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自己最崇拜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黑泽明说：“我觉得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拥有这么优美、这么令人喜悦的作品，也就是说，他超越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限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一下，例如在看到极为悲惨的景象时，人们通常会把目光避开。但有一些人并不将目光移走，而是正视它，并与那些人一起受苦。我觉得，这并非人类的素质，而是神的素质。”^[10]不将目光从悲惨的景象上移走，“而是正视它，并与那些人一起受苦”，黑泽明被这种深沉的爱所打动，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黑泽明最基本的“爱”的原型。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首次采用同情心这个概念来表示我们“与自身、与他人的双重关系”。“同情心是人在自然状态下无分别的自爱情感的变形或发散。自爱情感作为同情心的原基或源泉使我们关注自身的幸福和生命，是我们存在的内在性原则；而同情心作为自爱情感向他人乃至整个物种的投射或认同，使我们切身卷入他者世界的苦难中去，这是我们存在的外在性原则。”^[11]“同情心”这种潜在的、道德的、伦理的情感一经与行动相结合，就具有了现实的力量。“正视悲惨的景象，与那些人一起受苦”是一种忘我的行动，是与自我牺牲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忘我地奋斗往往伴随着宿命般的巨大牺牲，有时不得不舍弃现世的欢喜，有时甚至要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没有悲壮的觉悟就无法成就的爱，因为这扇“窄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通过的。黑泽明说“正视悲惨的景象，与那些人一起受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拥有的“不是人类的素质，而是神的素质”，确如他所说的那样，这种无我之爱超越了地上的爱，表现出对天上之爱的强烈向往，为了通过这扇“窄门”，必须付出严酷的、和着血泪的代价。

忘我之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不放的也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的爱。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卷首引用了耶稣的教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12]自我牺牲之爱，作为一种期待着“结出许多子粒”的富于创造性、生产性的现世之爱，一方面以天上之爱为目标，一方面又在现世投下巨大的荣光，只有这样的爱才是令黑泽明魂牵梦系的。他所塑造的那些将他人幸福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主人公们，也就是一群为通过“窄门”而顽强抗争的勇士。创造此类人物的动机，一方面是对生活强烈的爱，另一方面还有因对现实感到深深绝望而产生的悲观主义。由对生命的强烈肯定而生发出的人类之爱，是一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不掺杂任何算计的、纯粹的感情，与富于勇气的行动相结合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主人公们富于行动力的自我牺牲之爱能够激发起观众的“同情心”，那么这一感动的涟漪将进而对人生产生巨大的鼓舞。黑泽明期待自己的电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他也确实拍出了这样的作品。

在黑泽明笔下，爱可以使人重生，也可以使卑贱成为崇高。《红胡子》中，他用饱含诗意的笔触描绘了六助、佐八、长次……一个个背负着命运的苦难但从未舍弃善良的江户庶民，他们如同可爱的朝露，虽然脆弱却闪闪发光。平民的生活充满艰辛和苦痛，在不幸的女子阿仲看来，幸福不仅是奢望甚至是可怕的：“……和你在一起的生活过于幸福了……过于幸福，甚至使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我想，我这样的人不该有这样的幸福……这样下去，一定会遭报……我这样想，总是提心吊胆……于是碰上了那次地震。”^[13]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唯心主义的味道，怎么会有连幸福都害怕的人呢？可是，当我们真正了解江户时代百姓的赤贫状态时，恐怕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今村昌平^[14]导演在《楢山节考》里描画的那幅易子而食的惨景，就会深切地感受到极度的贫困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红胡子》中两个贫儿的对话形象地道出了这种苦难的程度。

长次：我真想变成马。

阿丰：变成马？为什么？(www.daowen.com)

长次：马有草吃就行……草是到处都有的。

阿丰：……^[15]

当食物成为唯一的追求，人就只能像动物一样生活，但人远比动物更艰难，因为人是有廉耻心的，无法像动物那样去血淋淋地弱肉强食。默默忍受这样的苦难，而不去伤害他人，这原本已经非常伟大了，但也有一些人在背负苦难的同时还能去关爱他人，他们的心灵与行动都是当之无愧的崇高。老工匠六助的妻子与弟子私奔，妻子怕自己年老色衰留不住情人，竟然强迫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六助默默地忍受着妻子的背叛，并义无反顾地抚养着外孙——仇人的孩子，至死都没有一句怨言。身世凄惨的长工佐八明知自己身患重病，还挣扎着干活，为的是给大家做一点点好事，被称作“神佛一样的人”。为了描绘这些悲哀凄美的庶民，黑泽明将自己的导演能力发挥到极致，尽管他们苦难深重，但他们所坚守的善良与爱心却使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可怜人成为“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