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阅读了解茨威格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是完成了阅读《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初级任务。我们还要准确地接收到茨威格在作品中的观点和态度,即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中对人物或事件呈现出怎样的情感态度。
作者在写作时会带着情感,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历史书写也不例外。作者面临着“内与外”和“古与今”这两对关系。“内”指向作家要抒发的情感和思想,“外”指向史实的情节化。在历史书写中,史实的情节化是其成为文学的必要条件,但是会受书写者情感和思想的约束。如郭沫若抗日时期创作了历史剧《屈原》,屈原的种种遭遇和经历本身就是史实,通过艺术虚构重新组合而形成的形象是作品的“外形”,而爱国主义和批判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乃至投降的行为则是作品的“内核”。在“古与今”的关系中,重要的是借古喻今,以古释今,从而使古为今用。我在第一章提到茨威格的《耶利米》等作品,就是茨威格利用古代人物为自己的思想代言。正如巴巴拉·W·塔奇曼所言:“历史学家尽量保持客观,那是因为他希望了解到更多情况,尽量能够以同理心带入和思考各方的动机和处境,这样才能使这场戏的写作更加紧张,也更加可信。但我们千万别假装自己是毫无偏向的,这样一来历史学家就变成了一台录音机,放弃了评判。偏向表示偏好,是评判的结果,是洞察力的源泉。诚然,这其中有感情成分,但这更宣布了你信奉什么。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常常激情澎湃地忠于某一事业或他的某个主人公,像蒙森对尤里乌斯·恺撒的赞扬,像米什莱对人民权力的热忱。”[7]评判、偏向、偏好、感情就是历史书写时的观点和态度。
《人类群星闪耀时》中,作者的态度在表达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的直接评价和评判。这些叙事进程之外的评价与评判,建立在茨威格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规律性总结之上,显示着作者独特的眼光和人生智慧。比如《拜占庭的陷落》中,作者对马霍梅特评论道:
马霍梅特集两种类型的品质于一身:既虔诚又残暴;既热情又阴险;既有教养、酷爱艺术、能阅读用拉丁文写的恺撒和其他古罗马人物的传记,同时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野蛮人。此人长着一对忧郁的细眼睛,尖尖的线条分明的鹦鹉鼻子。他证明自己一身而三任:不知疲倦的工人,凶悍勇猛的战士,厚颜无耻的外交家。[8]
然而,《人类群星闪耀时》毕竟是文学作品,茨威格毕竟是高明的写作者,他的情感更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这是态度表达的第二类,即高明的作者懂得艺术而隐秘地传达情绪。聪明的读者要善于发现字里行间的作者情绪。读者能否从叙述中探寻到作者或无意或有意流露出的情绪,是读者是否读懂作品和作者的标准。
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以何种手法隐藏在文字中?读者又该如何探寻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茨威格的观点和态度呢?我们要从对故事情节的迷恋中跳出来,在故事之外关注以下方面。
(一)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
兹维坦·托多罗夫说:“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9]这里的“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就是叙事视角。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不同的故事。作家选择叙事视角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孔乙己》中,鲁迅可以选择多种视角,如从孔乙己、掌柜或者酒客的视角出发,但他偏偏选择用“我”这样一个小伙计的眼睛来观察,进而揭示主题。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共有7段文字,分别是案件的证人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和案件的关键人物大盗多襄丸在公堂上的供词,加上真砂在清水寺忏悔时对案件的描述以及被杀的武士借巫女之口对案件的描述,不断变换的叙事视角使整个案件成为一个叙事的迷宫。
