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铁业与陶瓷业之所以在博山蓬勃发展，除了博山拥有丰富的原材料之外，还与博山地区煤炭的高储备量和悠久的开采史有关。煤炭是冶铁和烧制陶瓷最优质的燃料，博山是淄博乃至山东的煤炭主产区，也是淄博地区目前为止已探知的最早进行煤炭开采的地方，开采的具体地点就在黑山一带。根据当地民众的口述，黑山一带很早就有人沿着黑山山岭上裸露出地表的露头煤往下挖掘开采煤炭，采过煤的地方就随着山岭的走向形成了一条条弯曲狭长的痕迹，远远望去像是给黑山画了一条条边一般，因此人们称之为“边边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将胶济铁路沿线区域视作其势力范围。在占领期间，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及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都曾多次前往博山调查，在形成的调查报告中也大多认可博山地区早在唐朝就有采煤业的说法：“博山煤田开发的经过虽然在正史中很难找到依据，但是根据当地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话语，唐朝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有了陶瓷制造业了……山东省陶瓷制造业的发达促进了作为燃料的煤炭的开采。”^[21]这篇调查报告对博山采煤业的追溯所依据的仍旧是当地民众代代传承下来的口述资料。

另外，当地还有“周田二地走马岭”的说法，指的是解放初期淄博矿务局对淄博境内的古迹遗址展开调查，其中在黑山附近的周家地、田家地、走马岭三处发现古井五座。当时淄博矿务局也将其划定为唐代古井，由于时间久远，其划定的依据是经过了严密的测算还是与当初日本人一样采纳了当地人的传言已无从考证，而且如今三地的名称早已经发生多次变化，具体的地址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古井遗址也早已消失，所以黑山采煤业始于唐朝的说法始终缺乏历史实证。但文字记载的历史未必是真，口耳相传的古话也未必是假，至少在当地百姓和一部分地方文化工作者心中，采煤业起源于唐朝的说法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普遍认同，并且成为他们构建和维护地方社会历史的重要材料。

宋代博山的采煤业迎来了飞速的发展，民国《续修博山县志》记载：博山“自宋代即有用煤炭下层之土制粗礶、碗、盆以供乡人需用者”^[22]。通过1976年的考古发现，博山和淄川境内有许多窑场已经开始以煤炭作为燃料烧制陶瓷，其所用的窑炉都是针对煤炭的性状和燃烧特点改良了的“煤烧炉”，与传统的“柴烧炉”有着明显的差别。从全国范围内看，石炭在南北宋时期已经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23]，“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24]。因此朝廷决定允许煤炭进入市场进行买卖，后来又在各地的煤炭主产区分别设置务和场，其中务是煤炭交易的监管和税收机构，场则负责“采纳出卖石炭”。黑山以西两公里处有一名为“石炭坞”的村落，其隶属八陡镇，“石炭坞”的“坞”应该是由“务”演变而来。

元政府严禁民间私自开矿，所有矿井都只能由官府开采和管理，因此民间采煤业一度停滞不前。直到明朝初年，政府管控松弛，采煤业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煤炭被广泛运用于陶瓷、冶铁、硝磺、琉璃等手工业生产中。

清初，政府又开始在煤矿区采取禁采政策，至康熙年间，清政府的政策才慢慢放开，但王朝仍然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其久经开矿地方，分别开采；其未经开采者，禁之”^[25]。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允许民间自由开矿已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保守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受到了各地矿区的顽强阻挠。许多地方官员为了维持区域的稳定，往往会听之任之，中央政府的政令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乾隆五年（1740）山东巡抚朱定元连同工部尚书哈达哈分别上奏朝廷，建议“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26]。奏折被批准后，山东各地的产煤区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当时博山地区的采煤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工，有许多大地主或者商人、官僚通过各种形式投资采煤业，与下井采煤的普通民众形成了带有剥削性质的雇佣关系。民国《续修博山县志》记载：“博山地寡民贫，多凿井穿洞以资其利，盖自昔然矣。迄于今，凿者愈众，得者常艰，生涯亦少促焉。抑又闻之里中，武断规取山场，纠众歉钱攻采，其主事者必曰井头，率徒下攻者曰洞头，收发钱财者曰帐房，此三人者权莫大焉。输钱出分者，谓之攻主。”^[27]

黑山矿区所产之煤与博山其他地区的煤炭在质地上有所不同，博山的煤炭按照煤质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博山东南山区所产的“大山煤”，以火力强、火焰大、高粘结性为特征，其中尤以黑山矿区的“煅石炭”为最佳，“煅石炭”顾名思义，指宜于金属锻造和陶琉冶炼的煤；一种是博山城区的“小山煤”，小山煤恰与大山煤相反，火力弱、火焰小、粘结性低，适用于日常生活；再就是博山东北部的“东山煤”，其性质介于大山煤与小山煤之间。这三种煤以大山煤的性状最优，将大山煤经过特殊程序加工就会成为焦炭。焦炭纯度高，燃烧好，火力非常强劲，是当地陶瓷和冶炼业所需燃料的最优之选。因此明清时期，黑山矿区的发展相较之下最为迅猛，据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矿业部矿务科所做的《山东省矿业调查报告》记录，受制于简单粗放的开采方式，所开采的煤田“最深处不过百尺左右”的前提下，预估黑山矿区“全炭量的五分之一已经被挖掘出来”^[28]。(www.daowen.com)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中国并纷纷划定势力范围。为了能够长期在华统治与开发，外国列强首先看中的是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与能源，前文所述的李希霍芬就是为了考察煤田而专程来到博山的。1882年，回国后的李希霍芬向德国政府建议强占胶州湾，建立山东铁道，从而“控制整个华北海面煤的供应”^[29]。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巨野发生了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德国以此为借口派军舰强占了胶州湾。次年三月份，德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胶澳租界条约》，要求“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1899年，胶济铁路开始修建，1904年全线竣工，同时竣工通车的还包括张店到博山的胶济铁路博山支线，从此依照德国“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之所及之处”的“筑路圈地”的原则，包括黑山矿区在内，山东济南、淄博、潍坊等煤炭主产区的矿产开发权悉数落入德国人手中。

