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在明清时期因煤炭、陶瓷、琉璃三大支柱产业的大发展而名噪一时，成为一方重镇，后来又成为受到外国人由衷赞叹的工业城市。但那时候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不见得有多么轻松惬意，用“挣扎”一词来形容他们的生活状况可能更为贴切。

在三大支柱产业开始兴盛之前，博山当然也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社区，但是受制于多山多石的地理环境，人们开垦出来的耕地并不算多，平地更是少之又少。据满铁株式会社的统计资料，截至1936年，博山区共有耕地2460平方公里，其中光山地就有1850平方公里^[36]，约占耕地总数的75%左右。民众手头上拥有的土地少，又加上土壤相对贫瘠，收成可见一斑。正如县志中所记载的：“外则山也、瘠土也，通邑地不足二千顷，赋不盈九千，农产既不足供食，于是窑冶琉璃等工业兴焉。……舍本逐末，地使然也。”^[37]又言，“乡区人多地少，垦荒造地，石堰层叠，梯山种植，往往岗陵濯濯，山洪为害，又地势不平，田多砂瘠，灌田绝少，旱灾易成。一切种植，墨守旧法，应用动力，悉为人畜，终岁勤劳，不得温饱”^[38]。通过查阅文献，我们发现博山地区的确如前人文中所说，灾害易成，自明万历年间至今，博山曾至少出现过三次因自然灾害而引起的“岁饥人相食”的惨状，而有关“岁饥”“旱饥”“水患”“瘟疫”“虫灾”的记录更是数不胜数。博山几乎每年都在经历水旱灾害的轮番肆虐，在这种条件与环境下，专靠种植维持生活的百姓该是多么困苦不堪。

