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先是援引了马克思·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的看法，其“基本过程是商业从家庭的分离……同时也是生产者从他们生计来源的分离。那一分离的两面性使得除了谋生之外的赢利行为也挣脱了道德和感情之网，摆脱了家庭和邻居的束缚。但同样地，它也使这些行为卸掉了以前习惯于承载的意义和内涵”^[33]。进而他认为“现代秩序的出现意味着个体自我主张的惊人的臌胀，那么对绝大多数固形物（传统）来说，它就预示着从一个僵化、顽固和狭隘的环境中被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僵化、顽固和狭隘的环境中。一旦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集体性纽带被撕断，大多数人就会屈服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惯例”^[34]。在鲍曼看来，现代工业的出现将人们的生活明显地分为“过去”和“现在”两个阶段。现代工业带来的新秩序会让人脱离旧的传统与习惯，“地方性共同体”也已经在冲击中处于一种解体的状态，但并未完全消亡，而是“危险地潜伏着”^[35]。这似乎印证了解体是“分离”所带来的必然现象，不过，鲍曼并没有给出所谓的地方性共同体被重新唤醒的机制。

前文所述工业化所带来的劳作模式、身份属性以及文化传统的变化告诉我们，现代工业所带来的变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首先是劳作模式的变化，这是民众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随后则是管理制度与身份归属的变化，这种变化则直观地体现在社会交往之中；再之后是生活习惯的变化，其所牵涉到的主要是民众如何调整自己建立在旧有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知识结构、认知体系；最后则是情感、价值观、道德与意志的变化，这一变化看似与前述一样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变迁，但是当来自同一地方的大部分个体在此之前都秉持着相同的情感认知、价值判断、道德约束和自由意志之时，那么这部分人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地方性共同体，而当个体开始遭受冲击的时候，共同体确实面临着瓦解的危机。但这只是一种过于绝对化的假设，假设“过去”与“现在”是完全冲突和对抗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首先，“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界线，从过去到现在，就像从现在到未来一样，是一点一点不断累积、缓慢过渡的结果。在这样的进程中，本就难以区分的“过去”与“现在”就并不一定仅仅表现为对抗，更多的是磨合与磋商。因此，地方性共同体在社会变迁中所表现出来的韧性远比鲍曼想象的要强大。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的变化总是会滞后于劳作模式和身份属性的变化，前文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耗财买脸”与“过节烧包”现象的出现只是在文化传统实践的方式与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并未动摇当地文化传统的根基。(www.daowen.com)

其次，地方性共同体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次上的认同，而“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认同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想象”和“阐释”，民众通过自认为合理的想象，将“认同”寄托于某物、某人、某句话或某件具体的事情身上，然后再通过反复的言说与行动来不断强化。正如魏村祥让他的儿子接替他的工作和工人身份，虽然他们学到的并不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艺，传承的方式也并非传统的师徒父子传承，但此时此刻，形式的意义要远大于内容。在魏村祥的想象中，儿子无论以哪种方式，只要一接触到陶瓷行业，那么就意味着他继承了家里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手艺和生活方式，接下来魏村祥会不断地向儿子讲述祖辈、父辈和己辈如何烧窑的故事，让儿子在亲身体验中获得同感，从而强化他作为魏家人的家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