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人看来，黑泽明的电影具有浓郁的日本特色，而且主题深远，无论是古装片还是时装片，都是用地地道道的“日本味”来表现全人类共通的主题。于是，有人不禁要感叹，大师就是大师，不会执着于琐事。其实，黑泽明从未将某种抽象的风格和形而上的理论作为自己创作的动机，他的作品始终与时代息息相关，可以说，大师就是执着于琐事的，而正是对琐事的这份执着最终成就了大师。我们不妨沿着时代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一下黑泽明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战争期间，初登影坛的黑泽明创作了《姿三四郎》（1943）与《最美》（1944）两部作品，当时日本正处于军国主义的高压之下，文艺创作必须配合战争宣传才有可能获得通过。《姿三四郎》描写了柔道新秀克服自身弱点战胜劲敌的故事，而《最美》描绘的是女子挺身队员在生产军用望远镜的工厂勤奋工作的情景。从情节来看，这两部作品都迎合了军国主义政府所要求的勇往直前、舍己为国的舆论宣传。但当我们拨开情节的纱帐，深入作品的主题内核时却发现它们与战时宣传毫无关系，而《姿三四郎》甚至带有反战嫌疑。《最美》描绘了一群姑娘兢兢业业、生机勃勃的劳动场景，女主人公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及时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甚至放弃了回乡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影片中她们那种顽强乐观、勤奋敬业的精神深深使人感动，即使抽离了军用工厂这个特定的场景，换成一间普通的工厂，也丝毫不会令她们的形象有所损害。黑泽明认为，在战争这个把无数人逼上绝路的非常时期，在大家都垂头丧气的时候，如果还能有人像这群姑娘那样积极地生活、忘我地投入工作，那他（她）们就是“最美的”，他为本片起名“最美”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使用了军工厂这个障眼法，使这部作品在战后受到株连，可黑泽明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辩解，他只是说：“虽然这只是一个小作品，但却是我最可爱的作品。”联系前文对黑泽明作品中“职业达人”的分析，不难领会他的意思，早在创作生涯之初，黑泽明就已经把自己的职业理念投射到人物身上，而他自己一生的创作经历也验证了“最美”的含义。《姿三四郎》表面写的是争斗，但这种武艺上的切磋与攻城略地的战争存在本质的区别，黑泽明实际上是通过一次次的比武写出了三四郎内心的成长，而这种从争强好胜蜕变为“无私无欲”的过程正是柔道的修为之路。通过这两部作品，年轻的黑泽明在黑暗年代为自己心中“美丽的日本人”描画出了生动而清晰的轮廓——无私、忘我、积极、乐观，只有这样的日本人才能度过战时的艰辛和战后的辛酸。

1945年，败色日浓的日本面临着本土决战的灾难，这时黑泽明创作了取材于歌舞伎的《踏虎尾的男人们》，他说人民一天天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已经忘记怎么笑了，应该让他们开怀大笑一次，通过笑来恢复元气。在战争后期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每天冒着空袭的危险，黑泽明以忘我的精神制作了这部日本歌舞片的开山之作，西洋音乐与各种日本音乐在片中展开复调的对话，仿佛是一场多民族音乐元素的狂欢。虽然这次黑泽明的障眼法没有逃过检察机关的眼睛，致使此片被雪藏七年之久，但当本片重新上映时，人们还是能够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在开怀大笑之后回想战时的苦痛压抑，更加心有余悸。