《人类群星闪耀时》从整体上看采用的是全能全知视角,即叙事者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了如指掌,通过调整叙事的节奏和叙事的顺序来实现自己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态度的表达。下面我们就以《滑铁卢决定胜负的一瞬》为例来探讨。
《滑铁卢决定胜负的一瞬》中,“信使不断飞马报告”的消息,其实是全知全能叙事者对一系列背景史实的巧妙安排。他对欧洲反法联军的四支大军(威灵顿的英军、布吕歇尔的德军、施瓦尔岑贝格的奥地利军,以及俄罗斯军队)的布置了如指掌;他熟知被拿破仑托付了“三分之一兵力”的格鲁希的性格特点——习惯服从、缺少决断,也知道让格鲁希这样的人放弃拿破仑的命令,赶回去增援的难度;他知道拿破仑注定等不来格鲁希,只能接受战败的命运,并因此被迫第二次退位,接受流放,退出历史舞台……总之,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故事、场景等无不处于这个全知全能叙事者的主宰与调度之中。叙事者凌驾于整个事件之上,洞悉一切,随时对人物的思想及行为做出解释和评价。
1.叙事顺序可以自由调控
全知全能叙事者可以自由调控叙事的顺序,如格鲁希所犯错误对历史走向的影响等。
格鲁希是个中等资质的男子,为人诚实正直、勇敢、可靠,是个受过多次考验的骑兵将领,但也仅只是个骑兵将领而已。他不是缪拉那样刚烈而有魅力的猛将,不是圣西尔和贝尔蒂埃那样的战略家,不是内伊那样的英雄。没有古代武士的铠甲装饰他的胸膛,没有神话环绕他的身影,没有显著的特质使他在拿破仑传奇的英雄世界里获得荣誉和一席之地……
格鲁希不是英雄,不是战略家,而只是一个忠心耿耿、老实可靠的庸人,这一点,拿破仑是心里很明白的,可是他的元帅们半数已长眠地下,其余几位厌倦了连年不断的征战,眼下正闷闷不乐地待在他们的庄园里。[10]
在这里,叙事者先是用大量文字介绍了格鲁希,再让拿破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独立的指挥权交给格鲁希元帅”,而“元帅犹豫不决地接受这道命令。他不习惯独立行动,他的思考缺乏独创性,只有当皇帝天才的命令让他采取行动,他才觉得心里踏实”。
了解了格鲁希之后,你是不是有点儿为拿破仑的未来担忧?这就是全知全能视角所带来的效果——对格鲁希瞻前顾后、缺乏决断的鄙视,对拿破仑英雄末路、无人可用的惋惜,当然还有对这样的小人物即将决定历史走向的感叹。作者能自由调动时序,突破故事时间的限制,自由地进行预叙[11]或回叙[12],引入更多的史实,并将史实有选择地告诉读者,从而按照自己的设想来牵动读者的情绪和情感。而前提条件是,作者的态度已经渗透于文本中。
2.干预可以随时进行
全知全能叙事者是预言者,是评论家。叙事者置身于故事之外,全知全能,并不断对故事进行干预,叙述时既能以旁观者的姿态叙述或评论事件,又能深入人物内心探查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文中,我们还能看到如下的语句:
再次联合起来,以最终击败这个篡位者。欧洲合法的帝王们从来没有比在这最初震惊的时刻更加团结一致了。[13]
唯唯诺诺的格鲁希跳出一味服从的军人习气,自己跨进了世界历史。这只不过是一瞬间,但这是怎样的一瞬间啊![14]
这场战役已被描写过无数次了,然而对战场上令人激动的变化的描绘总是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一会儿读瓦尔特·司各特场面宏伟的描画,一会儿读司汤达撰写的插曲。这场血战是伟大的,无论从近处或从远处看,也无论从统帅所在的山冈或从铁甲骑兵的马鞍上看,都是多姿多彩的。这是扣人心弦的艺术作品,是面临灭顶之灾的顷刻惊骇和希望无数次交替的典范,这是拿破仑一生中蔚为壮观的烟火,壮观有如一枚火箭,再次升上高高的天空,然后颤抖着坠落下来,永远熄灭。[15]
格鲁希想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它,在滑铁卢附近的一家农舍里的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19世纪,而这一秒钟却取决于一个相当勇敢却又相当平庸的人的嘴巴,掌握在一个神经质地揉着皇帝的一纸命令的人手中。如果格鲁希现在能鼓起勇气,敢于相信自己和相信确实无误的迹象,违抗皇帝的命令,法兰西就获救了。但是这个唯唯诺诺的人,一向服从条令而不听从命运的呼唤。[16]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物形象,他站在历史的顶峰俯瞰世事,并且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站在历史的高度评价当事人,为他及其行为用形容词下定义、贴标签,这是一个高明的预言家和深刻的批评者的形象。他直接交代某一行为的后果,点明某一行为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和影响,这种意义和影响一定要后来人才能评判,是当事人无法知道的。这样的叙述视角,被弗里德曼称为“带有编辑性质的全知视角”。
