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困扰着黑泽明笔下的人物，也困扰着他本人，发生在《电车声》完成后不久的自杀事件就是最好的佐证。虽然至今人们仍无法寻出导致这一事件的确切原因，但毋庸置疑的是，埋藏在黑泽明内心深处的悲观主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黑泽明从来不吝于表现人间惨景，从《泥醉天使》中人类的无可救药、《罗生门》中人类的道德沦丧、《红胡子》中穷人的无边苦难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而在《影子武士》、《乱》和《梦》中他更是借助先进的摄影手段和电脑特技浓墨重彩地营造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物种变异的惊人场景，其色彩的浓烈、场面的恢弘、细节的真实感都堪与日本传统绘画中的“地狱绘”相媲美。从这些惨烈而又着墨甚多的场面不难觉察作者内心深重的悲哀，而这种悲观主义并不是为了营造气氛而故意增添的，它植根于黑泽明的心灵深处，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及其引发的大火造成巨大伤亡，灾难发生的翌日清晨，年幼的黑泽明被哥哥丙午拉着去看残骸和死人堆，而且被命令不准闭眼，不难想象这一惨烈的景象将带给一个心思细腻的少年怎样的冲击和影响。几年后，哥哥离家出走，黑泽明常常出入他租住的大杂院，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那些由贫穷和愚昧所造成的违背天理人伦的惨剧，这一切迫使沉湎于绘画的少年直面人生的惨痛。而对他造成最大冲击的一件事是哥哥的自杀，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从小学时代起，他就称得上出类拔萃的天才，但从报考第一中学名落孙山之后，厌世哲学就占据了他那聪明的头脑。当他碰上了《绝境》^[38]中纳乌莫夫这个文学形象时，主人公那种人生一切努力都是虚空的、无非是在坟墓上跳舞的虚无精神，就更加巩固了他的厌世哲学。”^[39]有着过人天赋的哥哥对于少年黑泽明人格的形成和走上电影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影界同仁有这样的评价：“你和你哥哥的模样完全一样。不过，你哥哥是底片，你是正片。”以上几件事让黑泽明切身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世事的无常，因此将他对死亡场景的描绘和自杀行为看作是这些事件的余波恐怕不无道理。也许悲观主义最初萌芽于个人经历，而它的深化则伴随着艺术创作的深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始终让自己的作品贯穿着“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这样形而上的主题，他向往更美、更强、更高的人类与社会，诚实而执着地摸索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不曾改变的热情也必然伴随着对人类深深的绝望，在艺术家纯粹、诚实的灵魂的映照下，现实更加显得丑恶，人类的自私自利、狭隘无知，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无尽无休的争斗，这些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艺术家的心灵比任何人都更加敏锐细腻，比任何人都更加希望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比任何人都容易被现实的利刃刺伤，当他不断揭开人世的苦难却无法立即找到获救出路的时候，厌世主义或者说悲观主义必然会占据他的心头，自杀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心理失衡的表现。如同画家凡·高所说的那样：“我们一生之中有个时期，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好象都是错误，而且对于所有的事物都不感兴趣。所谓万念俱灰，情思枯槁。”所幸的是，“底片”和“正片”有着本质区别，“哥哥和我容貌一样，哥哥的脸上有股阴郁之气，性格上也是如此；我呢，不论是表情和性格，都是明朗的、阳性的。植草圭之助也说我的性格与向日葵相似，有向光性。……不过，我以为正是有我哥哥这样的底片，多亏他的栽培，才有了我这样的正片。”^[40]

的确，就像欧·亨利的小说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一样，黑泽明的电影也总在大悲大苦之后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这光亮是微弱的。在《罗生门》里人类的自私自利、不可信赖已经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得到了印证，就在人类社会即将变成人间地狱的时候，弃儿的啼哭声惊醒了人类的最后一点良知，温暖的夕阳中，贫苦人的相亲相爱、相互慰藉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复苏的希望。《梦》从人类对身边环境的破坏写起，就在战争、原子能、核武器要将地球变成鬼蜮世界之时，人们竟又在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世外桃源找到了通向幸福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像《乱》这样一部全篇都被凄惨笼罩的作品，也闪现着希望的光芒，尽管泯灭仇恨的末、仗义执言的三郎、忠诚理智的大将们在巨大的惨剧中只是弱势群体，但他们所象征的人性之崇高依然在影片黑暗的底色上熠熠生辉。绝境逢生，是黑泽明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这并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大团圆结局，好莱坞的大团圆结局是用一个善恶有报的道德伦理观念来使观众获得精神的安慰和满足，而黑泽明的绝境逢生式结局是让一丝希望的光芒浮现在绝望的边缘，用惨痛的现实引起人们的思考，而以这一丝希望鼓起他们改变现实的勇气和信心。对黑泽明来说，揭露世间的凄惨是作家的职责，只有让人类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愚行，才有可能促使他们重新依靠信仰、理性与良知的力量战胜绝望，这是一种敢于正视现实的积极的人生态度。(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