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3]，他认为编年史是僵死的历史，而真正的历史是历史叙述的主体所认定的那些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也就是说，历史是可以被叙述主体依据现实生活进行挑选的，那么作为服务于当下生活的普通人心中的历史记忆就更应是如此了。正如前文所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此时此刻提出或者实践历史记忆的目的是什么。根据这个目的，他们会对埋藏在心目中的历史记忆进行选择。

这样的例子在八陡庄俯拾皆是，比如说对于八陡庄接送颜奶奶的历史，青石关的村民总会说：“以前，从阁子前村奶奶棚出发的队伍将颜奶奶接回来了以后，必须先要来我们村南庙拜祭，才能回到奶奶棚安置下来。”其实这就是民众对自己的历史记忆进行选择的结果，实际情况是：过去，从奶奶棚出发的队伍在抬着颜奶奶的“分身”回到八陡庄后，为了代替颜奶奶表示对地方神灵的尊重，会在将颜奶奶安置在奶奶棚之前，去往八陡庄的每一处庙宇，如北河口的真武庙、阁子前村的炉神庙与观音阁、杏花崖的黑山爷爷庙、青石关的山神庙、东顶的东庵以及青石关的南庙等，一一拜祭，试图让颜奶奶与庙中的神灵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对比，我们发现青石关的村民们刻意地遗忘了队伍去别的庙宇进行祭拜的历史记忆，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队伍去自己村南庙祭拜的历史，以此作为当时两村的“隔空斗法”的绝佳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主体依据现实情况的自主选择并不影响历史事实或者历史记忆的客观性，但是与自主选择同时进行的，往往还有历史记忆的再造。当然，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历史事实本身就是建构的结果，“历史事实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正是历史学家或历史演变中的行动者借助抽象作用，并仿佛在一种必须进行无限回溯的威胁下，构成了它们”^[4]。而历史记忆的再造也并非天马行空，完全没有道理可言，而是既遵循了一定的逻辑，即地方性知识，又贴合了地域和历史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还与某些大众认为的真实的历史事实存在互文的关系。所以我们选择用历史记忆的“再造”而非“创造”来概括这种主体行为。

去年（2015年——笔者注）的某一天，11路终点站的“厂部办公室”正在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他们提到了八陡老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铁道涵洞。这座涵洞位于杏花崖村，由几千块规格差不多的四四方方的大青石堆砌而成，石头之间以石灰混凝土填充，连接处严丝合缝，好像钢板一块。其中一位老人首先提到德国人铺设胶济铁路张博支线的时候修建这座涵洞的事情，讲得头头是道，紧接着又有一位老人强调2009年德国政府曾致电八陡镇政府，告知八陡镇这座涵洞的服役期限已经超过了100年，需要修缮。随后众人也开始搭话，纷纷夸赞德国人的严谨和实在。(www.daowen.com)

然而德国人并没有在八陡这边铺设铁道，他们修建的张博支线往南到博山站就已经停止了。张八铁路是由日照商人马官和于1922年修建的，日本侵略者占领八陡后将铁道进行了升级。他们所提的涵洞究竟是马官和修建的还是日本侵略者修建的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绝非德国人修建的。因此，这两位老人的谈话所涉及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是这种并不真实的谈话内容竟然得到了周围至少三位老人绝对的认可。他们之后的热烈讨论正是建立在完全相信这些谈话内容的前提下展开的。他们之所以以假为真，就是因为老人的陈述贴合了德国强占并开发博山的历史背景，又与八陡庄是较早铺设铁轨并设立火车站点的村落之一这个历史事实存在关联，再加上符合了当地地方性知识中对德国人行事风格的一贯认知以及胶济铁路沿线普遍存在的“德国相关部门致电某政府，敦促某政府及时修缮某某设备”的传言的作用。

当然，如果将老人们谈话的内容作为讲述者的历史记忆的话，我们就不能武断地认为它是错的，毕竟这或许真的是他们的历史记忆，是他们在听别人如此这般地讲述时形成的记忆。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继续追问，那么第一个将这个段子讲给别人听的那个人是不是在再造历史记忆呢？

事实上，当天那两位老人之所以说这么一段“历史”，是为了借助这一历史来表达诉求。眼前的11路终点站已经建了多年却仍然是没有硬化的土路，公交车一来一去都会带起大量的尘土，这几位老人希望借此提醒相关部门“赶紧修路”。这又一次印证了历史记忆与当前社会生活的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行动者往往会以对自己的历史记忆进行遴选甚至再造的方式来记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