3.视点可以自由转换
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就是叙事者可以自由选择观察的视点,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并讲述故事。所谓的视点,是指叙事者在叙述时,所采用的感知或视觉角度。全知全能叙事者在叙述时,可以采用非固定视点,即自由切换为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用他的眼睛看世界,用他的心去体察世界。
视点的转换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我们借用申丹在《全知叙述模式面面观》一文中所举的《红楼梦》第六回中的一段: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物件,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
请比较:
(……)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钟,钟摆在不停地摆动。刘姥姥在乡下从未见过钟,还以为它是个匣子,以为钟摆是个乱晃的秤砣般的物件。刘姥姥心想:“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17]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原文中的黑体部分,将全知全能叙事者换成了刘姥姥,从她的视点进行观察。但在比较版中,尽管也有“忽见”一词,却没有发生视点的转换,我们仍然在通过全知视角来观察刘姥姥的感知过程。对二者进行比较后,我们可以发现原文正是巧妙利用了刘姥姥不认识钟表的特点来描摹她的心理,让小说读起来饶有趣味。这就是视点转换带来的艺术效果——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可能呈现不同的面貌,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作者用不同人的眼睛去看世界,也会有不同的意味,传递出来的态度也不同。
这种视点的自由切换模式也体现在《滑铁卢决定胜负的一瞬》中。随着故事的展开,茨威格的视点在转换,当事人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时而是拿破仑的紧张感,时而是格鲁希的忐忑,时而是拿破仑的热切等待。拿破仑和格鲁希在“三小时急行军的路程”中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错过”,而读者时而跟着拿破仑等待,在等待中与拿破仑一起变得焦急;时而面对格鲁希错误的决定,恨不得一巴掌扇醒这个被历史赋予重任的愚蠢的“小人物”。
这种不断转换的视点,带来的是对不同人物心理的深入探查,从而更好地表现作者复杂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个人的同情往往与对他的了解程度成正比,他越和你交心,你就越可能会同情他。同样,通过内在视角对某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示得越多,读者与这个人物之间的距离就有可能越近。鲁迅的《离婚》中,全知全能叙事者对女主人公爱姑的内心活动进行了较多描写,对其父亲的内心活动也进行了一定的描写,然而对于欺压爱姑的公公、丈夫、七大人、蔚老爷等却完全没有内省,仅有外查。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读者与爱姑的距离,加深了对她的同情。在《拜占庭的陷落》中,茨威格时而把视点集中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马霍梅特身上,让我们看到他的野心与远见,看到他不惜一切代价打败拜占庭,夺取“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皇冠上硕果仅存的璀璨宝石——拜占庭”;时而把视点放在岌岌可危的拜占庭帝国城墙上,让读者与这位誓守城池的君士坦丁皇帝实现情感的共振,对登上小船的十二勇士产生敬意。这样,当读到土耳其的大军找到被遗忘的凯卡波尔塔小门并冲进城市时,读者就陷入了沉思:是该为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胜利而兴奋,还是该为在苦难无援中坚守的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而惋惜。这种复杂的心情正是茨威格内心的真实感受。
(二)对比与组合
1.对比
《一夜天才》中,茨威格对《马赛曲》及其作者鲁日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作者设置的一组组对比中看到,现在以下面的两组对比为例。
第一组:《莱茵军战歌》和《马赛曲》。
