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师家宴再怎么豪奢，终归是民间的宴会。即使用上了金银餐具，其规制远远不如供给贵族日常便饭所用的器具。举个例子，这个故事《宣和遗事》有记载，说宋徽宗宣和年间，适逢元宵佳节，到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常。皇帝特准京师官宦之家的女子进宫观灯，并各赐御酒一杯。不料一女子饮酒之后将一御制金杯装在怀中，被宫中卫士发现，押到皇帝面前听候发落。这女子也不辩白，只索笔墨挥笔写下了一首《鹧鸪天》：“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宋徽宗读罢此词，将金杯赏给她，并派卫士送她回家。皇帝大方，每人所用酒杯皆是金杯，可见北宋的富足。写词的妇人您喜欢，好，金杯可以带走。如此看来，能够吟诗作词，关键时刻不但可以救命还可以得到赞赏。

好了，接着说餐桌上的金银器具吧。唐代之前，金银属于高贵豪华奢侈品，仅仅用于收藏或者装饰观赏，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唐代开始出现实用性的金银器具。唐初，“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操笔。（高宗）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太平广记》卷二十二）唐玄宗时，“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参见《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在宋代，金银器具一般都是宫廷专用。据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南宋的时候就有大金碗、金氅、垒金嵌宝盘盏、金盘盏、金杯盘、黄金酒器、镀金酒器、垒金嵌宝注碗杯盘等名称，可见其种类之多。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太上皇赵构七十五岁生日时，孝宗一次就“密进黄金酒器二千两”。皇帝也常将金制酒器赏赐给大臣，《乾淳奉亲》载赵构七十五岁生日时曾赐给节使吴琚镀金酒器二百两。

在《东京梦华录》中我们已经知道，普通酒店都是用的金银酒器。金银酒器之所以在饮食店肆中广为使用，一方面，大宋帝国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高档的餐具能提高饭店的规格和档次，彰显帝国的雍容华贵；另一方面，金银酒器遇毒而变色，有检验毒酒的功能，无形中保证了食品的安全。

在宋代，闹市里的酒楼陈设金银酒器供顾客使用。宋代酒楼分为两种高级档次，一种是以和乐楼、和丰楼、丰乐楼为代表，“属户部点检所，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是官宦来往的酒楼；另一类是以熙春楼、三元楼和严厨、任厨、陈厨等厨师姓氏命名的“市楼之表表者”。　（参见周密《武林旧事》）“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且“每楼各分小阁十余”。插个题外话，在餐饮管理上，宋代已设有包厢，真可谓走在时代之前了。(www.daowen.com)

1993年河北宣化下八里7号张文藻墓出土辽代壁画

在《水浒传》中鲁智深嫌李忠、周通吝啬，决意离开桃花山，走之前把桌上的金银酒器踏扁了，打在包裹里，一道烟滚下山去。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富贵人家就将无法带走的金银器具埋藏起来，做个记号，以后再回来寻找。1236年，蒙古人的铁骑逼近成都平原，富庶的蜀人惊悸之余纷纷加入逃亡的人群。有一个大户人家，在逃亡的前夜，将大量金银器用纱布包裹起来，有几十件主人视为珍宝的金器，则用较大的银钵盛装起来，小心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砖砌地窖里。主人太珍爱这些金莲花银盏了，虽然危险在即，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数百件金银器安顿好，再用砖石密封起来。蒙古战马的嘶鸣都可以听到了，主人怀着无限的依恋最后看了一眼埋着自己藏宝的地窖，无限回望。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批被埋在距成都三十多公里的彭州窖藏金银器，等到重见天日的时候，时光已差不多逝去了八百年。这批宋代金银器，于1993年11月发掘问世，并且以庞大的数量和精美的质量震惊了考古界。彭州窖藏，总的数量竟然有三百五十一件，仅金器就有二十七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金银器窖藏，被人们誉为“天下金银第一窖”。

在金兵攻打东京城的时候，北宋皇宫的诸多金银财宝也被金人掠去“……银火炉百二十只，金火炉四只，金桌子一百二十只，银交椅二十只，金合大小四十只，金水桶四只，金盘盏八百副，金注碗二十副，金银匙箸不计其数，金汤瓶二十只……”（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金兵带走了二千五百车财物，带不走的就投入水下，“宣和殿聚殷周鼎钟尊爵等数千百种。国破，虏尽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劳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后世三代彝器，当出于大梁之墟云”。（参见《邵氏闻见后录》）在开封，一定还有宋代的金银器具安静地躺在泥土中，静待开启尘封的土层，依旧熠熠闪烁着宋代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