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分化的程度大大加深。社会中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种频繁发生的、常规化的社会现象。冲突并不可怕，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处理。虽然严重的冲突有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但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缺乏人与人和谐沟通的机制，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悲剧。

在悲剧出现的同时，也给国家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扭转这种GDP至上的发展理念，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公平与公正，没有人间平等生存的权利保障，没有让人们能够和谐共处的有效平台，那么，会有更多国人不得不面对悲剧命运！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更深层原因是什么？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差异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在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是一些人道德的沦丧，置他人死活与不顾地挣黑心钱办黑心事；同时也必然是另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集体牺牲。例如，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有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国家三令五申还有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建设和谐城市，是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人与人的和谐是城市和谐的基础，没有人与人的和谐哪里有城市的和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两极化差距越拉越大，伴随这个过程的是社会能力和社会权利的失衡。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内部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积聚起来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并对整个社会生活能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则越来越无力。权利的天平越来越向强势群体倾斜，造成许多本不该产生的悲剧。(www.daowen.com)

实际上，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在近些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政府与民意之间良性互动、以理性化方式化解利益冲突的模式在开始显现。非典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但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了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这些改革和变化带来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关系的和谐。

和谐社会可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抽象理想，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所指的现实战略构想。尽管在理论上和谐社会涉及多方面的关系，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大体均衡的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与分配关系。这样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是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基础，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城市未来前景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