当战争的阴云终于散去的时候，光明并未马上到来，如何反省自己在侵略战争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如何开始新的生活？是摆在每个日本人面前的问题。战后第二年，黑泽明在与老师山本嘉五郎的谈话中说：“我觉得即使没有参战，也仍然要对战争负责。”^[10]于是，他以自责和反省的心态，严厉抨击那些在战争中持观望态度与见风使舵的行为。《无愧于我们的青春》、《美好的星期天》、《泥醉天使》、《静静的决斗》、《野狗》共同构成了他这一时期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战后重建的思考。《无愧于我们的青春》取材于“泷川事件”^[11]和尾崎秀实^[12]的事迹，影片围绕主人公八木原幸枝，设置了两组对立的人物：坚持革命理想并为之牺牲的野毛，对战争持观望态度、随波逐流的系川。黑泽明在幸枝的成长过程中寄托了对时代新人的向往，除了“无私”与“忘我”，“新人”还必须拥有新的价值观和百折不挠的意志。战后，当新的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当时代呼唤新人的时候，黑泽明创造了八木原幸枝，如评论家佐藤忠男所说“我感到自己是在仰视这位女性，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日本的未来。”^[13]面对战争留下的废墟，如何在现实和心灵上重建家园呢？黑泽明通过雄造、藤崎、村上这三个复员军人从迷茫、失落甚至绝望走向乐观积极的心路历程，指给人们一条艰难但光明的道路。通过流氓松永的悲剧，反映了战后横行一时的流氓势力及其毁灭的过程，从反面重申了“恶决不是人类复兴的道路”。如今，他的这几部作品已经成为研究日本战后历史的重要资料。

认为电影应该具有时事性的黑泽明，也常常直接从现实中挖掘题材。战后作为对长期舆论压抑的反拨，媒体上“自由”的呐喊声如决堤般宣泄而出。黑泽明在一次乘坐电车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杂志广告上竟有“是谁夺去了**的贞操？”这样赤裸裸的标题，觉得非常震惊和愤怒。他认为，这种针对他人弱点进行诽谤中伤的低俗行为绝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论暴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愤怒，他创作了电影《丑闻》（1950）。

拍摄于1950年的《罗生门》，被普遍认为是依靠古装片的独特优势才取得成功的。影片来源于芥川龙之介的两篇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芥川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设置在平安时代（9世纪），关于这个时代，长谷川如是闲在《日本的性格》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伴随贵族政治而来的政治弊害和文化颓废，在日本犹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亦不可免。而在平安时代末期尤为显著，那正当武人政治的交替期，前期的特性逐渐消失，形成纪纲废弛、风俗颓废的局面。都市和地方失却秩序和安宁，贵族阶级成为无用的社会上层结构，腐败的空气充斥于紊乱的社会里。”^[14]芥川龙之介以平安时代为背景，实际是在抒发他对自己所生活的大正时代末期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而黑泽明将这两篇作品制作成电影，也是在以借古讽今的方式暗喻日本战后道德败坏的程度一如1200前的平安时代。可见，《罗生门》并不是与其他战后作品毫无关系的天外来客，而是与它们一脉相承的作品，只不过在风格样式上经过了“陌生化”的处理而已。

战后的混乱期结束之后，日本社会进入经济高度增长期，人像机器一样拼命地工作着，而自我意识也就在这日复一日机械化的劳动中消磨殆尽。《活着》通过一个小职员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中找回自我，实现灵魂复活的感人故事，呼唤人们找回丢失的自我，并对官僚主义、官商勾结等丑恶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抨击。20世纪50年代，处于冷战中的美苏两国展开核军备竞赛，分别强行在南太平洋和西伯利亚进行氢弹爆破试验。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国家，日本在此起彼伏的氢弹爆破中胆战心惊，束手无策地看着含有放射能的“死灰”飘落在自己的国土上。长期与黑泽明合作的音乐家早坂文雄说：“生命受到如此威胁，让人无法工作下去了。”这充满不安的话语打动了黑泽明，他说：“早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率先制作反映核威胁的影片，难道不是日本责无旁贷的使命吗？”^[15]从他的话语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位艺术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或许《活人的记录》在当年略显夸张，但核武器、核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不断地为这部影片增加新的注脚，如今“核恐慌”已经成为各种类型电影的共同主题之一。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渎职事件层出不穷，“昭和电工事件”、“造船疑狱事件”等大宗渎职事件一度震惊朝野。因为有政治界幕后黑手的介入，这些案件往往以副科长等小卒的自杀而不了了之，黑泽明对此十分气愤，决意拍摄一部抨击渎职行为的影片《坏蛋睡得最香》（1960）。在黑泽明看来，诱拐也是世界上最卑劣的犯罪行为，而当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此类事件的发生率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于是他激于义愤创作了《天国与地狱》（1963）。其后的两部影片《红胡子》（1965）与《电车声》（1970），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现实政治制度的批判。

