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方艺术家，当然应该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但是究竟该如何学习，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

黑泽明从年轻时代就深受欧洲文学艺术的熏陶，欧洲对于他并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异乡，而是激荡着他青春血液、开启他作为人类和艺术家视野的精神故乡。19世纪取得辉煌成就的俄罗斯文学，在明治时代（1868—1911）末期和大正时代（1912—1926）陆续被介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带来巨大冲击，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白桦派运动”就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启发和鼓舞。当时黑泽明正处于敏感善思的中学时代，他立刻就被那对人生有着深刻洞察力的俄罗斯文学所吸引。与他青梅竹马并长期合作的剧作家植草圭之助回忆说：“黑泽明说他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大量地阅读他们的作品。他真是具有文学青年的素质，我们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探讨文学话题，常常忘记了时间的流逝。”^[24]黑泽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与俄罗斯文学的滋养是分不开的，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黑泽明说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有一种感谢的心情，因为读了他的作品而对世界也产生了一种虔敬的感觉。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拍成了电影，其实黑泽明的其他作品都或多或少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例如在《红胡子》的后半部分，就能够看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痕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是黑泽明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随时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就像圣书一样。感觉疲惫、情绪低落或者生病的时候，他一定要读《战争与和平》，因为他确信这部著作能帮助自己恢复元气。《战争与和平》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通过俄罗斯贵族青年们的生与死，生动刻画了他们崇高的精神和行动，黑泽明每次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感动，这也反映出书中所描写的崇高精神对实际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启迪。黑泽明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阅读的范围不局限于纯文学，通俗文学、游记、推理小说等等都有所涉猎。在作副导演的时候，黑泽明被俄罗斯探险家的著作所打动，一直想把它拍成电影，这个梦想通过30多年以后的《德苏·乌扎拉》获得实现。他将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爱德·马克贝恩的代表作《国王的赎金》改编成推理悬疑片《天国与地狱》，不仅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同时还塑造了一批富有正义感的人物形象。黑泽明作品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推理小说。在电影方面，他非常推崇美国导演约翰·福特的西部片，他的《七武士》、《保镖》、《椿三十郎》都吸收了西部片的元素。

从黑泽明的成长和创作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天使”、“自我牺牲”等主题都是西方文学的重要母题。但是，黑泽明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获得滋养与灵感的过程，而不是彻底向西方文化投降的过程，他始终没有舍弃民族文化传统和自己的艺术信仰，并不断用自己的创作丰富甚至影响着西方艺术家。他的《七武士》接受了美国西部片的影响，但他又对其作了全面转化，使之成为有特殊文化背景的武士剑道片。《七武士》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美国的电影制片厂买入该片版权，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将它重拍成西部片，后来又拍成电视剧。黑泽明的《保镖》影响了瑟吉欧·莱昂内执导的三部意大利式西部片和由让-皮埃尔·梅尔维尔执导、阿兰·德龙主演的法国影片《独行杀手》。而乔治·卢卡斯则松散挪用《暗堡里的三恶人》的情节和人物拍成《星球大战》，其中绝地武士用光剑打斗的场面很容易使人想起日本剑道片。尽管黑泽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获得熏陶并得到认可，但是当西方语境与他本人的创作观念发生对立时，他的态度是坚决说“不！”黑泽明曾被美国制片厂邀请执导电影《虎虎虎》，他坚持按照日本文化观念来阐释情节和人物，但他的理念与美方的观点发生了冲突，于是毅然辞去了导演职务。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甚至被认为是使他产生自杀念头的原因之一，但当我们今天再来反思这件事的时候，不得不承认黑泽明的选择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东方艺术家可以学习和影响西方，但如果在西方话语中迷失了自己，也就等同于在文化上被“殖民”了。(www.daowen.com)

相比于黑泽明，我们的导演们虽然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陶冶，但他们还没有抓住西方文化艺术中一些本质的东西。例如，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想拍出具有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悲剧风格的电影，但荷马史诗与莎士比亚悲剧都不是依靠长篇累牍、晦涩难懂的台词堆砌出来的，再宏大的场面、再澎湃的激情也离不开真实可感的情节作依托。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与陈凯歌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但还看不到他们给西方艺术家带来的影响，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学习的局限性，如果单纯对他者进行移植而未让他者实现本土化，那么其成果不可能超越他者原有的水平，因此也就无法造成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