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石经》被称为“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石头图书”，现展陈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第一展室。作为保存历代碑刻之特定场所的碑林，是在唐末至北宋近两百年间数次迁置《开成石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没有《开成石经》便不会有今天的西安碑林。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刻经，最早上迄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所刻《熹平石经》，共刻七部儒家经典，之后有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除清刻《乾隆石经》完整地立于北京国子监内，其余六种刻经唯有唐《开成石经》保存得最为完好。《开成石经》刊立于唐代中期的开成二年（837），原置放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经唐末战乱，至宋代辗转移立于今址。

石经由114通石碑组成。现存的每通石碑高约2.16米，宽约0.93米。碑石皆为两面刻字，每面上下分为8栏，每栏约刻字37行，满行10字。经文皆为法度严谨的唐楷小字，每经篇首标题则用唐隶刻成。在石经的末尾刊刻有“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维丁亥”，默默地向世人揭示着其初创的那段历史。

《开成石经·春秋榖梁传序》（局部）

《开成石经》展厅

《开成石经·周易》（局部）(www.daowen.com)

在距今一千二百年前的唐代中期，雕版印刷术尚未推广应用于刊刻图书，唐人所读的书籍以手抄卷为主。唐代宗大历年间，国子司业张参详细勘定了儒学五经，并书写于国子监讲论堂的东西两厢墙壁上，使国子监的学生们学有范本。但时日历久，因墙壁“崩剥污蔑”，字迹逐渐漫漶不清，国子祭酒齐皞与太常博士韦公肃，便选用高大、坚实的木料制作成大型版牍立于墙前，组织国学生重新书写儒经于其上，以“五经壁本”之名风行天下。唐文宗大和四年（830），翰林侍讲学士郑覃，鉴于长期以来儒家经典在手抄传承中仍存在着“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的弊端，创议发起校订六籍，并模仿东汉刻立《熹平石经》于太学的工程，希冀能够勘正范本，以作为后世的典范。四年后，这项动议终被获准——允许在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及《孝经》《论语》《尔雅》等经，由升任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国子祭酒的郑覃主持这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开成二年九月，石经竣工完成，其中包含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经典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共计160卷，勘定刻字共计650252枚。

《开成石经·周易》拓片

《开成石经·周易》拓片（局部）

历史的脉息在起伏中成就了文化艺术的经典。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已走向凋落，而《开成石经》的刊刻则是在帝国中后期绽放出来的一朵文化奇葩。在石经刻成的第二年（838），唐帝国的国考遂以《太学创置石经诗》作为入贡院面试的题目，留下了一段国家文化史上的千古佳话。唐末战乱，五代更迭，唐长安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诸多镌刻着名经书典的丰碑大碣被弃置郊野。《开成石经》历经韩建、刘鄩等地方官吏的陆续迁移，逐渐移至原唐尚书省之西隅放置。北宋元祐二年（1087），在转运副使吕大忠的主持下，体量巨大的唐《开成石经》和巍峨高耸的《石台孝经》，从地杂民居的唐尚书省故地迁徙至府学北墉，与颜、柳、欧、褚等书法名碑一起，共同奠定了西安碑林的基础。《开成石经》在明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的劫难中倒扑断裂44方，后由明朝学官叶世荣等人将缺失的字补刻于97方小石上，亦陈列于石经之后。清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等人集唐《开成石经》中的字样补刻《孟子》17通。这批碑石为圆首方碑，每石高225厘米，共刻36506字。1937—1938年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先生主持对西安碑林的整修工作，将集唐人字样所成的清康熙三年《孟子》刻石等由室外移入唐《开成石经》展室内东侧，遂与唐《开成石经》合称为“十三经”，使西安碑林在九百多年风雨沧桑的历史变迁中，完整地保存了迄今所能见到的儒家经典的最早版本。

如此来看，《开成石经》要比《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等其他古代刻经幸运得多，在经历了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风雨后，被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