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碑又称《崇祯皇帝赐杨嗣昌诗碑》，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立。此碑圆首方趺，通高291厘米，宽91厘米。碑文4行，行7～9字不等，草书。碑额线刻有相对二龙双钩“延表万邦”的篆书印章，印左侧为“御笔之章”篆书印。此碑由崇祯帝朱由检作诗并书。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这是崇祯皇帝亲笔御制给出征在即的“督师辅臣”杨嗣昌的送行诗。明朝末年可谓是内忧外患，一方面，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以星火燎原之势进行着推翻明王朝的起义；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满清的威胁。对此局面，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他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勇将的奋勇抗战，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崇祯十一年（1638）秋八月，清军又大肆进犯，而李自成部正往河南发展。房县罗英山一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崇祯帝大惊，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并赐其尚方宝剑还亲自于平台集百官为之饯行。这首诗就是在这次宴饮上作的。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用来比拟宰相，意即杨嗣昌以宰相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赐杨嗣昌诗碑拓片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他出身名门，祖父杨时芳为武陵名士，父亲杨鹤以督军著世。他本人也是进士出身，文笔和口才俱佳。《明史·杨嗣昌传》中称其“工笔札，有口辩”。史载其父三边总督杨鹤因招抚陕北农民起义军失败而入狱，杨嗣昌四处奔走，三次上疏要求代父受死，京城一时传为孝子。崇祯帝“异其才”，渐渐注意到杨嗣昌，不久便赦免了杨鹤的死罪。后来在朝廷的多次召见中，杨嗣昌每每在崇祯帝面前都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宫，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对杨嗣昌“益以为能”“大为信爱”，常常慨叹：“恨用卿晚！”很快将其破格擢为兵部尚书。他手握兵权，参与政事，成为明末权倾一时的人物，民间有“杨相”或“杨阁老”之称。(www.daowen.com)

《明史》称杨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他在常德的居住时间较长，与文学家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及钟惺等人有诗文酬答。他谙悉先朝故事，工笔札，诗文奇辟，刊有《杨文弱集》《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杨嗣昌对常德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他于崇祯十一年（1638）奏请修缮常德府城，“三年而完工，撤旧易新，极其壮固”，至今常德仍有杨阁老“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的故事。他还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实地考察了桃源县境内沅江的各个风景点，为深度开发常德桃花源做出了贡献。

崇祯皇帝朱由检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帝王之一。在位的十多年中，他几乎一直都在研究如何抗敌御辱，然而有心杀敌却无力回天，历史的必然使得这位年轻有为的末代皇帝最终以身殉国。这位充满悲剧色彩的皇帝，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明史》记载“思宗朱由检工书法”，但他传世的书法作品极少。他一生不喜作诗，赐杨嗣昌的这首诗可能是其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首。这幅书法作品笔力遒劲，对于当时年仅三十一岁的崇祯帝而言，较之他的年纪，他的书法则更显得成熟、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