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人类的自由选择，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的确，存在主义是一个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西方现代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思潮之所以能够远渡重洋在遥远的岛国日本生根发芽，恐怕与日本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20世纪初，作为哲学的存在主义就传入了日本，其后萨特等人的一些作品相继被翻译成日文，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品，其后法西斯主义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存在主义思潮还未及形成就夭折了。存在主义真正大放异彩是从战后开始的，此时“日本国内秩序崩溃，被美军长期占领，屈辱、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日本，社会陷入混沌苦涩之中，存在主义再度受到关注，逐渐渗透到文学界，……存在主义作家……尝试着用存在主义来探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战后人的存在的基本关系和人的自由等问题，并很快取代了传统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7]存在主义作家们通过象征和隐喻的方法来表现资本主义、核武器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描绘出人在社会中孤立无援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他人、社会、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存在主义认为世界和人生都是荒诞的，这一观念在日本战后物质与精神一片废墟的社会现实中得到了形象的注解，因此存在主义才得以再度传播。黑泽明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学滋养并执着于创作的作家，不可能对这一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置若罔闻，他的很多作品也确实体现出存在主义的痕迹，因此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读黑泽明作品的学者始终不乏其人。本书无意于全面研究黑泽明与存在主义的关系，而只想透视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极限状态中人类的自我选择，以及这一选择所体现出的道德取向。

揭示世界与人生的荒谬是存在主义文学最常见的主题，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必须先生存，然后才能通过自我选择来确定自己的本质，这也就是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如果将黑泽明的全部作品当作一部成长物语来观照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少年”在其成长道路上要经历两次至关重要的抉择：第一次是当他们初入社会并遭遇挫折的时候，有些人为了报复社会而选择自暴自弃甚至犯罪，例如《野狗》里的游佐、《静静的决斗》里的中田、《泥醉天使》里的松永、《天国与地狱》里的绑匪等，但也有一些人坚定不移地逆流而上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终于成为顶天立地的巨人，例如《静静的决斗》中的藤崎、《野狗》中的村上等。此时，这些身手不凡的巨人将立即面临第二次抉择——如何运用自己非凡的实力？有些人以之作为实现私欲的工具，结果却因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而成为泯灭人性的魔鬼，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巨大灾难，例如《蜘蛛巢城》里的鹫津武时、《乱》中的秀虎，也有一些人以自己的实力和智慧为他人造福，最终成为实现大爱的天使，例如《红胡子》中新出去定、《袅袅夕阳情》中的内田百闲。与存在主义者一样，黑泽明并没有在少年登场时就规定他们的本质，而是将他们投入无情的命运之中，让他们通过自我斗争、自我选择来确定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进而确定自己的本质。

即使不从宏观角度来看，而是具体考察单部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黑泽明几乎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关注着人在极限状态中的自我选择，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残酷而决绝的，它将导向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没有任何中间路线可走。对于命运和人生的荒谬，恐怕没有比经历战前战后巨大落差的人们体会更深的了，战争以及其他突如其来的灾难就如同一场毫无理由而又来势汹汹的洪水，改变了很多人正常的生活轨道，夺走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洪水过后人类被孤零零地抛在一片狼藉的世界上，既失去了过去也看不到将来，这是一种绝对自由而又绝对孤独的状态，此时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重新确定与世界的联系和自己的方向。黑泽明喜欢像存在主义作家那样，设置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一个非此即彼的极限状态，考察人物在其中焦虑、挣扎以至做出最后抉择的过程。《美好的星期天》中，一对贫穷的恋人憧憬着浪漫的约会，然而他们所能选择的约会地点只有荒芜的东京，所能支配的仅有35日元，在物质匮乏到极点的状态中，他们又将怎样度过这个星期天呢？《静静的决斗》中，藤崎被战争夺去的不仅仅是宝贵的青春岁月，还有肉体的纯洁，因为给伤员做手术而感染梅毒的他将如何面对等待自己多年的恋人呢？《野狗》中的村上与游佐是两个有相同遭遇的退伍兵，他们将如何重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呢？《活着》中渡边勘治在一个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的早晨突然得知自己患了胃癌，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他将怎样度过这几个月呢？《天国与地狱》中权藤金梧为即将拓展的事业而踌躇满志，但随着绑匪打来的一个电话，一切都被打乱了，他将如何在事业和救人之间抉择呢？《红胡子》中的保本一直希望成为幕府御医，却被父亲送到贫民医院实习，他将如何在这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中进行抉择呢？《影子武士》中的盗贼被选为武田信玄的替身，他是会逃离还是会承担这个危险的使命呢？《八月的狂想曲》中对原子弹爆炸始终不能释怀的老祖母将如何面对美国来客呢？《看海》中的大姐在洪水逼上屋顶的一刻，将如何决定自己的去留呢？……相比之下，在他的作品中有三个人面临的抉择最为严峻，那就是《静静的决斗》中的藤崎、《活着》中的渡边和《天国与地狱》中的权藤，而这三部影片拍摄的时期也正是存在主义文学在日本蓬勃发展的时期。

