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法国评论家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在《法国银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影摄影机——笔》的文章，他说：“电影简直成了一种表现手段，就象其他一切艺术在这以前所经历的那样，特别是绘画和小说。……它已逐渐形成为一种语言，我所指的这种语言，是这样一种形式，它可以由艺术家用来表达自己不论多么抽象的思想，或者用来表现自己所迷恋的东西，就象艺术家在现代论文或小说中所作的那样。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电影的新时代叫做‘摄影机——笔’的时代。”^[47]就在这同一篇文章里，阿斯特吕克敏锐看到文学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即电影如同文学作品一样，与其说它是一门特定的艺术，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能够表达任何思想范畴的语言，他甚至大胆预言：“今后，电影有可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就其深刻性和含义来说，可以同福克纳和马尔罗的小说，同萨特和卡缪的论文相媲美。”但他同时指出，为了使电影能够达到和文学一样的地位，必须具备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即：剧作家可以导演自己的剧本，或者剧作家可以不必存在，因为电影制作已成为这样一种艺术，作家和导演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的意义了。导演工作不再只是一种图解说明或表现一个场面的手段，而是一项真正的写作活动，也就是说，电影制作者用自己的摄影机来写作，就像作家用自己的笔来写作一样。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在60多年前作出的电影将成为和文学一样伟大的艺术的预言显示出了非凡的远见，同时他对编剧与导演合一的设想也于无意中建立了一种预设——唯有从文本到银幕都能准确地使用电影语言的人才能使这种语言的魅力发挥到极致，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作者论”的思想。这种在好莱坞片厂制的制作模式下很难实现的设想，却在黑泽明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因为他不仅是将文本搬上银幕的导演，还是一字一句建立这些文本的剧作家，而且他的剧本并不是留待演员即兴发挥的提示，而是具有极高文学性、艺术性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将黑泽明的剧本作为文学文本进行细读，同时探究一下在剧本由文字走向银幕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