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陡庄的老人群体在整体上具有亦工亦农的属性，但按照出身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又明显地分为至少两个大的阶层，即退休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虽然处在不同阶层的老人们在同一地域中生活，甚至从事同样的工作与劳作，但其人生的经历和当前的生活状态仍旧有着很大的差别。在一个工业化的村落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生活状态能够共同勾勒出村落社会的整体生活状态。对不同阶层中个人生活史的观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群体的生成。因此，本小节选取了八陡庄几位不同阶层的老人，简要概述他们的生活经历。

（一）黑山煤矿的技术骨干

陈会志，1941年出生于八陡庄五龙桥北，家中兄弟三人，排行老二。陈姓是八陡庄的大姓之一。陈会志家在当地虽算不上大户人家，但是生活条件尚可。兄弟三人都上了几年学，平日里也不用去想办法找活补贴家用，闲暇时就跟在年长他十多岁的王宏光屁股后面玩。王宏光是王让第二十四代传人，他的父亲在当地非常有名，还会武术。陈会志和他的哥哥天天跟着王宏光的父亲半玩半学地练功夫。

后来，八陡开始搞初级社，因为耕地有限，除了建农业初级社之外，还建了铁业社、木工社、制修社等各种服务社。当时，陈会志和他的哥哥都可以选择加入农业社，而大家也多倾向于加入农业社，因为农业社有耕地，有了耕地就代表有了粮食。不过王宏光的父亲却告诉他们一定要加入服务社，哥俩决定相信他，于是一起加入了木工小组，在一个远房长辈家里当上了学徒。

学徒的生活是比较辛苦的，虽然名义上是木工小组，但实际上木匠行业的规矩并没有改变，当学徒的前两年师傅管吃管住教本领，但学徒没有工钱；学成后，他们还要继续留在师傅家里给师傅白干两年活，而且还不能私自外出干活。好在哥俩都是慢性子，都坚持了下来，尤其是陈会志，经过踏踏实实的学习，不仅掌握了木工的技巧，还无师自通般地学会了制作各种模具和模型。有一次，附近的一个工厂新进的设备在使用上遇到了难题，从没见过这种设备的陈会志研究了半天后竟然把难题解决了。陈会志便进入了这个工厂当技术员，后来还当上了副厂长。在此期间，陈会志继续钻研各种机械的运行原理，逐渐成为当地最有名的机械维修师，包括山东机械厂、黑山煤矿在内的诸多国有企业但凡有技术性难题都会找他解决。后来，陈会志的关系被转到了黑山煤矿，从此成为八陡最大的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他的哥哥也早已成为三菱钢窗厂的正式工人。兄弟二人穿着工装，一人骑一辆“大二八”自行车，企业食堂特有的饭缸挂在自行车把上叮当作响的画面在村里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80年代，黑山煤矿集团黑山矿井因为资源枯竭而关停，黑山煤矿整体搬迁到兖州。陈会志作为矿上的技术骨干被安排到兖州负责大型机械的维修和保养工作。去兖州之后，陈会志继续发光发热，为新厂的正常运行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新厂刚刚落成，很多设施还不完善，陈会志在工作之余还发挥自己特长，修建了许多凉亭、条凳放置在厂部大院里，供工友们休息。90年代，陈会志突发疾病，右手一直抖动，右腿也开始变得僵硬，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但是他又坚持了两年，将徒弟带出徒以后才返回博山家中。

2001年，陈会志正式退休，并加入了青石关村的老人会。他发挥特长，负责老人会的木工工作。老人会重修南庙，修建颜文姜庙、文昌庙以及毛主席纪念堂时，所有牌匾都是陈会志自己制作，为老人会节省了不少钱财。如今陈会志举家搬进了东顶村新建的住宅小区，住着一百平的商品房，领着每月四千多元的退休金，与老伴子女们共享天伦之乐。

