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属马陉邑与齐郡，两地都为齐国辖地。齐国曾修筑长城以抵御鲁、楚等国，博山作为齐鲁交界之地是齐国重要的战略据点，境内的原山、凤凰山、峨嵋山、围屏山、荆山、鸭咀山以及黑山等处都存有齐长城遗址。位于八陡的黑山因是齐国通向鲁、楚的咽喉之地而被格外重视，黑山上至今还保存有一段宽8米有余，长近800米，墙体最高处达3．5米的齐长城，遗址中间的低洼处为点将台，现已被确定为淄博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里的文化人讲起黑山齐长城的历史头头是道：“黑山是齐鲁边境上最高的山，站在黑山顶上往鲁国方向看，远景近况尽收眼底，风吹草动一目了然，所以齐国特意在黑山上设置了点将台，一是为了监视鲁国军队动向，若有来犯随时作出反应；二是为了扬齐国军威，对鲁国起到震慑作用。因此，博山境内的大小山头中有齐长城的不少，但是有点将台的只有这一处。后来楚国强大，齐鲁结盟，两国国君就在黑山顶会面，在点将台举行了亮兵仪式，从那以后点将台就改名为亮兵台。”^[18]这段话实际上是地方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通过自己的想象，将民间传言连缀成一套完整的叙事话语，从而对地方文化遗存的历史存在作出“合理”解释。这既反映了民众构建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的能动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地人对其生活的地方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强大自信。

在行政区划方面，博山从汉代至清初的大部分历史时间内都仅仅作为一个地处偏远的小镇而存在，其归属地始终在莱芜、淄川、益都三大县城之间轮转。需要指出的是，博山至迟在宋金以前就被命名为颜神店。《金史·九域志》曾记载：“淄川……镇三：金岭、张店、颜神店。”颜神店的称呼，顾名思义是为了纪念当地一位历史悠久且有着深厚民间基础的女神——颜文姜。颜文姜以一个地方神灵的身份，能够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和文化标签用以指称和概括地方社会，足见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元代至元二年（1265），颜神店划归益都路益都县，改名为颜神镇。

颜神镇处在群山环绕之中，其距离淄川、益都、莱芜县城都至少有百里之远。无论颜神镇归属于哪个县城，对于管理者和民众来说都有很多不便，但鉴于颜神镇重要的地理位置，地方政府不得不设置专职，派专员来驻守此处。元至元二年（1265）政府在颜神镇特设巡检司。明弘治八年（1495），山东抚按以颜神镇为地方要害，建立行台一所，派地方官员轮值。明正德五年（1510），兵科官员奏准颜神镇添设青州道兵备佥事一员，要求每年在颜神镇驻扎八个月，不过由于地方上并无兵事，当职的兵备佥事往往常驻府城，非公事不至。明正德十二年（1517），因颜神镇山川环抱、地势险要，多有群盗马匪以众暴寡、倚强凌弱，政府特添设捕盗通判一员专管防盗之事。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颜神镇的举人赵敬简与几位耆老一起向地方政府建言，认为颜神镇虽设捕盗通判，但其“出入无僚佐可属，进退无城池可守，诚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19]，于是他们请求建立石城一座以保地方。他们的建言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山东巡抚特率从府到县一众官员亲自到颜神镇与当地乡儒耆老一起堪舆卜吉择良辰宝地，督工建城。

清朝政府依循明制，所有建制都有保留，此时颜神镇已经地阔民众。据《博山区地名志》提供的数据，康熙九年（1670），颜神镇已形成了辖孝妇、怀德二乡共269个聚落的局面，其中黑山与八陡同属于孝妇乡。随着地域面积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民间和官方先后出现了将颜神改镇立县的声音，最终在清朝雍正年间，朝廷以颜神孝妇、怀德二乡为核心，西南割莱芜七村，北割淄川县十七村，新置博山县，隶属青州府，从此博山正式成为东西广110里、南北袤50余里的县城。

实际上博山由镇到县的过程并不容易，据史料记载，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就有当地通判靳治梁面请藩司将颜神改镇立县，因藩司驳回，又提出改隶淄川，最终因士绅和民众的反对而中止。雍正二年（1724），巡抚陈世倌建议济南、青州二府共同商议割淄川、莱芜二县成立博山县，却因二县的强烈反对又一次宣告流产。此后，赵执信因在康熙帝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洪昇所作《长生殿》戏剧而被弹劾革职。返故里颜神镇兴办义塾终生不仕的赵执信也开始为立县奔走呼号，不但陈述了颜神立县的必要性，还针对如何分割淄川、莱芜两县地界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此建议让陈世倌大为赞赏，并决心采用，他立马让通判与当地士绅商议，拿出具体的计划，只可惜不久之后陈世倌离职远调，立县的事情也因此再一次不了了之。

