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是我国五大陶瓷产地之一，素有“陶瓷之都”“北方瓷都”等称号。博山制陶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博山就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薄如蛋壳、漆黑光亮的薄壁黑陶，此类陶器是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宋代，博山的陶瓷业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规模：“自宋代即有用煤炭下层之土制粗礶、碗、盆以供乡人需用者。”^[8]博山城东的北岭村在宋朝本是一大片窑场，其形态特征据传与福建浦城县著名的大口窑村窑相当。宋熙宁年间北岭村的窑民还集资建了一座颇为气派的窑神庙，作为当地最重要的行业神，博山各乡镇所供的窑神及其庙宇一直被当地人尊崇和守护至今；作为地方重要的民间信仰形态与文化标签，当地每一个老百姓心中都拥有着对窑神信仰和窑神庙不可磨灭的记忆。宋朝时期博山制作的瓷器主要以碗杯、盘碟、头枕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虽然釉色以白釉为主，兼有黑釉和青釉，但博山尤其擅长烧制“雨点釉”与“茶叶末釉”，其中釉面呈失透状、釉色黄绿掺杂似茶叶细末的“茶叶末釉”，为当世之一绝。金代正大三年（1226）蒙古军队进驻山东，蒙古大军向来奉行“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策略，于是博山的大小窑场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窑场不得不停产歇业。直到忽必烈上位以后改变了对待汉人“悉空其人”的策略，博山各个地方的窑场才逐渐恢复，不过因为战乱的原因，“雨点釉”与“茶叶末釉”的制作技艺在整个山东地区都已经失传。

明清时期，博山已经发展成为山东省陶瓷制作与流通的绝对中心。明嘉靖年间，博山的窑业繁盛一时，冯琦《修魏公祠记》云：“颜神之山盘纡而中裂，水出文姜故址者绕其下，厥土坟而埴，宜陶，陶者以千数，青以西，淄莱新益之间，斯一都会也。”^[9]尽管顺治五年（1648）的大水灾让窑场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致使博山的陶瓷业一度非常萧条，但至康熙年间，博山的窑业又得以重新繁荣，窑民们还特别设立了大规模的窑货市场，供周围乡县的人们前来选购。乾隆年间，博山的北岭、八陡、山头、务店、窑广、福山、大街南形成了当时博山的七大窑场。《山东通志》形容博山的陶瓷业为“其利民不下于江右之景德镇矣”。光绪三十年（1904），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沿线窑场开始尝试用铁路运输瓷器，从而扩大了博山陶瓷的销售区域。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东官府出资在博山建立博山工艺传习所，其专注于研究制瓷技艺的改良和推广。传习所的陈希龄经过不断尝试，于宣统年间重新做出了宋金时期流行的“茶叶末釉”，并恢复了其制作技艺，在整个中国引起了巨大轰动。民国时期，博山的窑场数量已接近两百个，工作人员达六千多人。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前，有一大批日本人以各种身份来到博山进行考察，同时筹划与当地人一起合办公司，如日华窑业株式会社等，试图逐渐控制和垄断当地的主要产业。此后由于战乱，博山的窑场又一次全面关停，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恢复起来。

关于八陡地区陶瓷业的发展，最早应该出自博山《薛氏宗谱》的记载：“始祖讳德祥，字云堂，陶于八陡，捐员外郎，故于宋仁宗六年（1028）。”^[10]另外，位于今东顶村内的八陡东庵古窑遗址被认定为北宋年间的窑场，而黑山一带则有着更大规模的宋金古窑。2002年，由于修建八陡镇中心路，考古专家于虎头崖村范阳河南边高地上发现了整体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虎头崖古瓷窑遗址，并出土了一大批古陶瓷文物。这些都足以证明北宋时期八陡窑场的繁盛。宋金年间，从博山大街南窑场往东南方向经山头、窑广至八陡十公里的范围内窑场遍布，其规模之大在北方地区一时无二。

元末明初，连年的战乱致使山东地区的窑业陷入停顿状态，只有为数不多的窑场还在坚持，其中就包括八陡窑场（除此之外还有福山窑场，福山窑场所在地福山镇于1984年并入八陡镇）。八陡窑场在勉强维持的同时，不得不改变生产工艺和产品的种类，去除费时费力的艺术性陶瓷制品，仅保留了工艺简单、价格低廉的日常用品。当时的陶瓷制品大多比较粗糙，产品类型也比较单一，所产的陶瓷制品基本只供当地人使用。后来随着博山琉璃业的发展，大批的琉璃制品开始代替陶瓷制品，在这种情况下，八陡和博山的陶瓷业并没有因战争的休止而恢复到宋金时期的最高水平，反而继续保持了低质走量的生产和销售模式，因此也导致了“雨点釉”“茶叶末釉”等高端瓷器的制作工艺彻底失传。