（二）工厂里的农民

周兴桐，1939年生人，家里往前数三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据周兴桐讲，他们周家于清乾隆年间自山头镇迁至八陡庄。当时迁过来的周姓有两大支，分居于八陡庄不同的地方，后来其聚居地分别被称呼为周家桥和周家大院。周家桥恰巧处在沟通鲁中与鲁南的交通要道上——八陡大街的东段。清末民初，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居住在周家桥的一支通过开饭馆、旅店迅速发展了起来，当时周家桥的饭馆和旅店都为周家人所开。从临沂、沂源等地南来的客商都喜欢在此打尖住店，可观的收入让周家桥的周家成为当地颇有势力的强姓之一。周家大院的分支则相对暗淡了许多，他们始终以种地为本业，靠着绵薄的收入勉强度日。

周兴桐出生时恰逢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大部分耕地已经都典当出去换了粮食吃，全家六口人仅有不到半亩地，平时就靠捡别人家玉米地里的“乌米”^[10]果腹。家里甚至连被子都没有，晚上睡觉时需全家缩在一张草垫子里，抱在一起相互取暖。1943年，周兴桐刚满四岁，他的父亲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生活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母亲一个人身上。他的母亲带着哥哥以给村里的铁匠铺子加工半成品为生，还要照顾一家老小，每天非常辛苦，所以周兴桐从小就深知母亲的不易，无论什么事都对母亲言听计从。新中国成立后，周兴桐的母亲通过给别人摊煎饼和卖豆腐赚钱养家，生活条件逐渐好转起来，他们不但用上了新棉被，还把典当出去的两亩地都赎了回来。

1952年，在天主教堂改成的学校里上学的周兴桐因家庭贫困被迫辍学，加入位于石马镇的石马铁业社当学徒工，主要负责打铁，一个月以后，周兴桐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资。半年以后博山地区开始搞初级社，农民出身的周兴桐第一次有了选择自己身份的机会，如果选择留在铁业社，那么他的身份将转化成工人，地被收走，他以后“吃工业”；如果选择加入初级社，就可能会拥有更多的耕地，他将来可以“吃农业”。周兴桐本想选择继续留在铁业社，但他的母亲不让，觉得还是有地心里踏实，周兴桐听了母亲的话选择了“吃农业”。现在回忆起来这段往事，周兴桐说肠子都悔青了。

周兴桐的家在今天属于青石关村的地界，周兴桐回来以后入的初级社叫建国社，后来从属于青石关大队。当初青石关这边耕地比较多，但工业几乎没有，所以青石关大队每年要向国家上缴11万斤粮食，是整个八陡唯一的自足队（所谓“自足队”就是可以自给自足，不用吃国家的粮食），周边杏花崖、阁子前、黑虎崖等生产队都需要依靠国家的贴补才能生存。

1958年大炼钢铁，周兴桐被安排往耐火材料厂改造成的小高炉推煤炭，后来因为小车的轮子被偷，失去入团的机会。后来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周兴桐这样的纯农户基本断了粮，每人每个月最好的时候能分到八斤粮食，而身边的工人却能够在食堂保障基本的生活。周兴桐第一次觉得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1963年周兴桐结婚，接着第二个机会就来了，当时黑山煤矿急需煤矿工人，要求凡是家中有亲人在煤矿上班的男人，都可以通过亲人的推荐来煤矿当工人。周兴桐刚好有个本家兄弟在黑山煤矿上班，就打算让他推荐过去，没想到又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当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周兴桐在生产队里推小车一个月能分到54斤粮食，所以母亲还是没有同意，周兴桐向来孝顺，就又一次放弃了机会。(www.daowen.com)

