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在德语文学甚至世界文学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堪称“大家”。这从茨威格的交友和作品的读者群中可见一斑。

茨威格交友广泛，他的朋友圈名流云集。在他位于萨尔茨堡的别墅宾客登记簿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罗曼·罗兰、托马斯·曼、泰戈尔、房龙、乔伊斯、路德维希、勃兰兑斯……其中不乏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对彼此作品的欣赏之上，如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认为茨威格在全世界所赢得的声誉是实至名归；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认为茨威格是奥地利市民社会高贵的代言人，是对他们的能力和弱点、魅力和绝望最好的描写者；俄国作家高尔基认为茨威格的作品是“一颗伟大、聪慧因而也是忧郁心灵发出的呼声”。

从作品的读者群看，茨威格堪称当时的畅销作家：“没有几年工夫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者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拥有一个读者群——一批可信赖的人，他们期待和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信赖我，我也不可使他们的信赖失望。我的读者群渐渐地越来越大。我的每一本书，当它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就要销售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告。”^[17]

茨威格的作品以其独有的魅力走出德语世界，被译成各国文字，以至于他“不得不购买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把所有不同译本的样书摆放整齐”^[18]。

读者则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对茨威格的敬意。“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登记姓名之后以尊敬的神态把护照交还给我时，或者当意大利的一个海关人员因为读过我的某一本书而认出我来，然后优惠地不再对我的行李做一一检查时，我都会自鸣得意。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能牵动那么多人的工作，也会有几分忘乎所以。”^[19]

这种敬意超越国度和语言。茨威格自杀后，巴西为他举行国葬，巴西共和国主席出席葬礼，全城哀悼。他住过的房子成为博物馆，由国家负责管理。

《人类群星闪耀时》是茨威格这位大家的“小书”。“小”的第一重含义是字数少：这部由14篇历史特写组成的作品只有19.3万字，这在茨威格的煌煌巨著中只是微小的一部分。然而，字数无法衡量一部作品的地位与价值，《人类群星闪耀时》经久不息的魅力就证明了这一点。“小”的第二重含义是“微缩”：这部几乎贯穿茨威格创作生命始终的作品，是历史的缩影，而茨威格对其进行了独特的解读。

（一）欧洲的和平歌者

茨威格自称“欧洲人”，将自己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的副标题定名为“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在茨威格60多年的生命里，他用身体反对战争，用生命维护和平，去履行着一个“欧洲人”的责任。茨威格虽然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但欧洲是他文化生命的沃土。从大学时期的漫游开始，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就是他心目中的故乡，在那里他获得人生体验、探寻文化胜迹、结交文化名流。他在作品中以及演讲中也曾无数次自豪地表达出对欧洲的热爱之情。

正是因了这种热爱之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茨威格才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冷静睿智的和平歌者。

在一战中，欧洲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被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蒙骗，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中。茨威格却保持了无比的清醒与冷静，与罗曼·罗兰站在一起，坚决呼吁和平。1914年9月19日，战争刚开始1个多月，大多数文人学者还在发誓效忠他们的国家，茨威格却写下了著名的反战文章——《致外国友人的信》。他在文中表示：尽管战争阻隔了他与外国朋友的联系，他仍将保持对他们的忠诚，并将抓住一切机会与所有外国朋友一道重建欧洲文化。茨威格还积极响应罗曼·罗兰在瑞士召开和平大会的倡议，并积极联络德语世界的作家。(www.daowen.com)

茨威格这个“欧洲人”用他的生命践行着实现欧洲和平的愿望。40年来，他把自己信念所赋予的一切力量都奉献给了这个在他内心深处视为使命的愿望，他为此呼吁理性，高歌和平，却最终没能挺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从《人类群星闪耀时》对传主的选择和对不同思想的态度上，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茨威格“欧洲人”的特质，及其对和平的追求。