《马赛曲》本就源于“又是敬酒,喧哗,痛饮”的豪华盛宴的一次“短暂的偶然的对话”。在《莱茵军战歌》时代,它的诞生只是“短暂的成功,永远只是外省发生的一件事,随后就将被人遗忘”,没有人意识到这首歌曲的伟大价值。无论是作者鲁日、市长迪特里希,还是那天晚上作为歌曲最初听众的军官、贵族们,他们“丝毫不曾预感到,一支永恒的旋律展开眼不可见的翅膀业已飘落尘世,降临在他们面前”,正如“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市长夫人也只是把这个奇迹轻描淡写地说成社交界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支歌已在我们这儿演唱了,社交界都很满意”。(www.daowen.com)
但是在《马赛曲》时代,也就是仅仅两个月后,从米勒口中唱出的这首歌“犹如火星落进火药桶”,准备为自由而战、为祖国献身的年轻人与歌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马赛到巴黎,“(《马赛曲》)如雪崩似的迅速传播,胜利的进程势不可当。宴会上唱这支歌,剧院和俱乐部里唱这支歌,后来甚至在教堂,唱完感恩赞美诗后也唱这支歌,它很快就取代了感恩赞美诗。一两个月后,《马赛曲》成了人民的歌,成了全军的歌。……于是《马赛曲》如同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翱翔在法国一切战役的上空,令无数人热血沸腾,令无数人沙场殒命”。
第二组:伟大的歌曲和渺小的作者。
《马赛曲》的作者是鲁日,然而它真正的母亲是广阔的时代。茨威格在作品中反复强调作者的普通、渺小,与作品的伟大形成对比:
鲁日是个谦逊的普通男子,他从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大作曲家——他的诗从来不曾刊印过,他的几部歌剧均遭拒绝——他知道自己即兴创作的诗歌写得不错。为了让座中的达官和他的好友高兴,他表示乐于从命。[18]
鲁日奋笔疾书歌词和乐谱,越写越快,犹如笔录别人的口授——一场他那狭隘的市民心灵从未经历过的风暴已经向他袭来。一种极度兴奋,一种本非他所有的激情,而是凝聚于唯一的爆炸性的一秒钟的魔幻伟力,把这可怜的业余作者千百倍地拔高,把他像一枚火箭似的射出去,直抵星辰,刹那间闪耀着灿烂的光华和火焰。[19]
可是,在神圣的陶醉中,奇迹确实曾降临在这沉睡者身上,已完成的作品就在桌上,它已和此人分离。[20]
应邀前来的宾客使劲鼓掌叫好,对作为作者的他彬彬有礼地恭维,他这个讨人喜欢的勇敢的业余作者自然满心喜悦。怀着一个小人物的小小的虚荣心,他力图在自己小小的外省交际圈中充分利用他那小小的成就。[21]
然而,渺小的作者并没有因为伟大的作品获得“作者”的荣誉:
命运不宽恕这位擅自闯入不朽者的行列的业余作者。[22]
这样,一支不朽名曲的极不出名的作者终于长眠在他感到失望的祖国的荣誉墓地里,但只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一夜的诗人。[23]
上述文字提醒我们:茨威格要强调《马赛曲》这一“伟大作品”的作者的“平凡”,而强调中也隐含着茨威格的情绪。
2.组合
作者还把另外一些充满对比意味的内容组合在一起。一是把不同人对这一事件的不同反应组合在一起,如“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和“角落里低一些的声音”;市长弗里德里希·迪特里希男爵、对胜利从来都是充满信心的将军们和从战争中看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年轻军官们”。一是将《马赛曲》的激昂斗志和作者鲁日的被忽视放在一起,如“于是马赛曲如同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翱翔在法国一切战役的上空,令无数人热血沸腾,令无数人沙场殒命”,“其时,默默无闻的工程部队上尉鲁日正在许宁根的一个小驻防地郑重其事地画防御工事的草图”。
类似这样充满对比意味内容的组合和前面所说的视点的转换一样,贯穿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很多篇章中,彰显着作者的情感态度。如在《滑铁卢决定胜负的一瞬》中,作者用缪拉、圣西尔、贝尔蒂埃、内伊这些法国的著名历史人物和格鲁希进行对比,既想让读者明白格鲁希的为人,又想传达自己对格鲁希的鄙夷的态度。《南极争夺战》中,负责科学研究的威尔逊博士“甚至在死神已来到身边时,仍然进行科学观察,除了一切必不可少的沉重物件之外,还在自己的雪橇上拖了十六公斤珍稀岩石样品”。“在死神已来到身边时”与表示重量的“十六公斤”构成强烈的反差,暗示了斯科特一行对探险事业的热爱和对职责的坚守。明明是等死,却“骄傲地在帐篷里等待死神的来临”,“骄傲”一词为他们的死亡赋予了伟大的意义。这是他们在精神层面的胜利,证明了人类求生的强烈欲望和不肯屈服的顽强意志,与无法抗拒的厄运具有同等的强度。
(三)称呼的奥秘