1979年，八陡煤矿开矿，周兴桐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厂上班，每月按时给生产队一部分工资买工分，不过交了一年多后生产队就解散了。周兴桐每个月都有八九十块钱的工资进账，顿时觉得生活好转了很多，家里还添置了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以及村里的第二台黑白电视机。1999年，周兴桐年龄大了，离开了煤矿，虽然当了二十多年的煤矿工，但因为不是工人身份，周兴桐不能像老人会的朋友们一样每月都能领至少三千元的退休金。前几年，周兴桐与和他一样都是临时工的农民们一起去镇政府反映情况，现在周兴桐每月能从镇政府领取94块钱的生活补贴。虽然周兴桐也加入了老人会，但周兴桐的生活始终不如退休工人们过得逍遥，他不经常参与老人会的娱乐活动，因为他还要下地干活，但是只要老人会有正事儿，周兴桐必定第一个到。尽管周兴桐会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天生的乐观心态还是让他能够笑着回忆这段先苦后甜的历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不对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周兴桐的口头禅。

（三）“吃细粮”的妇女

许荣萍，女，1953年生人，童年刚好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虽然父亲是桃花峪煤矿的工人，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挣钱，每月30块钱的工资要养活八九口人，于是饥饿就成了她对童年生活最大的印象。从1959年开始她的家里就基本断粮了，能吃到一根胡萝卜就跟过年似的。因为她的父亲是工人的关系，她家偶尔能吃到一些救济粮，但是一个人的口粮对于大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因为贫困，没钱买布做衣服，他们就去救济站领面袋子，救济站会把剩下来的面袋子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分给大家，许荣萍家就用面袋子做成衣服穿。

到十四五岁的时候，为了生计，许荣萍就开始出来工作。刚开始年龄小，她只能去桃花峪煤矿的煤渣堆里捡炭，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能去工厂里干临时工了。她从小力气就大，负责推大车、抬筐子，一个年轻女子干的都是男人的活，就是为了彻底摆脱饥饿。后来三菱钢窗厂去许荣萍所在的居委会招工，许荣萍就报了名，成为正式工人。据许荣萍回忆，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摆脱农村户口最好的方法就是嫁给工人，然后选择户口跟着丈夫，就能转为城市户口，也就是所谓的“吃细粮”。但是在那个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大家都是一穷二白，工人和农民相比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可言。而且当地的户籍科还不厌其烦地跟每个人说：“你可以自己选择‘吃细粮’还是‘吃农业’，‘吃农业’的话，你自己种地自己产粮食，虽然吃的是粗粮，但是自己能供应自己，还能吃新鲜粮食；‘吃细粮’的话，你得用钱买着吃，去粮站，买的是陈年的粮食，吃之前你得先算计算计手头有没有钱。”所以当时大多数嫁给工人的不明就里的农村女子都还是选择了“吃农业”，结果也就形成了“一个家庭、两种身份”的现象。等到她们年纪大了，工人开始领退休金了，她们才后悔当初的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明确规定孩子的身份只能跟着妈妈走，不能跟着爸爸走，所以选择了“吃农业”的妇女们，她们的孩子无论男女也必然是农村户口。

当年，许荣萍的母亲嫁给她父亲的时候，选择了“吃细粮”，所以许荣萍才有了进工厂上班的资格。在工厂里，许荣萍平时光顾着干活也没太有时间与别人交流，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才能说几句家常。据许荣萍回忆，年轻女人凑到一块说得最多的就是比谁家婆婆好。那时候还流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的说法，她们都没有比自己家的，都是比婆婆家。许荣萍当时年龄还小，但也会在她们的谈论中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想象自己未来的婆婆的模样。后来许荣萍嫁给了在同一个工厂上班的小伙子。她的丈夫从小就没有妈妈，是大娘一手把他带大的，那么原则上许荣萍就相当于没有了婆婆，但是鉴于大娘对于她丈夫的养育亲情，许荣萍虽然喊的是大娘，却始终将她视作婆婆一样对待，尽心尽力地伺候。而大娘对她也特别好，那时候大家都还要自己带饭上班，大娘体会到许荣萍上班的辛苦，经常给她包水饺让她带着，这时常引来众工友的羡慕。后来她的丈夫调到外地工作，而大娘的子女又不在身边，许荣萍就干脆跟大娘在一起生活。许荣萍负责挣钱，大娘则负责做饭看孩子。后来许荣萍退休，回家就告诉大娘说：“我退休，你也就退休了吧。我有退休金，还不用上班，从现在开始我生火做饭伺候你。”后来直到大娘去世，她们之间也没有红过脸吵过架，二人的相处也在整个八陡庄传为佳话。

