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在国际上获奖作为一个里程碑来考查导演们其后的创作，或许可以寻出他们对西方他者的态度，因为得奖的那一刻也就是他们与西方他者真正面对面的开始。《罗生门》之后的作品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是黑泽明对自己先前作品的延续和深化，他的作品“非常风格化，主题、手法、风格一致，有完整的个人风格和清晰的视野。”^[25]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文对黑泽明作品情节、人物等的分析中获得证明，总的来说，黑泽明始终坚持着对武士形象的描绘，始终坚持把能、歌舞伎、日本画等传统艺术的美传达出来。而张艺谋和陈凯歌得奖之后的作品呈现出千姿百态，最初奠定其领军人物地位的寻根主题早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包罗万象而不是另一个确定的主题。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一种取悦西方他者的态度，在这方面张艺谋表现得更为突出，《红高粱》的获奖使他认识到什么东西在国际市场最受欢迎，于是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影片中故事只是运输土产奇珍的载体。

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虚构了一个“东方”，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研究中产生的异域文化的美妙色彩，使得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的观察东方。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一夫多妻、迷信、土风、民俗充满异国情调，这些西方所没有的东西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于是，一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的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从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理解出发来观照张艺谋和陈凯歌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的确是在不同程度上附和了“东方主义”。求雨、点灯、捶脚、家庭式染坊，再加上买卖婚姻、麻风病、野合、通奸、弑父、断背情……一个民族所能制造的耸人听闻的东西全都有了，还能给人家看什么呢？于是，他们开始转变策略——展现民族之美，武术、书法、舞蹈、手工艺都被渲染得神乎其神，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弘扬民族文化，仍然是用土特产品来取悦他者。但这次西方他者好像并不买账，《无极》、《英雄》、《十面埋伏》相继在国际影坛铩羽而归。这样的结果尽管令人遗憾，但它的发生是必然的。病态的、愚昧的东西因为其边缘性、稀少性，容易满足西方他者的猎奇心理，使他们乐于相信那是真的，而美的东西应该是真的、善的，过分的夸大其词和量贩式兜售只能让人感觉到创作者的不敬和不真诚。

黑泽明说：“所谓电影，就像是个巨大的广场，世界上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亲切交往、交谈，观看电影的人们则共同体验银幕世界里形形色色人物的人生经历，与他们共欢乐同悲伤，一起感受着痛苦与愤怒。因此，说电影能使世上的人们亲切地交流也正是基于电影的这一特性。为了加强这种交流，我们这些从事电影创作的人，就必须直率而真诚地把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日本人在思考什么、他们的情绪、情感是怎样的等等描绘出来。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成为朋友，结下牢固的友谊。这种关系的建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会为人类的幸福、和平做出贡献。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进行电影创作的。”那么，这种创作理念的效果究竟如何呢？或许佐藤忠男的话可以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日本人在世界上并不怎么受人尊敬，但作为其象征的武士却是例外。人们通过黑泽的电影看到了日本武士的精髓：责任感、使命感、自尊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面对死亡时无所畏惧的勇气等等。”与黑泽明相比，我们的导演又在做些什么呢？从土到极点、丑到极点发展为美的泛滥，通过贬损自己取悦西方他者的路已走到尽头，在民族传统文化还没有被浪费殆尽的时候，是该进行反思和调整了。黑泽明去世的时候，日本报纸抒发了这样一种感慨：“在他之前，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富士山、艺妓和樱花。从他开始，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黑泽明、新力和本田。”如果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之前，西方世界想到中国的时候，是长城、孔子和熊猫的话，那么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之后，是否应该变成高粱地、菊豆和满神了呢？(www.daowen.com)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还是有必要重申一下新殖民主义的思想，为了避免在文化上遭受“殖民”，就必须以一种全球性、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文化总体的发展，消除西方中心或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任何取悦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西方文化先于其他文化一步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也成为唯一正确的东西。“在民族文化形态之间不存在优劣，只存在交流和互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并破除文化霸权话语的基本前提。”^[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