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直接反映了凌家滩先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虎首璜可能不是一般的饰物，而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虎首璜和大量的玉钺、玉斧、玉戈等兵器的同墓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军事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战争较为频繁和军事结盟现象的存在。

该遗址出土的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玉龙（见图1-12），扁圆形，首尾相连，吻部突出，头部雕出两角，龙须、嘴、鼻、眼部雕刻得清清楚楚。虽然中国南北史前考古学文化中都有不同的龙的题材出现，但凌家滩出土的5 300年前圆雕玉龙，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中国龙的传统特征，与人们想象中的龙的形象非常相似。中国现在龙的形象和龙的观念的起源有可能就源于凌家滩，联想到上海的千年青龙港，吴地应是中国龙的故乡。

图1-12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

资料来源：含山县文化局

③有大型宫殿式中心广场和祭坛

该遗址有新石器时代红陶块铺筑的大型广场，面积近3 000平方米，平均厚度约1.5米，质地坚硬，呈现出鲜艳的砖红色。还发现与广场同时建筑并用红陶块砌成的一口古井、两处壕沟、一处石器作坊（粗加工区）堆积和三组巨石遗存。在聚落中心最高处有一祭坛，呈长方圆角形，西高东低，面积约600平方米。祭坛分三层筑成，表面有积石圈和祭祀坑，它的建筑方法和风格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3座大型祭祀遗址之一。祭坛是聚落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亦是神权和王权高度集中的表现，它表明凌家滩先民此时已进入相对于自然和图腾崇拜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祭坛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的出现，说明早在5 000多年前凌家滩聚落已存在国家的雏形。

该遗址出土了一只腹部刻有圆圈纹和八角星纹的玉鹰（见图1-13）。鹰呈展翅飞翔状，鹰首侧视，眼睛以对钻孔眼表现，胸腹部的八角纹为主体纹饰，双翼展翅，翅呈猪首形。鹰的外表健美，性情凶猛，象征勇敢和力量。这件玉鹰可能是凌家滩民族徽帜的标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为鹰和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太阳鸟，象征太阳神，是上天的使者。玉鹰双翅作猪首形展开，向人们展现的是太阳鸟飞上天空，把祭品敬献给上苍，并同时带去人们向上苍的祈求，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同时，还出土了一个玉人（见图1-14），玉人为浮雕，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耳、大嘴，首次展示出原始人类完整的形体风采。玉人的体形和五官表现出蒙古族人所特有的特征；头上戴的圆冠和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表明当时已有了较发达的纺织技术；玉人上唇留有八字胡，说明当时已有了剃须工具。玉人的出现表明社会由原先对动物和自然的崇拜已转向了对人的崇拜，也表明社会观念已出现了转变。

图1-13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

图1-14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

资料来源：含山县文化局

有的学者提出，含山凌家滩古国是在长江以北的安徽地界，还属于吴文化的范畴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三个古国的地域皆属于古扬州郡，三个古国崇拜的图腾皆为鸟，三个古国都在吴文化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