（四）艰难讨生活的老农民

在八陡大集上总能见到一个干瘦黝黑的老头，蹲在一个角落，眼前铺着一张破破烂烂的塑料布，塑料布上面摆满了各种刚刨出来不多久的野菜和药材，还有一些长得非常不起眼的丝瓜、黄瓜、南瓜。他叫黄启振，大家都喊他老黄，今年已经76岁，原籍是沂源县人，现与老伴居住在青石关村。黄启振家的主要生活来源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大集上售卖这些东西的收入，如果东西全部卖出去的话能收入25元左右；另一个是他们老两口接过了青石关几户人家不愿意继续种的地，地合计起来不到三亩。所以他的生活非常贫困。

老黄表示，现在种地基本上不挣钱，还要赔钱。现在家家户户都用农药、化肥，你要不用的话就会遭受严重的病虫害，产量也低，而买种子、化肥、农药的钱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今年收成不好，很有可能就会赔钱。所以在老黄看来，绝对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需要长时间等待才会出现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如此，老黄在种地之余还坚持去山上采集各种民间传言有用的药材。但毕竟是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老黄只能用四天的时间来搜集药材，然后就赶一个大集。

即便穷困至此，老黄还是非常倔强，他一再拒绝别人的资助，也始终不愿意别人施舍似的以高价购买他的药材，而且老黄在做买卖的时候非常大方。尽管东西不多，上了年纪的他上山采药非常费时费力，但他卖的东西价格便宜，他还时常连搭带送。老黄也非常沉默，在大集上摆摊的他从来不叫卖，就是孤零零地蹲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在村里，老黄也不怎么跟邻居们交流，也从不参与村落公共事务，老两口习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所以现在青石关村大概除了少数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之外，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老黄为啥搬到青石关，以及到底有没有子女。

2014年5月份的一个大集，老黄一脸落寞地蹲在墙角，面前只放着一小捆韭菜和一把小葱，还有两三根蔫了的丝瓜。笔者以为老黄的药材已经全部卖光了，却听到旁边摆摊的人说，老黄家昨天进贼了，把老黄辛辛苦苦挖来晒干的药材偷得一根都不剩。老黄没办法只得拿了自己种的菜在这里售卖，最后韭菜和小葱被一个从博山城里过来赶集的妇女买走了。她拒绝了老黄免费赠送丝瓜的好意。卖菜的五块钱是他五天以来唯一的收入。老黄收拾起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笔者问他：“这一集只卖了五块钱，接下来的五天怎么办？”老黄轻轻地说：“只要不长病，一切都好办！”

老农民因为没有退休金，又种不了地，到了年老之后只能依赖自己的儿子养活。如果恰好没有子嗣，那么他的生活就注定会陷入一片看不到边的苦海之中。在今天的八陡庄，像老黄这样条件的家庭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通过对具有不同人生经历的人的口述史的记录，我们看到了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不同身份感，同时也看到了博山地区民众身体感的特殊性。博山的农民广泛参与了博山工业化的过程，即便没有转换身份，他们在后续的生活中也没有完全脱离与工业的关系，比如做了一辈子临时工的周兴桐虽然是农民，却把一辈子都给了工厂；再比如卖山野菜和药材的黄启振，如果没有来不及进山挖野菜的工人，他的买卖将会更加难做。而大多数博山工人的身份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拓宽了我们对产业工人的认识，也体现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点，即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庞大的农业基础之上确立的。当然，正是由于这种身体感的特殊性才导致了老人群体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