作为医生，藤崎对于自身以及他人纯洁性的要求近乎于洁癖，但荒谬的命运却使这样一个有洁癖的人莫名其妙地感染了梅毒，丧失了自身的纯洁性。当然，他可以像同样患有梅毒的退伍兵中田一样堂而皇之地与未婚妻结婚，或者要求她等待自己痊愈，虽然这种疾病的完全治愈在当时恐怕是遥遥无期的。然而藤崎毅然放弃了自己所深爱的未婚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别人，在现实层面他似乎失去了一切，而在精神层面他却成为真正的“圣者”。(www.daowen.com)

渡边为抚养儿子操劳半生，却突然被宣告了“死刑”，他觉得冤枉、彷徨、无助，并试图以享乐主义的方式挥霍剩下的时间，然而他最终选择用为数不多的日子为他人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尽管他要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

制鞋业达人权藤经过几十年的耕耘终于筹备了5000万日元准备收购鞋业株式会社，就在收购进行的前一天，他却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告知儿子小纯被绑架了，必须交出5000万的赎金。不久，事态发生了变化，原来绑匪错将权藤司机的儿子当作了小纯，但绑匪仍坚持要得到赎金才肯放人。这时，对司机、警察等其他人来说，做出抉择并不困难，而对于权藤却是异常艰难的。究竟是为搭救别人的孩子而使自己半生的心血付诸东流，还是做一个利益至上的冷血资本家，这不仅是付钱与不付钱的抉择，而是一种人性与非人性的抉择。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如果我今天使用了这张支票，就等于将自己多年来建起的地位毁于一旦……无论如何，我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事业就如同死了一样……即使说我不近人情也没办法，我不打算付赎金。”^[8]但是，他的话被妻子打断了，“你撒谎，权藤一定会付赎金的。”^[9]这样的话只有熟知权藤为人的人才能说得出来，表面看来夫妻的争执在持续，实际上这只是权藤一个人内心的激战。妻子的话使他心中的另一个声音表面化，“坚决不付”与“一定得付”这两种声音所象征的两种人格在他的内心激烈地交战着，他嘴上说着“不付”而内心却在抗拒这种非人性的做法。与此同时，与权藤一起策划收购的同伴却趁他陷入危机，暗暗为自己谋取好处，黑泽明在这里以极为冷静的笔触描绘出一个极端残酷的世界和一群极力抹杀自己人性的人。最终，权藤决定交付赎金，这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永远告别唾手可得的株式会社，甚至倾家荡产。影片的结尾，当权藤在狱中与绑匪见面的时候，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制鞋业达人已经重新回到事业的起点——在小公司里打工，或许这时的权藤在财富与地位上是渺小的，但他的背影却因为笼罩着人性的光辉而显得异常伟岸。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命运是荒诞的，人的生存环境是不完美的，如果它是完美的，那人就没有必要进行自由选择了。人做出自由选择的过程就如同一场“静静的决斗”，在一种极限的状态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的内心发生着激烈而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他们做出各种选择。有些人选择为满足自我而危害他人，也有些人选择为关爱他人而牺牲自我，他们都是在通过自由选择确定自己的本质。黑泽明从来没有将自己当作存在主义者，但他的创作的确暗合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以及存在主义文学的书写方法，而他主张文学要介入生活、文学是善美统一的观点也与存在主义者的观点不谋而合。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提出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说法，这句话是否真的适用于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许还存在疑问，但这句话却完全适用于黑泽明的“存在主义”。应该说，黑泽明算不上是一个自觉的存在主义者，但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存在主义作家通常不讨论和评价具体的善恶，但黑泽明却从不隐藏自己的道德取向，从人物们因不同选择而导向的不同后果来看，藤崎、渡边和权藤都是他所强烈肯定的人物。当虚弱的渡边强打精神到工地视察的时候，当藤崎含泪目送未婚妻远去的时候，当权藤平静地对绑匪述说着近况的时候，观众被他们的淡定从容所深深感动，那是一种超越了悲痛的神圣感，因为在荒诞的命运面前他们保持了人性的尊严与无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