但是，农业的艰难并不意味着工场手工业就是底层民众突破生活困境的明路。博山的煤炭、陶瓷等行业很早就出现了社会分工，“武断规取山场，纠众歉钱攻采，其主事者必曰井头，率徒下攻者曰洞头，收发钱财者曰帐房，此三人者权莫大焉。输钱出分者，谓之攻主。煤已见矣，给以难，攻采无算矣，仍以繁费为辞。彼攻主尤怀欲取姑与之心，任其苛派销算。而井洞头则一文不费，公私十倍坐获。及日久见疑，从而察之，帐房又意为舛错，遂使攻主倾家入井，而山场业主办赋无从矣。于是或作奸偷采，或攘臂明争，甚至放水渰人，因而兴讼，往往愚夫愚妇轻生者有之。事闻于官，与此三人若风马牛不相及也，井之为弊如此，长民者知之”^[39]。这段话详细地描述了井头、洞头、帐房如何通过不正当手段瞒天过海，聚敛钱财，而井徒在这里面往往充当了他们用以攫取利益的工具的角色。井徒们的身家性命在他们眼中几乎如蝼蚁一般可随意践踏，更不用指望他们能给井徒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善了。民国《续修博山县志》曾载：“又贫且穷者为井夫、为窑夫、为挽车夫焉”，“烧琉璃者多目疾，掘山炭者遭压溺，造石矾者多喑疾，炒丹铅者畏内重。纵谋而获，亦孔劳矣”^[40]。从事手工业的底层民众，不仅仅生活困难，还不得不承受不同工种对身体所带来的伤害。由此可见，旧时的博山民众生活条件一般都比较艰苦。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进入民国之后有所好转，但未从根本上改变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本质。而且不久之后博山就陷入了连年的战乱以及德日轮番的殖民统治之中。德占时期，因为管理人员有限，德国人采取了外包的方法管理煤矿，按照计件的方式一次性将工资交给包工头。本来德方给的工资就压得非常低，包工头和手底下的大小把头还巧立名目进一步克扣井徒们的工资，赚取外快。主要有：“抹尾”，德方付给包工头的工资一般以银元计算，包工头给工人们发工资时要兑换成铜板，所谓“抹尾”就是兑换之时包工头会把零头抹去再发给工人，比如说一块银元换两吊二，包工头往往就会按照两吊来付给矿工工钱；“临时加款”，包工头会以各种名目临时扣除矿工一定数量的工资，如包工头本人得病，扣除每个矿工五个铜板算作给自己的慰问金；“开轮子”与“付半工”，包工头规定矿工们的工资每半月结算一次，这半月发上半月的工资，称为“开轮子”，发工资时包工头往往会突然告知矿工在某天因某事而只能给一半的工钱，称为“付半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月之久，矿工往往难以查证，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时的矿工们一边遭受德国殖民主义的剥削，一边又受到包工头的二次压榨，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日本接管德国的殖民统治之后，最初继承了德国人施行的包工制。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对煤矿的掌控改变了过去代管和中日资本合办的方式。1937年12月，日本直接侵占了包括黑山诸煤矿在内的淄博各大煤矿，日本政府迅速建立起统治机构，派遣正规军队连同警察、宪兵队、伪军一起进驻各大主要煤矿，实施军事化管理。矿工们背地里称呼他们组成的管理队伍为“矿叉子”，用以形容他们在镇压矿工反抗时的血腥与暴力。黑山矿区因为位置的特殊性和煤质的优良而成为日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日本政府派遣了多达一百余人的警务队进驻黑山矿区，又在矿区周边布满了铁丝网和高压线，还修建了炮楼与瞭望塔。其中炮楼在当地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里曾是日军残害民众的地方，被人们称为“阎王殿”。目前“阎王殿”的亲历者或见证者已基本都不在人世，“阎王殿”也早已被拆除，但是关于“阎王殿”的一些历史记忆仍然在当地人心中一代代传承着。(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后，民众的生活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农业方面，1951年淄博市的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们分到了更多的土地，贫、雇农所拥有的土地占比已经超过60%，而地主豪绅拥有的土地则下降到2%左右。尽管人多地少、灾害易成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以彻底解决，但对于分到地的农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土地的改革至少使他们告别了“穷人头上三把刀，租重、利钱高、拨工派差多如毛”^[41]的穷困生活。1952年3月，中共淄博地委发出《广泛开展爱国增收劳动竞赛的指示》，要求在农村创建模范互助组和丰产农业合作社，并拟定了《关于1954年至1957年援助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的计划》，从此全市农村掀起了创建农业合作社的高潮。截至1955年8月，八陡庄30%多的农户都已经加入合作社，大家依据“地四劳六”的原则参与分红，即土地和劳动力一起入股，年终分红时土地占四成，劳动力占六成。1956年1月，淄博市开始建设高级农业合作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将土地重新收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全面实行按劳分配。从农业合作化开始一直到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博山推行，二十多年的集体生活给老一代的农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四十年，但他们还是愿意时时追忆那段岁月，并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种集体的归属感。

在工业方面，一方面，政府全面接管过去官僚、商人等创建的较大型工厂，将之改造为国有企业，如将八陡、山头等地的煤矿收归国有，成立了国营新博煤矿，又将其中的黑山井扩建为黑山煤矿；另一方面，政府则对私营工业实行减税、免税、低息贷款、加工定货、包产包销等办法进行扶持，并在于1952年开始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将它们改造为私营联营工厂，又在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将它们改组为公私合营，如八陡从事铁业生产的个体户，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于1953年6月联营成为八陡胜利铁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又改组为公私合营的博山八陡机械制修厂。国家对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从事工业生产的井徒、铁匠等底层劳力变身为工人，有着不菲的收入、固定的劳动时间以及合理的劳动强度，生活条件和水平较之以前大为好转。

八陡庄开发历史悠久，工业基础相对雄厚，甚至与城区相比也不遑多让；它又属于农村，即便地处山区、土壤贫瘠，也总算是有耕有种、有获有得。工农业的齐头并进，煤矿、铁业生产对男劳力的特殊要求与中国特有的阶级划分制度一起催生了当地家庭中既有工人又有农民的现象，这被当地人戏称为“一个家庭、两种身份”。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中往往在附近工厂上班的男主人是工人身份，而在家里种地务农的女主人属于农民身份。村居两委成立以后，男主人归居委会管，女主人则归村委会管，所以才有了“两种身份”的说法。不过相较于“两种身份”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当地人尤其是女人往往对当初当工人还是做农民的选择过程中的迷惘、糊里糊涂的感受记忆犹新，原因正是在于她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的略显随意性的选择决定了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