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碑林第三展室的角落里，陈列着一方螭首龟趺，高378厘米，宽140厘米，厚30厘米的碑石——《大观圣作碑》。它是此展室众多名家碑刻中最为高大的一方，虽然文字多已漫漶，内容难辨，却依然吸引了众多游客，因为它的作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艺术家——宋徽宗赵佶。

《大观圣作碑》刻立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此碑额题“大观圣作之碑”，3行，行2字，楷书。碑文28行，满行71字，楷书。宋徽宗赵佶撰并书，李时雍摹写，蔡京题额。原藏于陕西乾县，1962年入藏西安碑林。碑文内容为大观元年（1107）所颁布的诏书，记载当时设立八行取士科及三舍之制的重德行、轻辞艺的科举新法，极具文献史料价值。所谓八行，即孝、悌、睦、姻、任、恤、忠、和。此八行又按照上、中、下分为三舍，作为升降和授官的依据。八行皆备，即可入太学学习。同时又规定“八刑”，对太学生的行为进行约束，不遵守者则要被惩处，从暂停入学到取消资格不等。此碑的撰、写、题额、摹写，积聚了身为皇帝、宰相、名臣的三位书界名人。当然，更具价值的是，该碑文字体为宋徽宗赵佶自创的“瘦金体”。《大观圣作碑》是宋徽宗瘦金书代表作之一，是后人研究学习瘦金体的典范，因此该碑具有历史和艺术的双重价值。

诏书既成，遂勒石刊行天下，“立于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天下郡邑”。至今在河北、山东、陕西尚存《大观圣作碑》数方，只是碑石规格有所不同。赵佶初学薛稷、薛曜，后学黄庭坚。其书法引入工笔画的勾线技法，笔势劲逸，峻瘦挺拔，铁划银钩。笔画虽无宽窄之分，却富于舒放变化。通篇气韵如流水，风流儒雅，挺拔脱俗。古人评之曰：“乍看不得佳，结法亦时时露疏稚，而天骨遒美，逸趣蔼然，于细玩得之，信不在李重光下也。”应该承认，瘦金体上石是有局限性的。纤细的笔画使它缺乏那种威严、堂皇之感。而且，线丝如缕的笔画在纸帛上细看，其提按动作清晰可见，而刻在石碑上远观，效果就不强烈了。看碑是看其气格而非可以求其细部，瘦金书在这方面显然是很困难的。但作为宋代碑书中一种特殊的例子，它还是很有价值的。

大观圣作碑拓片

摹写者李时雍，字致尧，成都人，其祖父与父亲皆以书法闻名于世。他以门荫入仕，官至承议郎、殿中丞，喜作诗，书画皆有大成，尤善画墨竹，曾作《渭川晚晴图》等，书法与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家齐名，甚至黄庭坚曾求书于他。北宋崇宁年间，他曾为尚书郎冯澥写过上殿札子，宋徽宗见其书法，甚为欣赏，遂御批他为书学博士。当时士大夫碑记多出于李氏父子之手。其书法被评为“结字妩媚，虽乏遒劲，然亦自成一家”。当世以及后世模仿瘦金体者众多，但大多难得其精髓，而李时雍所摹写的御笔书法，却神形兼备，惟妙惟肖。(www.daowen.com)

题额者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先后四次拜相，官至太师，著名的奸相，北宋亡国的有力推手。他虽然身后骂名滚滚，但书法成就却相当高。“苏黄米蔡”书法四大家，一说“蔡”即蔡京，而非蔡襄。《铁围山丛谈》载，蔡京曾问米芾：“今能书者有几？”米芾认为：“自晚唐柳，近时公家兄弟是也。”可见其书法地位之高。《大观圣作碑》之题额，书法体态健丽，笔意精细，笔画错落呼应，气韵贯通，实为上乘之作。

此碑诏行天下，原本是为了向天下士子树立榜样，为国家选取贤才，然而此后北宋的国祚，在艺术家皇帝赵佶和蔡京等奸臣的肆意挥霍之下，不足二十年就耗尽了。由此可见，掌握着国家命运的权力阶层，才是最需要德行与才干的群体。

大观圣作碑拓片（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