在中国,古代人通常有姓、名、字、号,且各自有着不同的意味,称呼不同蕴含着说话人不同的情感态度。如《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就涉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的姓、名、字。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曾晳,姓曾,名点,字皙;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公西华,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孔子作为老师、尊长,称呼他们的名:由,点,求,赤。但是《论语》的记录者,则要尊称他们的字。此外,有的称呼官职或爵位表示推崇能力强或功绩大。如同样称呼诸葛亮《蜀相》中的“武侯”与《夔州歌绝句》中的“丞相”则表达了不一样的情感态度。
在西方,完整的人名由名、父名、姓三部分,而在一些国家,还会在人名中加入表示尊敬的特殊词语,如法国人名里的de(一般译为“德”或“特”)、德国人名里的von(一般译为“冯”或“封”)等。我们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看到的“冯·歌德”“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鲁日·德·利勒”等就属于这一类。
阅读《人类群星闪耀时》时,我们会发现一些称呼上的不同,对中老年一般称呼姓(last name),对青少年一般称呼名(first name)。而且,作家随着自己对作品中人物感情、态度的变化会采用不同的称呼,在不同的情境中也会有不同的称呼。在《西塞罗之死》中,西塞罗的全名为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茨威格一般称呼他为“西塞罗”,少数情况下称呼全名“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初步统计,在65次称呼中,称呼姓“西塞罗”有57次,全名“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仅8次。我们再来看看这8次全名的情境: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全名使用的次数与情境
续表
通过上表我们发现,作者一般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或西塞罗做出重大抉择时用“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的全名。在这些庄严的场合里,使用全名会有一种庄重感,让人心生崇敬之情。
同样,《不朽的逃亡者》中,多数情况下作者用“巴尔博亚”称呼主人公,而在巴尔博亚一行人第一次见到太平洋的历史时刻,包括文书在内的所有人,作者都称呼全名:
安德列斯·德·巴尔德拉瓦诺展开一张羊皮纸,他先前把它和墨盒、鹅毛笔一起密封在一个木匣子里面背着走过原始森林,这时他要求所有贵族、骑士和士兵——这些品德高尚、诚实正直的人——证实他们在“卓越而备受敬重的队长、国王陛下的总督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发现南海时全都在场”,证实“是这位巴斯科·努涅斯先生第一个看见这个海洋,并指给追随在他身后的人看的”。[24]
除此之外,作者还会用其他称呼来传达情感态度。《西塞罗之死》中,在描述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三人进行无耻交易、瓜分罗马的段落中,作者便多次转变称呼:
这三个死敌达成了协议,最好是私下瓜分;罗马一夜之间由三个渺小的恺撒取代了一个伟大的恺撒。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这三位将军拒绝服从元老院,蔑视罗马人民的法律,而自行组成他们的三人同盟,并把一个涵盖地球三大洲的巨大帝国作为廉价的战利品进行瓜分。在靠近博洛尼亚,雷洛河和拉维诺河交汇的地方,搭建起一座帐篷,三个匪徒就要在这里会见。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不可一世的战争英雄会信任另一个。他们在他们的公告里称对方是骗子、无赖、篡位者、国家的敌人、强盗和窃贼,人们无法弄清楚他们之中哪一个更为卑鄙无耻。对于这几个权欲熏心的人来说,重要的只是权力,不是信念,只是掠夺,不是荣誉。这三个伙伴极为小心谨慎,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会谈的地点;这几个未来世界的统治者彼此证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使用武器来杀害新的同盟伙伴,随之他们面带微笑友好地相望,并共同踏入帐篷,未来的三巨头同盟就在这里结成和建立起来。[25]
“三个死敌”“三个渺小的恺撒”“三位将军”“三个匪徒”“几个权欲熏心的人”“三个伙伴”“未来的三巨头”,这些称呼准确、凝练地传达出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三人因利益而勾结的无耻本性,反映了他们由敌对到勾结的过程。在这些称呼的背后是作者对他们的道德宣判,是作者情感态度的外化。
