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怀揣着让德意志帝国更加强大的理想第三次踏足中国，在山东的郯城、泰安、临沂、济南、淄博、潍坊、烟台等地“游历”近半年，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地质和政治经济考察，企图为德国政府在“如何在中国布局势力范围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课题上出谋划策。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专家，李希霍芬面对着博山境内鳞次栉比的工业烟筒赞叹不已，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两边的山越来越靠近，在它们即将合拢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到了博山县，或者说烟囱镇，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大的工业城镇。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了长长的推车队伍，装载着煤、焦炭、铁器、陶器、烟草、谷物和一些包裹严实的货物（看来是玻璃）。我数了数，一小时内就有65辆装烟煤的车经过。”^[1]他在回国后提交给德国政府的调查报告中也毫不掩饰对博山的赞美，并认为博山工业的发达源自以煤炭为主的矿产资源的丰富。他通过仔细勘察，预估当时的博山每日产煤量可达400吨左右，其中仅在八陡、黑山一带便可达140吨，从此八陡这个处在群山坳中的村落凭借其丰富的煤炭储备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继而也引发了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对八陡、黑山资源的掠夺和开发。但丰富的矿产资源绝非列强觊觎八陡庄的唯一理由，八陡庄因手工业的发展而积累下来的工业基础更受列强青睐。

八陡庄的土壤主要为淋溶褐土，土壤质地相对适中，但由于该地沟壑纵横、山势陡峭，导致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土层非常瘠薄，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农作物的平均产值每亩还不足200斤，再加上山区本身所能开垦出的耕地就非常稀少，所以在这个传统的农耕地区，当地民众长期以来都处在极度的贫困中。穷则思变，人们逐渐开始在耕作之外寻找新的谋生手段，正如清孙廷铨在其《颜山杂记》中所说：“盖民之为道，本业不足然后有货殖。货殖非古也，不耕而食则长游惰，不织而衣则生僭侈，皆风俗之敝而仁义之也。然有异焉，孝乡山多田少，而生齿日益繁。生齿繁则食粟多，山多田少则得粟难，若是而不疾作也则饥甚，故其民力力焉。凿山煮石，履水蹈火，数犯难而不息，凡为饥驱也。此虽不耕不织，犹夫自食其力也。”^[2]这段话的主要目的是为博山土民“舍本逐末”的经济行为正名，之后作者还列举了博山最主要的“末业”，包括铁冶、瓷器、淄砚、黄丹、琉璃、煤炭等，详细描述了它们的制作技艺和工作流程，可见在康熙年间博山地区的手工业就已经非常发达了。而在八陡庄，手工业的种类主要有冶铁、陶瓷和煤炭开采等种类，恰巧与博山区的三大支柱产业相一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