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之名，中国古籍早已有之，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而唐人所谓“大秦”，实指建都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景教”之名出现较晚，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叫聂斯托利派的派别于唐代传入中国后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中，应是聂斯托利派基督徒的汉译自谓。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刻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额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楷书。碑呈竖长方形，螭首龟趺，碑题“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碑身通高279厘米，宽99厘米，厚38厘米。撰文者为景教僧侣景净，波斯人，大秦寺僧，吕秀岩书并题额，署“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此碑的碑文格式与一般的纪事颂德碑相仿，有序，有颂。碑文32行，满行62字，书体是唐代通行的楷书。碑额上方刻着一个由莲花台烘托着的“十”字。楷书碑文下方和碑的左右两侧还刻着古叙利亚文，间有汉文题名。此碑结体工整而不刻板，书法秀丽天然，文字精美；用笔方面，其点画转折处既波动又肃穆，极为精致；整体疏密得当，章法布局又意外地巧妙，似有初唐虞、褚之遗意。

清咸丰九年（1859），韩泰华出资建造碑亭保护此碑，并在碑左侧镌刻题跋：“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惜故友吴子芯方伯不及同游也，为怅然久之。”民国六年（1917），时任陕西省长的李根源偕同僚至碑林观览，并题记于碑之右侧。碑原立于大秦寺，明天启五年（1625），该碑出土后，就近安置在西安城西的崇仁寺（俗称金胜寺）内。这座寺院是西安当时最大的佛寺，明成化年间曾大举修缮，把它作为秦王府的香火院。

《景教碑》是西安碑林最重要的藏石之一，丹麦人何尔谟曾称《景教碑》、埃及出土的《罗赛塔石碑》、约旦出土的《摩押石》、墨西哥出土的《授时碑》为世界四大名碑，而《景教碑》是这四大名碑之首。这并不是他夸张杜撰，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西方学界对《景教碑》重大历史价值的普遍认可。

《景教碑》自出土后，在西方名噪一时，颇受觊觎，对它的保护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何尔谟买通了崇仁寺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僧，将古碑按原样复制了一通，企图用复制碑换下原碑运出中国，幸亏消息传出，地方官府出面制止，他最终运走的只是复制品。《景教碑》的原碑恰以此为契机，移入了西安碑林加以保护。《景教碑》搬入碑林的时间，何尔谟说是1907年10月2日，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说是10月4日。关于当时《景教碑》所在的位置，据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中所附碑林平面图标示，在《开成石经》碑廊之后，自此这方历尽磨难的碑刻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归宿。

当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回首这段往事时，不能不说《景教碑》是幸运的。当年唐武宗灭佛，它没有被毁掉，而是被埋入了地下。明天启年间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正值高潮，它又恰逢其时地重见天日。最后，在清末那个中国人已无力保护自己历史文化遗产的屈辱年代，它没有像敦煌遗书那样被西方的探险家盗运至海外，也没有像昭陵二骏那样流落他乡。《景教碑》之入藏碑林，不仅使这块记载着基督教在唐代首次传入中国之重要史实的名碑有了一个可靠的归宿，也使西安碑林因此拥有了一件最具世界影响的堪称国宝的藏品，这当然也是碑林的幸运。(www.daowen.com)

清末所拍崇仁寺中的景教碑照片

碑文详尽地记述了唐贞观九年（635）至建中二年（781），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及教义教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经过长途跋涉，从波斯来到唐都长安传教，唐太宗派遣宰相房玄龄郑重接待，并迎其入宫，讨论教义，后于义宁坊建寺一座，令其教士宣讲景教及其教义。唐高宗时令诸州各置景寺，并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武周时，有罗含、及烈二僧维持教务。至玄宗时，景教又获尊崇，皇帝命高力士将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帝的圣像悬挂于寺中。天宝三载（744），玄宗诏命景教教士罗含、普论等十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安史之乱时，景寺被毁，肃宗诏于灵武等五地重立。代宗时每年于“降诞之辰”赐香以告，并颁御馔于景教僧众。德宗亦优待景教，不亚于前朝。景教教士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曾随郭子仪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大秦寺之重建即由伊斯捐资，僧众追述其德，竖立此碑。此碑系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因而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研究古代基督教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对于研究宗教史及中国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头）拓片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