《一夜天才》中,作者对鲁日的称呼也是多次变换:“一夜天才”——突出命运对鲁日的偶然眷顾;“鲁日上尉(此人擅自给自己加上贵族封号,自称鲁日·德·利勒)”——“德”是“自称”;工程部队的上尉鲁日·德·利勒——以“工程部队”突出其创作的业余性,表达这一态度的还有“讨人喜欢的勇敢的业余作者”“这位擅自闯入不朽者行列的业余作者”“一支不朽名曲的极不出名的作者”“独一无二的一夜的诗人”。而在《南极争夺战》中,第二个走向死亡的奥茨——“英国皇家禁卫军骑兵上尉劳伦斯·奥茨像一个英雄那样去迎接死亡”。茨威格用“英国皇家禁卫军骑兵上尉”这个职位来指代奥茨,饱含赞颂之情。其言外之意是,奥茨的死,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皇家禁卫军的精神,他战胜的不是敌人,而是死神。
可见,小称呼中隐藏着大奥秘。从称呼入手,也是探查作者情感态度的有效途径。
(四)典故的密码
典故,是作者寄寓情感态度的密码。作者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其思想和作品总会受特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茨威格这样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型作家,他在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中,使用了大量典故来传情达意,希腊神话、《圣经》故事信手拈来。因此,要解读作者的态度,解密典故也是路径之一。
这里的“典故”用来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事或传说。可以说,典故的内涵是有着约定俗成的情感和意义的故事。比如《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将林黛玉的居所定名为“潇湘馆”,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读者自然会想起娥皇、女英哭舜帝的故事,同时也会理解曹雪芹在林黛玉窗前栽种的千竿湘妃竹的寓意。而不了解此段传说的读者则可能会忽略作者的精心设计,难以体会其中的深刻意蕴。我们读《人类群星闪耀时》同样会遇到此类问题。茨威格把一些他视为常识的典故放在文中,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这些与西方神话、宗教、历史相关的典故,恰恰是我们的盲点,容易忽略。而我们无法接收茨威格发送的信号,便会造成阅读中的“营养流失”。
《不朽的逃亡者》中,作者把第一次出场的巴尔博亚说成“卡斯蒂利亚的圣徒圣地亚哥”,仅仅是因为巴尔博亚“佩剑执盾,头戴铁盔,全副武装”的样子与圣地亚哥相似吗?圣地亚哥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之一,西班牙的守护神。他将基督教传入西班牙,并在此布道7年之久。殉道后,他的弟子们把他的尸骨从耶路撒冷运回到他生前钟爱的西班牙埋葬,灵柩就放在因他而命名的圣地亚哥。从8世纪开始,在西班牙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之争中,圣地亚哥成了基督教军队“重新征服”西班牙的象征性人物。作者将第一次亮相的巴尔博亚称为“圣地亚哥”,除了他“佩剑执盾,头戴铁盔,全副武装”与“佩带利剑、身骑白马”的圣地亚哥有相似之处,应该还指向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以及他的一系列探险行为对基督教传播的作用。
《拜占庭的陷落》中,作者将十二位乘小船穿越土耳其防线去求救的拜占庭勇士比作希腊神话中“阿耳戈号”上的英雄。希腊神话中,伊阿宋为了夺回王权,率领希腊的著名英雄们乘坐快船“阿耳戈号”历经千难万险,去科尔塞斯的国王埃厄忒斯那里盗取金羊毛并带回国内。作者将二者放到同样的位置,是为了表达对这“十二勇士”的钦佩之情。
还有很多典故出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拜占庭的陷落》中,穆罕默德二世马霍梅特命匈牙利人乌尔巴斯在亚德里亚堡制造威力巨大的大炮,然后将其运送到前线,“用一百头公牛拉车,巨大金属管的重量均匀分布在车轴上,如同奥伯里斯克从埃及向罗马漫游”。其中的“奥伯里斯克”,即方尖塔,是一种高达二三十米的石制立柱,和中国的华表相似,但它的主干是四方形,顶部为尖状,公元前3世纪在埃及产生,原是太阳神的标志,后发展成为神庙的装饰建筑,经常成对地矗立在庙门前。
为了更好地进行深层阅读,我们一定要拓宽视野,阅读大量图书来丰富我们的知识,从而更好地接收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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