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宋代的餐桌上，金银器具显示了权贵富豪的奢侈。今天家家户户都有玻璃器皿，玉器倒少了。但是在宋代，餐桌上的玉器、玻璃器具，每一种与众不同的餐具，都彰显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宋代玉料十分短缺，《清波杂记》载：“徽宗尝出玉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欲用此于大宴，恐人以为太华’。”且不说宋徽宗贵为天子，仅就艺术气质和高雅品位而言，堪称无人能及，他想在堂堂皇家宴会上使用一只玉杯、一只玉盏都害怕太过奢靡遭人议论，可以想象宋时玉料的缺乏和宋人对玉的珍惜。

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有一则记事，题作《宣和玉杯记》，关于玉杯样式写道：“宋宣和御府所藏玉杯三：其一，内外莹洁，绝无纤瑕。杯口耸出螭头，小螭垂云而起，夭矫如生，名教子升天，真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珑。三则单螭作把，外多花纹，钩碾精工，莹白过于教子，而神彩稍逊。”玉杯都是上流社会人士所用，这宣和玉杯更是绝世珍品，徽宗的爱物，一般人更是见不得。玉荷杯倒是在宋人笔记中读到过，《经筵玉音问答》描述了宫廷贵族艺妓佐酒之情景：“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三日晚，胡铨侍上于内殿之内阁……蒙赐金凤笺就所御玉管笔并龙脑墨、凤咮砚……时将日暮……唤内侍厨司满头花办酒……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鸭杯。初盏，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贺新郎》，旨令兰香执上所饮玉荷杯，上注酒，顾予曰：‘《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此酒当满饮。’予乃拜谢。”

玉盏在宋代也是稀有之物。韩琦“知北都，有中外亲献玉盏一只，云：‘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可指，真绝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为宝玩。乃开宴召漕使显官，特设一桌，覆以绣衣，致玉盏其上，且将用之酌酒，遍劝坐客。俄为吏将误触，台倒，玉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将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将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众客皆叹服公宽厚不已。”（参见《宋人轶事汇编》）再贵的玉盏也没有韩琦的宽宏大量珍贵。所以古人常说君子如玉。

除了玉器珍贵，还有一种玻璃器具也很珍贵。说起玻璃大家一定会不以为然，谁家现在没有玻璃器具呢？不过在宋代，一般百姓家还真没有玻璃器具。汉代以后，西方传入玻璃器皿，于是把西域传入的玻璃称为“玻璃”，中国自制的玻璃称为“琉璃”“料器”等。《东京梦华录》“食店”有云：“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www.daowen.com)

在宋代，汉语才将玻璃和琉璃逐渐区分开来。好了，明白了玻璃的意义才能体会到玻璃的珍贵。记住玻璃是透明的，琉璃是不透明的。到了明代，用低温彩釉陶制作的砖瓦被称为“琉璃”或“琉璃瓦”。苏轼写有“坐思吴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朣胧。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他还写过“回望古合州，属此琉璃钟”。苏轼并没有混淆玻璃、琉璃之间的区别。《武林旧事》有专门描写元宵灯会一节，“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著色便面也”。说明苏州一带普遍已经能够生产比较大型的琉璃制品。文中把苏州制造的花灯叫作“琉璃”而不是“玻璃”。同在《武林旧事》“赏花”一节，有“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这里把从“大食”舶来的玻璃器叫作“玻璃”而不叫“琉璃”，显然与在本土生产的琉璃器在质地和工艺上有区别的。《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载清河郡王张俊进奉给高宗的宝器中有“白玻璃圆盘子一、玻璃花瓶七、玻璃碗四……”餐桌上的玻璃器具成为高档贡品。

《金史·本纪第八·世宗下》载：公元1188年2月，“己丑，宋遣使献先帝遗留物。癸巳，宋使朝辞，以所献礼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剑之属使还遗宋”，金世宗说：“这些器物都是你们国家已故君主珍贵的玩赏物品，应该当作宝贝加以珍藏，以便不忘记追念怀思自己的先辈。现在我如果接受了这些礼物，在道义上有所不忍。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君主，使他了解我的心意。”金世宗不忍心收下宋代皇帝赵构曾经喜欢的宝贝玻璃器。由此可证明，宋金时期，西方舶来的玻璃器仍很珍贵，依旧是皇帝珍爱的玩物或者外交大礼。公元1115年，宋徽宗诏令：“中书舍人陈邦光，提举洞霄宫，池州居住。”此前陈邦光任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适逢蔡京献大食国的玻璃酒器，陈列在宫廷中。太子发怒说：“作为天子的大臣，不以道德义理相训诫，只拿精美的玩物来消磨我的意志吗！”就命令身边的人打碎了那些东西。太子打碎的不是玻璃酒器，而是蔡京的脸面。蔡京后来听说实际是陈邦光激怒挑动太子，忍住怒气没有发作，于是就借机贬黜他，限制在池州居住。

宋代，朝廷成立了官家玻璃制造作坊，称“乐玉作”，生产的仿玉玻璃品质远远不如进口玻璃优质，主要是工艺技术问题。宋代玻璃器具多是进口货，玻璃制作的饮食器具并不常见。因其数量罕少，极为珍贵，故多为上层社会及富人所拥有。如果在宋代，您家里的高脚玻璃杯就可以换一套别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