德国在山东的疯狂掠夺激起了民众的愤怒，1907年山东当地的民众联合起来开始对抗德国，要求废除德国享有铁路沿线三十里内开矿权的不合理条款。在各方的努力下，1911年德国政府被迫宣布解约，保留坊子、淄川等地的矿井，将博山等地的部分矿井归还中国，这让山东的民族资本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开始纷纷投资煤矿，其中位于八陡和黑山矿区的就有信成煤矿、吉成煤矿、同兴煤矿、博东煤矿等几家大型煤矿，其中信成、吉成等煤矿已经率先使用机器进行作业。根据日本人所做的《山东省矿业调查报告》记录，采用机器生产的民营煤矿规模还是非常大的，他们将此称之为“用西洋的方式获得煤炭”，以区别传统的“用本土的方式获得煤炭”。在他们的实地调查中，淄博的洋式开采矿井“采用机器设备，规模较大，工人在500人左右，有高家岭、后池、八陡庄……七个矿井”^[3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趁机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接管淄川矿区以后，由于兵力不足的困境，对博山煤矿这块肥肉无法一口吃下，便采取了鼓励日本民间资本向博山矿区渗透的策略。日商利用民营煤矿普遍缺少资金的契机，将大量资金投入博山矿区，并逐渐窃取矿权。黑山信成煤矿就是从中国民营煤矿变为日商独资煤矿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信成煤矿是清宣统元年（1909）八陡人岳汉同与博山城里人徐超共同筹办的。黑山矿区因为所产的煤炭质地优，煤炭储量大，因而很早就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从1916年开始，日本商人先后往信成煤矿投资了近十万元，后来因徐超违约，日商所在的东和公司趁机以欠款逼迫徐超重新订立租借合同，获得了信成煤矿的经营权，并将矿井收为己有。民族工业信成煤矿最终转变成为日商独资、独立经营的“博东公司”，而这其实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黑山煤矿的前身。实际上这种行为连日本人自己都承认，“东和公司凭借这种方式获得了煤矿的租借经营权，这在关于外国人对中国矿山的经营方面是不合法的”^[31]。当然，日本对博山地区的经济侵略绝不仅限于此。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再也不遮遮掩掩，开始以直接占领、胁迫等方式赤裸裸地掠夺博山地区的煤炭及其他矿产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华期间仅从博山就运走了1000万吨煤炭。

解放战争期间，博山的民营煤矿仍旧惨淡经营。1948年，博山城最后一次解放时，整个博山仅有五家民营煤矿还在生产，煤矿少量生产百姓日常生活所需之煤。新中国成立以后，博山区的煤炭产业才迎来了复苏，它们凭借外国资本留下的硬件和底子迅速重新崛起。其中黑山煤矿于1948年复产，经过多年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曾一度是八陡最大的国有企业。煤矿鼎盛时曾经有大型工人俱乐部，据传邀请过梅兰芳先生来煤矿演出。黑山煤矿全盛时期，甚至连装卸都来不及，于是煤矿就雇佣了八陡庄很多农民当装卸工，他们平时在家务农，煤矿需要时就来工作，工钱按天结算。装卸工们为了尽量多做工，往往会让自己家的孩子通风报信：“我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在黑山煤矿干装卸，平时在家里种地。只要管理员在煤矿的广播站一广播‘几点几点装工’，那些闲在家里的就得赶紧跑八陡火车站装车；有时候是临时有急活，广播了立马就得去。有时候还怕听不见广播耽误挣钱，我一个小孩子天天也没啥事干，父亲就让我没事儿就去八陡站待着玩儿，只要一看到有车匣子来了，我就立马跑回家把我父亲喊过来。当时有好几个小孩子像我这样等着，我们还成了好朋友。”^[32]

20世纪70年代末，黑山煤矿所蕴藏的煤炭基本被挖空，一种等待死亡般悲凉的气氛一直笼罩在黑山煤矿的上空。黑山煤矿的工人陈会志直到今天回忆那段日子还感觉揪心，那种眼睁睁看着煤矿失去价值的感觉就如同看着亲人离世一般让人难受。20世纪80年代初，黑山煤矿宣告停产，公司整体搬迁到兖州，陈会志清楚地记得在关停设备的那天，时任煤矿副厂长的李庆虎沉重地说了声：“我们的黑山煤矿，老了！”随即围观的工人群体中传出了阵阵啜泣的声音。在八陡，“老了”是对老人去世的隐晦说法，他们像对待自己的长辈那样将寿终正寝的黑山煤矿送走，同时也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汗水一并送走了。黑山煤矿关停以后，黑山周边的繁华不再，装煤炭的车厢被运走，八陡站的铁轨也生了锈，黑山一侧的煤堆不几年就长满了荒草。黑山煤矿对于当地人来说不仅是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祖辈工作过的地方，还是一种时代文化象征，它既参与了八陡的历史经济变迁，见证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群体的诞生，也生发出了特有的矿区文化，所有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身份认同和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