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到大夫，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从士到大夫，也是一个量变的结果。古代一说士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士为知己者死”。在中国象棋中，双方拼杀到最后往往是老将身边的士在有限区域做最后的守卫和厮杀，总会叫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少林寺》中，高僧面对王仁则的杀戮禁不住手指颤抖连声“杀杀”的情景。

当士还是士的时候，确实严格按照儒家的思想来要求自己，修身齐家。但是他们一旦被大臣推荐或国君招徕，谋得一官半职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大夫，甚至登上卿相的宝座，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的青涩少年成为权倾一时的重臣，萝卜白菜不再吃了，无肉不欢，无山珍海味不宴。当年孟尝君的门下客上等食肉、中等食鱼、下等食菜。没有受到任用的文士依旧是清心寡欲、清淡饮食。比如墨子，他“量腹而食”，其弟子食“藜藿之羹”。又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并不认为有什么简陋。这一切到了宋代就开始变化了，该是社会发展的缘故吧，宋代士大夫阶层攀比、奢侈浪费之风盛起。

北宋中期，有一种名贵食品叫淮白糟鱼，宫廷常常断货，但是曾任宰相多年的吕夷简的夫人却能一下子弄到十筐。司马光给他儿子写了一篇教育文章说：“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量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侈，恶之大也。”（参见司马光《训俭示康》）司马光虽然出身官宦之家，却是北宋百姓眼中廉洁奉公的“模范官员”。他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正能量。

苏轼是士大夫阶层的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代表。“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参见苏轼《节饮食说》）苏轼不但自己严格要求，还要求朋友也这样做，倡议节约饮食。(www.daowen.com)

与苏轼同时期的黄庭坚写有《士大夫食时五观》，认为“古者君子有饮食之教，在《乡党》《曲礼》，而士大夫临尊俎则忘之矣”。他以戒律的形式论述了饮食生活中应随时注意的五个问题：一要节俭。“一人之食，十人作劳。家居则食父祖心力所营，虽是己财，亦承馀庆。仕宦则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二要“忖己德行，全缺应供”。只有“事亲”“事君”“立身”之人才可以“尽味”，否则不应追求美味。三要“防心离过贪嗔痴为宗”。“治心养性，先防三过，美食则贪，恶食则嗔，终日食而不知食之所从来，则痴，君子食无求饱，离此过也。”四要“正事良药，为疗形苦”。五谷五蔬以养人，鱼肉以养老，所以要以食为医药，举箸常如服药。五要“为成道业，故受此食”。君子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正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代朱松评价黄庭坚的这五种观点说：“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黄庭坚的节约粮食、知民劳苦、合理饮食是健康之本等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饮食生活仍有参考价值。

宋代的繁荣造成了上层士大夫阶层的奢侈之风，但是纵观整个宋朝，士大夫阶层还是遵从儒家思想自我约束，文坛领军人物依然把持住风向，虽然也热爱美食，却把美食当作崇尚自然的一种渠道。士大夫精英阶层，主张饮食不要奢侈铺张。他们歌咏草木菜蔬，直抒胸臆、借以明志，把简单的吃喝变成了修身治国的高度。黄庭坚为所画菜蔬题词说：“可使士大夫知此味，不使吾民有此色。”朱熹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他们不仅关心菜蔬和粮食，还关注庙堂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