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的视角来观照黑泽明的作品，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类型：《泥醉天使》、《罗生门》、《白痴》、《活着》等前期作品试图通过凝视人类的生活从中追寻爱的本来面目；从《坏蛋睡得最香》、《天国与地狱》、《红胡子》等中期作品开始，作者的着眼点不再停留于对特定个人的爱，而是为了实现对人类的真正救赎，显示出积极投入或影响某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姿态。“爱”作为具体的行为，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不间断地展开，前期作品表现出作者追寻纯粹之爱的狂热，而这种狂热在中期逐渐加入了对社会恶的愤怒，在后期又升华为对人类灵魂的救赎，我们可以通过具体作品来追踪爱的具体表现形态。

《泥醉天使》的故事在酗酒的医生和患肺结核的流氓青年之间展开，为了劝说自暴自弃的青年接受治疗，医生不惜以身犯险，踏入流氓的生活领域。对医生来说，什么回报也不可能得到，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与这个特殊的患者一同受苦，激励他的只有这种正视悲惨，并与之同苦的爱。《罗生门》讲述了丛林深处发生的凶杀案，四个涉案人员出于维护自己的目的任意歪曲事实、伤害他人，对于一个事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证词，这个丑恶的、利己主义的世界让人感到深深的恐惧。但黑泽明并没有用人类的不可信来结束故事，他无论如何都要让我们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光亮，于是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了让同样撒谎的樵夫收养弃婴的一幕。樵夫说：“我家里有六个孩子。养活六个和养活七个，也就是一个样的辛苦罢了。”^[16]本已倍尝艰辛的樵夫甘愿背负更沉重的负担，这种超越了怜悯之情的爱如同射进黑暗里的一束光，照亮了剧中人和观者的心灵，而黑泽明也在这里真正成为“爱的作家”。凝视人的内心并确认爱在人类心灵中的脉动，黑泽明很自然地将目光从个人投向社会。《红胡子》以江户时代末期的贫民诊疗所为舞台，塑造了为贫民忘我工作的医生新出去定的形象。但无论怎么努力，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自感无力的新出去定向没有人性的政治发出愤怒的声讨，他说：“迄今为止，政治对贫困和无知做了些什么呢？不能让人处于贫困和无知的状态中，这样的法令不是一次也没发布过吗？”^[17]在新出去定的话语中渗透着黑泽明本人的愤怒，医生倾尽全力仍无法挽救病人，他们能做的似乎只是为走向死亡的病人诊脉而已，因为他们要与之斗争的不仅仅是疾病，还有无法战胜的贫困和愚昧。当爱超越了单纯的同情，关注的范围就必然从个体扩展为社会及其体制，于是因“爱”而生“怒”。即使孤军奋战也要将人们从贫困和疾病中拯救出来，这种坚定不移的愿望同时也带有一种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是红胡子的爱的立场。

黑泽明晚年的作品风格趋于恬淡清新，很少再出现激昂的控诉和谴责，这并不是因为作者已将目光从那些引起愤怒的事物上移开了，恰恰相反，他始终在执着地关注着战争、核武器、环境污染等种种令他感到愤怒的事物，只不过此时的他表现出更多的反思甚至宽恕。在“怒”逐渐转变为“恕”的过程中，爱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如果《八月的狂诗曲》创作于《红胡子》的时期，或许作者会借长崎人民之口对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和投下原子弹的美国政府发出义愤填膺的谴责，那么它就只是一部针对某种势力、某个国家的反战电影。但所幸的是这两部作品相距了26年，在这漫长的26年中，作者与那些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共同累积着岁月的年轮，也共同经历着反思和成长。一如1945年8月9日的情景始终鲜活地存留在老祖母和长崎人的心中，愤怒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但此时愤怒的对象已由某个特定的敌人转变为人类心中隐藏的野心和欲望，释放愤怒的方法也不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与同样饱尝战争之苦的“敌人”携起手来共同反思人类的所作所为。作者让一轮满月映衬在老祖母与克拉克身后决不仅仅是为了描画长崎乡间的风景，满月中隐约可见的山峦如同人们心中对战争的惨痛记忆，而洒在主人公身上的清辉又令人感到一种超越了仇恨的人性之光，作者在这里用满月象征着一颗包含块垒但依然纯洁美丽的心灵，也象征着人类世界所应该达到的和谐圆满。同样的，《乱》、《影子武士》、《雨晴了》也不同于一般抒发武士豪情的古装片，它们所声讨的是人类出于欲望、贪婪而犯下的罪行，所惋惜的是人类因为傲慢而自取灭亡的愚昧，所憧憬的是无私无欲、爱己及人的人类关系。(www.daowen.com)

黑泽明说：“人类有幸福的权利，所以一定要获得幸福。”那么，获得幸福的途径是什么呢？梅原猛说：“人的内心，存在‘慈悲’和‘爱’这样的‘善心’，同时，也存在着为欲望所迷、只顾自己的‘恶心’。善恶两者在我们心中同居，抑恶扬善，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努力做到的。人类……应该告别以欲望为引擎的近代文明，为营造以‘关怀之心’‘纯朴之心’为引擎的新的文明社会而努力奋斗。”^[18]黑泽明用存在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现代社会，或以纪实性的手法、或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来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而在他所构筑的故事和场景背后，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道德批判力。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和作家波德维尔说：“黑泽明的作品具有一种近似于西方价值观的英雄人道主义。他的大部分影片专注于描绘个人约束自我的欲望，并为他人的利益尽心尽力。”^[19]这种“约束自我的欲望，并为他人的利益尽心尽力”的人生选择是黑泽明为自己、为观者制定的一个崇高的道德标准，他始终执着于创造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英雄或者说武士的形象，也正是为了无限地趋近这个标准。他所创造的那些在荒诞的命运面前毅然选择为“爱他人”而活着的英雄们不仅给战后挫折期的日本人民以莫大的鼓舞，也同样会给面临着“疏离”、“异化”等生存困境的现代人以鼓舞。一直以来，日本人被认为偏重感性，而缺乏对道义和伦理的敏感性，但黑泽明却以自己笔下众多拥有美好灵魂的爱的体现者，颠覆了这一传统的共识，也使自己成为日本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重视、发掘并弘扬伦理精神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