当年，茨威格曾被罗曼·罗兰设置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两个人物——象征德国精神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象征法兰西精神的奥利维所感动，他们之间的友谊，象征着德法人民互相沟通，友好亲善。茨威格创作《人类群星闪耀时》时，不能像小说那样设置人物和构建人物关系，他只能在传主的选择上表达自己的思考。在这14篇历史特写中，我们看到了来自古罗马的西塞罗，来自法国的拿破仑、鲁日，来自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列宁，来自英国的斯科特，来自德国的歌德、亨德尔，来自瑞士的祖特尔，来自土耳其的马霍梅特，来自西班牙的巴尔博亚，来自美国的菲尔德、威尔逊。茨威格赞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如菲尔德身上那种美国人所特有的“强烈的冒险精神”，使对电学一窍不通、从来没见过电缆的他，一听到吉斯伯恩的想法，就决定铺设从纽芬兰到爱尔兰的电缆，“决定从这一刻起，把他的整个身心、全部财富统统投入这项事业”。在“普普通通的英国海军上校”斯科特身上，烙印着英国精神——“意志和注重实际”“高度恪尽职守”“钢铁般坚强的毅力”“集体意识”，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下，斯科特率领他的队员与阿蒙森展开了“南极争夺战”。此外，还有在马霍梅特身上体现出的土耳其民族的勇猛与彪悍，在祖特尔身上体现出的瑞士人的踏实与坚韧，以及在巴尔博亚身上所体现出的西班牙人的冒险与进取的精神等。

（二）历史书写中的思想外化

茨威格创作了包括《人类群星闪耀时》在内的很多历史题材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剧变时代的茨威格就躲进历史的故纸堆中逃避现实；恰恰相反，历史书写是他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方式。茨威格是在借助历史书写来外化自己的思想，展现自己的思考。

在一战中，狂热的民族主义让曾经理智的人们陷入狭隘的攻讦中，昔日谈文论道的各国友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而不相往来。茨威格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绝，并基于此创作了历史剧《耶利米》，借古老的以色列先知的悲剧向沉醉在沙文主义狂热和胜利预言中的人们发出警告。^[20]当纳粹势力甚嚣尘上时，茨威格要塑造精神上的英雄人物，他创作了《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剧》，因为“他也是发自内心的人道主义者，他在路德那里，就像讲人道的德国人今天在希特勒那里遭到同样的失败。我想通过类比法来描述，并且以不致被人曲解的方式极为公正地在这个人身上展示我们的典型和另一种典型。但愿这会变成对失败的一阕颂歌”^[21]；当纳粹分子全面展开排挤犹太人和迫害进步人士的行动时，茨威格写下了《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将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独裁统治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尘封中取出来公之于众。总之，历史对于茨威格来说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他从历史中寻找素材，在历史书写中融入了自己对现实与历史的思考。

《人类群星闪耀时》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茨威格通过对历史上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和关键时刻的把握来凸显自己的思考。如在《西塞罗之死》中，他通过描述共和主义者西塞罗被专制独裁践踏而丧生的悲剧来批判“同样残酷的时代”；在《梦的破灭》中，他通过描述“可怜而又睿智的梦想家”威尔逊梦想的破灭来批判“旧欧洲的道德氛围”和“道德的堕落”。

茨威格一贯的历史观和审美观也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有所呈现。在《历史是公正的吗？》一文中，茨威格对本该“冷静的、清醒的和公正的”的历史也“如大多数人一样，站在成功者一面，它也乐于事后夸大那些大人物，那些胜利者，贬低被战胜者，或者对此缄默”的现象表示愤慨。他力图用笔来为那些崇高的失败者高歌，向读者传递自己的价值评判——“我的剧中的主人公是历经苦难的人，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和坚定的目标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22]，以及“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23]。因而，我们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读到的不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的阿蒙森，而是死在归途中的第二名——斯科特；读到的是在淘金热下家破人亡、华盛顿法院大厦前游荡25年的祖特尔。

茨威格在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1919年漫长的历史中，搜寻着那些值得书写的人物，在展现人物精彩瞬间的同时也展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