博山明清时期的陶瓷制品以碗、盘、缶、罐、瓶为主，用以供应当地农户使用。《颜山杂记》云：“孝乡之瓷，疏土也，其用农氓也，而不为贵也。”^[11]不过在明成化年间，八陡窑场曾盛产一种颇为高档的瓦当——琉璃瓦。琉璃瓦不同于普通陶瓷制品，是用马牙石、干子土等原料按照不同比例混合后烧制而成，呈现出浅紫、绿、黄等不同的色泽，因工艺复杂、成本高昂而专供皇室或达官贵人使用。八陡庄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八陡琉璃瓦曾被衡王亲自选中，用于建造北京和青州的衡王府。2008年，在修八陡镇东顶村的路时，人们挖出了七八处古代的琉璃瓦窑，同时被发掘的还有五爪龙纹琉璃瓦当，这些绝非平民百姓所用之物。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博山文物志》主编的钱殷之先生，曾将八陡琉璃瓦和衡王府琉璃瓦作过实物比较，发现其胎质和釉质毫无二致。‘又询之土人，衡王府砖瓦实取资于此’”^[12]。当时，博山不同地方的窑场已经依据陶瓷的种类出现了明确的分工，“孝乡之瓷出于山头、务店者碗、钵为多；出于邀光（今窑广）者，礶为多；出于八陡者，瓶罍为多；出于西河者，鱼缸、醯瓮为多”^[13]。至于其原因，乾隆《博山县志》从各地土质的特性方面作出了如下解释：“博山疏土宜陶，因地而异。务店土性坚，宜烧制瓮和盆；山头土色亮，宜烧制碗和杂器；八陡土质细，宜烧制罐和瓶，用来盛水不渗漏。”^[14]

位于今八陡镇北河口村的八陡窑大致建于清中期以后，原名为东窑胡同，又名玉祥窑。八陡窑专门从事酒瓶、醋瓶等当地人称之为“大肚小口瓷嘟噜瓶”和“长脖细口儿瓷瓶”的生产。其烧制的瓷瓶用料均匀、形态端正、表面光滑，深得当地人的喜爱，因此规模不断扩大，至清末民初八陡窑已经拥有馒头窑^[15]三座，八陡窑成为博山地区规模最大的专门烧制瓷瓶的窑场。当时，早已名闻全国的王村小米香醋也开始使用八陡窑造出的醋瓶，这使得当地人对八陡窑的工艺技术水平更加信赖。对于醋瓶子来说，最关键的地方便是瓶子的“嘴”，即瓶口以及从瓶体到瓶口逐渐聚拢的那一部分，因为“装了醋之后，要在嘴堵一个塞子，要是嘴子不好，不仅在打醋的路上一路抛散，走回来放在厨房里还会跑风走味儿长醚儿。若是能得到一个有好嘴的醋瓶，这一切麻烦即刻化为乌有”^[16]。八陡窑所产的醋瓶完全符合王村醋对醋瓶形象和质量的要求，才最终脱颖而出，成为王村醋瓶的唯一生产商。从此以后八陡醋瓶名声大噪，在当地更是一度成为最具地方代表性的特色产品，“八陡的醋瓶——好嘴儿”^[17]这句使用频率颇高的歇后语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在今天仍然广为流传。它虽取材于地方特色物产，但其在乡间的流行与传承则与当地人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集体记忆以及文化认同密不可分。

自唐代以来，我国各地的窑场始终存在官窑、民窑之分。所谓官窑，或为官办官烧，或为官办民烧，或为官监民办，所出陶瓷皆供皇室或政府使用，一般不进入市场流通；所谓民窑，也有上、下层之别，上层民窑系大地主、商人或具有官家背景的人投资所建，所产以工艺品为主，其收藏和观赏价值远远高过实用价值，底层民窑则为普通工匠所建，一般为家庭作坊，以生产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不求艺术性，只注重实用价值。八陡的窑场按性质基本上属于由普通工匠所建的底层民窑。与官窑和上层民窑相比，底层民窑虽然在数量上是二者之和的几倍，但缺乏稳定性，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比较大，一次大的灾荒或者战乱就足以使所有底层民窑在一夜间全部倒闭；但反过来说，一旦有了好的时机，底层民窑就会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瞬时重新焕发生机。清末民初以来，八陡的窑场先后经历了德日殖民统治、军阀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数次苦难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它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萧条、歇业、倒闭，最终还是倔强地生存下来。

在八陡青石关村魏村祥的记忆中，他的家庭就是底层小民窑的拥有者。他的爷爷继承了祖上留下来的一个小窑和烧窑的手艺，平时以烧窑为业，但经济形势或生活环境不好的时候，爷爷就给小窑封火，挑起货郎担，走街串巷地卖杂货、烟土，靠着勤劳积累了一些财富，也买了不多的耕地。但相较于大地主，他爷爷的经济基础薄弱，家里人口又多——两房妻子、10个孩子，种地、烧窑、做买卖三个行当缺一个都会直接影响生活质量，打破其辛苦经营着的相对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所以烧窑虽不稳定，但也始终要做下去。(www.daowen.com)

