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以拥有数量可观的唐代名碑驰名天下，相比之下，所藏的宋碑就要略逊一筹，因为唐末以后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经东移。比如，能够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所谓苏、黄、米、蔡四大家，其书迹刻石在碑林中就寥寥无几。苏轼的书迹刻石仅有一件，即清刻《集归去来辞诗》刻石，而黄庭坚和米芾的书法刻石，虽然也各有一件，但对其真实性仍有争议。本文要介绍的，就是苏轼的这件对碑林来说“物以稀为贵”的刻石，毕竟苏轼及其书法成就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了。

《集归去来辞诗》刻石虽为碑形，可是按内容来讲，实为苏轼书法单帖。书者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并入唐宋八大家。此碑圆首方座，高265厘米，宽102厘米。额题“东坡真迹”，篆书。诗句分三栏刻，凡42行，行7～8字，行书。碑文的内容是苏轼为追和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辞赋名篇《归去来兮辞》所作的组诗。苏轼为这一组诗所加的诗题为“予喜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字为诗六首”。末署“元丰四年九月廿二日眉山轼书”。接下来是两则跋文。其一云：“广陵周镐、张卉、周瑄同观于岳起阁，时重九日也。”很可能是原题于墨本之上者。其二是刻石者邓霖对此“东坡真迹”的来历、流传及刻石缘由所做的说明。这两则跋文之后，还应有若干跋文，不知何时何故统统被凿去。从被凿去的痕迹看似有五则，所幸最重要的一则完好无损。

据邓霖跋文，这件“苏文忠公真迹”是邓父临终时交付给邓霖的，即让他刻石以广流传。当时邓霖应该在西安为官，于是他便“亟镌之文庙中”，即刻之于碑林，时间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

在这件刻石的另一面，刻有沈荃所书《太上感应经》，其后有康熙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贾汉复的跋文。跋文未署年月，然贾汉复离陕是在清康熙七年（1668），则此经之刻应在此碑之前，那么邓霖在康熙二十二年所刻《集归去来辞诗》无疑是在此《太上感应经》的碑阴。(www.daowen.com)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此后，由于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和范镇等元老重臣的营救，以及王安石的“一言而决”而得到从轻发落，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释放，贬谪黄州，历时五年。谪居黄州的五年，苏轼的精神世界开始了由崇儒向崇道、崇佛的转变，文学创作的题材也由关心百姓疾苦转为记游写景。《赤壁赋》等千古名作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另外，闲暇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这时起的。《集归去来辞诗》是苏轼在特殊境遇下，有感于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摆脱官场、归返田园生活的热情洋溢之辞而作，是借陶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

在书法上，苏轼擅长行、楷书，为宋四家之一。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苏轼常自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可见他已经摆脱了晋唐法度的束缚，而是重视书写者主观情感的表达。比如，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便写于元丰五年（1082），是他所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最好诠释。他举起了“尚意”的旗帜，开创了真正属于宋人自己的书法潮流。

集归去来辞诗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