雍正七年（1729），总督田文镜令青州知府李根云再次赴颜神镇勘察，确定颜神镇是改县还是改隶。李根云在勘察颜神镇山川地界之后，同样也去拜访了赵执信，最后得出了颜神需改县的结论，但他的意见并未被田文镜采纳。雍正九年（1731），一些淄川的盐商出于他们事业便利性的考虑重新提及此事，他们迎合田文镜欲将颜神改隶淄川的想法，假传民意，制造颜神百姓愿意改隶淄川的舆论。此事遭到了山东巡抚的质疑，其遂派官员赴颜神听取民意，发现民众既不愿让颜神镇改隶淄川，也不愿归属益都。民众趁此机会向朝廷提交了一份立县的呈请，却又一次未经批准，立县的事情再一次被搁置。

雍正十二年（1734），接任河东总督的王士俊在颜神镇视察时，听到了百姓立县的心声。因新官上任不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王士俊派两名官员具体负责此事，官员从赵执信处得到了赵执信与他人共同完成的《分境议》。王士俊吸纳赵执信等人的建议，写成奏疏上报朝廷，希望能割淄川、莱芜两县的部分乡镇与颜神镇一起建立新县，经商议后朝廷奏准颜神镇升级为博山县。从此，从明代就开始的“颜神立县之请”总算有了结果。(www.daowen.com)

对于这一段历史，如果不翻阅地方史志文献资料，很难将其中的曲折讲述清楚，尤其是在很少使用文字的民间社会。实际上，除了像赵执信这样的退休官员和少数在地方上有话语权的大士绅之外，普通民众客观上既没有机会，主观上也没有意愿去参与和深入了解此过程。因此，对于立县的事情，民众自有其民间的叙事模式来解释，在这套叙事传播和传承的过程中，关于立县的民间记忆被保留了下来：

博山县的成立与博山两个大人物有关系，一个是孙国老孙廷铨，一个是他的孙女婿赵执信，那时候他们两个还不认识呢。孙国老刚刚告老还乡，皇帝赏赐他良田万亩。他回家种田，种田就得交税啊，交税得交到县衙门。孙国老一看，好家伙，从颜神镇到益都衙门正好180里路，其间还都是山路，送过去真不容易啊！孙家交的税还多，好几十大骡马车哐哐当当往那边运，既麻烦又不安全。

有一年孙国老心血来潮，就想亲自去看看交粮怎么交，以前他当大官，都是人家交给他粮，他还从来没交给人家粮呢。一大早就跟着骡马车走了，天黑才到，孙国老毕竟年纪大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衙门以后，还排着长长的队，孙国老一看，这得后半夜才交上，就跑到前面去问那些当差的：“我们离得远，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我们先交？”当差的也不知道这是谁，就不耐烦了，回了句：“你嫌远，有本事你就让县衙开到你们家门口，就不远了。”孙国老一听好像也有道理，就立马回去操作这个事情。他想着自己年纪大了，就在博山城招募年轻人，看谁有这个能耐。这时候赵执信就出来了。

赵执信虽只有十八岁，但是刚刚中了进士，一肚子才华，赵执信就写了请愿书，一层层传到了皇帝手里。皇帝一看，这个年轻人有思想、有文采，不光听他的，还得吸引他来朝廷做官呢。于是，博山改成了县，县衙真就开在了孙国老家门口，赵执信也当上了大官，被皇帝重用，同时还成了孙国老孙女婿，这就叫一举三得！^[20]

在颜神镇改镇立县之前，由于地处偏远，当地民众与王朝政府之间的直接往来基本没有，政府委托的代理人与民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其山自泰山至海七百里相连不断，幽深危险，自古设防。其民错杂伏处，不识城市，终身不能至县者甚多，钱粮惟托单头，词讼一听差役，侵蚀扰累，苦不可言。是以县中之人视（作者注：颜神）镇如庄屯……蹂躏之渔猎之无所不至，有差往二乡（作者注：孝妇乡、怀德乡）者，同侪莫不贺喜，小民痛心疾首。”^[21]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立县之前，颜神镇不甚发达，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为距离益都、淄川等县城比较遥远，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城市的模样。至于八陡，作为一个偏远乡镇中的边界村落，其生活的难处就更加难以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