实际上，早在淄博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就迅速整合了博山区的陶瓷资源，于1948年建立了博山区第一个国有陶瓷厂，随后又以山头镇为核心区域新建了近10个大小不一的国有性质的窑厂。八陡原先的民窑，规模较大的被政府整合，其中有些手艺较好的工匠师傅进入了窑厂，从一个小作坊的手工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工人。身份的转变不仅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我的身份归属和集体认同，也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甚至让他们所在的村落、地域社会也由此而呈现出新的文化特征。

而魏村祥的爷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据魏村祥讲，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主要占据八陡以南沂源一带的深山区；国民党的军队则主要集中于八陡以北山头、神头一带的开阔地带。魏村祥的爷爷因为要往来山头、沂源的蕉岭等地进货、卖货，就成了为共产党驻扎的军队传送情报的地下工作者，为博山的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因为是秘密工作，所以他的情况一直没有相关的证明材料。1948年初，博山城解放后，魏村祥的爷爷因为有耕地、从事商业以及多次出入国民党占领区域，而成为被重点“关照”的对象，另外，他在民国时期曾经被有意保举为“保长”，虽然在魏村祥父亲的劝说下最终放弃了，但这件事也被“秋后算账”，于是魏村祥的爷爷遭到了批判。在一次争执中，魏村祥的爷爷被对方不慎失手打死，当时魏村祥父辈年龄最小的还未出生，这使得他们家一下子陷入贫困之中。几年以后，他的爷爷作为地下联络员的身份被证实，上级来到他们家里询问有何请求时，魏村祥的奶奶只要求能保自己子女平安即可，被罚没的窑和耕地都没有申请要回来。魏家烧窑的手艺也因此失传，魏村祥父亲兄弟姊妹九人，无一人会烧窑或者从事过烧窑的工作。

但如同魏村祥所说：“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安排！”多年以后，魏村祥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接起了烧窑的活计。魏村祥出生于1946年，爷爷被批斗的时候，他还不满两岁，或许是由于耳闻目睹了祖辈、父辈所经历的苦难，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刻意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的人。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一脸和善是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蓝色的工作服也显示出了他的身份——昆仑陶瓷厂工人。虽然自己的祖辈曾经小富过，但他没有赶上这份好光景，他对家里唯一的印象就是穷。也正因为穷，一年一元五角钱的学费交不起，他并没有读过多少书，早早就辍学了，待在家里务农。另外，他的爷爷地下党的身份终究只是旁人的口头证明而缺乏可以盖棺论定的纸质材料，虽然名誉已经恢复，但人们对此还是将信将疑，魏村祥一家仍旧是不可信任的对象。

张店现今是淄博市中心所在地，但在此之前，张店远不如博山发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张店兴建了很多工厂，吸引了大批有经验的博山人去张店工作。20岁的魏村祥到张店以后去了一家化肥厂做学徒工，没有正式的身份，也拿不到正常的工资，但他仍旧非常满足，因为化肥厂“在外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单位，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18]。在化肥厂工作期间，魏村祥为人低调，踏实肯干，又善于钻研，虽然工作非常累，但是他也发展了许多业余爱好，其中就包括制作陶器、瓷器。1967年，国家在昆仑乡（今属淄川区昆仑镇）成立了淄博陶瓷研究所，想要恢复宋代“雨点釉”的制作工艺。魏村祥因业余爱好认识了研究所的重要筹建人之一，遂被推荐赴潍坊学习制作陶瓷。那时候去潍坊学习是没有任何补贴的，魏村祥为了爱好，毅然决然放弃了自认为还算体面的工作，去潍坊学了近两年。在潍坊学习期间，魏村祥算是相当困难的学员之一，没有钱买菜，只能去偷食堂的咸菜吃，但他排除一切困难，最终坚持了下来。

学成以后，魏村祥正式进入淄博陶瓷研究所，跟诸多老前辈一起着力恢复传统制作技艺。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验，他们总算让失传的“雨点釉”工艺得以复原。研究所的使命完成以后，其被改换成陶瓷厂，而魏村祥也借此成了有编制的国家工人，重新拾起了爷爷的老本行，做了烧窑师傅。虽然身份属性、工作模式、烧制方法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魏村祥也没从祖辈那里学到一丝一毫的“本事”，但他还是认为他做陶瓷最大的意义在于：“祖祖辈辈都靠烧窑过活的传统重新接起来了，另外，还接过了祖辈的技术，让魏家烧窑的本领传了下来。”^[19]

自己稳定以后，魏村祥便开始考虑两件事情：第一是如何让这门手艺一直传承下去，第二是如何让子女成才。他把这两件事当成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要努力实现的两个愿望。1985年，国有企业开始有意识地逐渐减少“子女顶岗”的现象，魏村祥也已经忘了当年他是从哪里听到了“1986年全国将全面取消子女顶岗制度”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上述两个愿望，魏村祥赶在1986年之前，为40岁的自己办理了内退，将空出来的工作岗留给了16岁的大儿子。在那一刻，魏村祥仿佛觉得他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且艰难的家族使命：“不管怎么说，我是把老祖宗烧窑的手艺续上了，不容易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