当日本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严峻的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人们的生活中投下新的阴影。“战后的日本，有一种强烈的信念，相信‘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即将到来’。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前首相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开始变得令人怀疑，因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出现了环境破坏和核武器扩散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不好应对与解决的。……‘现代文明的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愿意心怀乐观，因为人们从心底里不愿放弃又富裕又便利的现实生活。可以说，人类已经变成了欲望的奴隶，已经丧失了自己的人性。”^[16]黑泽明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新的时代病根，他在《德苏·乌扎拉》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在《梦》中设计了一个以太阳能和风能作为生存能源的“水车村”，这并不是他的异想天开，实际上日本产业界对自然能源的开发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从京瓷集团总裁稻盛和夫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对这一探索过程有个大致的了解：(www.daowen.com)

第一次石油冲击（1973年）是一个契机。面对世界范围内能源的即将枯竭，全世界都发出了“应该开发新的可替代能源”的呼声。首先是太阳能发电，然后是风力发电、海洋温差发电等等，大家从技术的可能性上议论探讨。当时我想，如果开发太阳能电池，凭京瓷的技术应该可以做到。……这是一项很花钱的研究，研究持续了30年，太阳能发电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全世界都满怀期待，都希望见到开发成功，太阳能发电的商业价值也开始体现出来。

从积极的角度讲，由于我们长期艰苦的努力，全世界才开始觉醒：“大家都来重视于地球有益的自然能源的开发”，大家都来保护地球环境。这种转变应该值得我们高兴和自豪。

汽车行业加重了地球环境的负担，但现在他们也站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丰田开发了减少污染的混合动力车。制造这种汽车的丰田爱知县工厂的屋顶上铺设了我们生产的太阳能电池，这家汽车装配厂一半的电力通过太阳能发电来提供。在环保的工厂里生产环保的汽车，我们迎来了一个新时代。^[17]

从拍摄于1955年的《活人的记录》到1990年的《梦》，黑泽明执拗地关注着环境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无法像稻盛和夫那样去参与开发自然能源，但他却可以凭借自己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警醒世人，提高普通民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1991年，二战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此时应该如何反思战争、治愈战争留在交战双方人民心中的伤痛、又该如何帮助那些出生于战后的孩子认识历史，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新课题。黑泽明清楚地看到：人们在逐渐忘却战争，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这个忘却的纪念，他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创作了《八月的狂想曲》。除了以上这些与时事关系密切的作品之外，《梦》和《袅袅夕阳情》两部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对战争、对核武器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思考。即使是那些表面看来与现实无关的古装片，也往往有着现实的影子。《保镖》和《椿三十郎》是名副其实的娱乐片，但其中对大国冷战、军备竞赛等现实事件的隐喻，成为影片背后强有力的支撑，既令人捧腹又引人深思。

艺术与现世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张关系，可以说，艺术是时代的孩子，它产生于某个时代有着绝对的必然性，如果一部影片不能深深吸引同时代的人们，那么它将很可能永远不再被提及。黑泽明对电影的这个特性非常清楚，他说：“从当副导演的时候，我就知道电影是注定要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中消失、如同火花一样转瞬即逝的艺术，如果不在影片中注入时事性，那它就变得跟谎言一样了。不管今天出现了多少这样的作品，基于这样的想法而制作影片也是不行的。作品具有时事性，指的并不一定是将时事作为主题，而是要在作品中忠实地表达出自己当时最想说的话。”^[18]他的确以自己的创作诠释了这一理念，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和身边的人们一样对战争、对核武器、对环境污染、对社会犯罪等等热点问题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用艺术化的手法反映出时代精神和人们真实的吁求。正是因为他的作品与现实有着强烈的紧张关系，所以非常能够引起同时代人的共鸣，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