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娲形象是汉画中保留最多的形象之一，他们是中国古代风俗中祖先崇拜观念的物证。作为中国文化塑造的人文初祖和保护神，伏羲、女娲神话至今仍活在中原人民的生活中。每年阴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在长达月余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中，香火荧荧，信徒济济，热烈非凡。伴随着人头攒动的朝香祭祖礼仪，典雅庄重的祭祖颂赞文告，求子祈福的摸子孙窑、拴娃娃仪式，身着玄衣的“担经挑”宗教舞蹈，使人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自然联想到伏羲、女娲神话当年怎样在民间发挥着“神圣的叙述”的精神文化作用。

首先，从民族文化特点来看，独特经历的华夏农业文明催生了华夏民族以血缘为纽带的文化传统。通过周文化的创造，中国文化形成了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宗法制度。这种类似金字塔形的血缘关系网，建构起中国式的家国关系和国家运作形式，产生了东方式的传统国家观——国家是宗法制度的投影， 其实质是父家长血缘嫡传，利用家族中的大宗小宗的不同区别远近亲疏，建立起血缘伦理线索分明的等级制封建社会。基于这种以血缘为特征的文化传统，自然使祖先崇拜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伏羲、女娲神话正是牢固地植根于这一坚实的文化土壤而百代不衰、永葆青春。伏羲、女娲的名字与华夏民族繁衍、昌盛的历史信仰紧紧相连，具有其他神祇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二者在古今中国人心中地位稳固的文化基因。

其次，华夏民族的生殖崇拜是伏羲、女娲神话长期流传的又一原因。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即进行着“两种生产”。为了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人类必须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远古时代， 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原始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出于对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人的再生产的极度关切，以及对于血缘伦理的依赖，原始人类产生了生殖崇拜。所以说，生殖崇拜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既通俗又神圣。在中国，生殖崇拜从母系氏族社会便已经开始，男根、女阴崇拜在中国考古史上可以找到大量证据。从历史的祖述来看，伏羲、女娲同属三皇。然而，这种生殖崇拜的意义是从何时开始附着于伏羲、女娲二神身上则已不可确考。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材料是《楚辞·天问》：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屈原所见到的祠庙涂绘的神明图像在《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关于汉代壁画的记载中得到证实，更得到各地汉画图像实物的印证。作为对偶神，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神话在生殖方面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古人对这一意义的理解与阐释集中表现在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交尾的图像。山东、河南、四川、甘肃等地都有这样的图像发现。淮阳太昊陵庙会上的“担经挑”舞蹈中仍保留有曲折变化的交尾象征性表演。此间保留的这种古俗的另一形式是“摸子孙窑”和“拴娃娃”“烧旗杆还愿”等。“摸子孙窑”以手触石窑的形式表现，实质是性交繁衍活动的象征性置换。而至今人们到太昊陵去“拴娃娃”求子，则是生殖崇拜原始风俗中接触巫术与模拟巫术表现形式不断置换变形后的遗留。这些由神话演变成的风俗，像一条巨大的纽带，联系着古今。究其原因，生殖繁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课题。而伏羲、女娲的生殖神性是华夏民族这一要求的集中体现。由此，伏羲、女娲神话以及对此二神的偶像崇拜灌注了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承传不息，沿以至今。(www.daowen.com)

其三，伏羲、女娲神话体现着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型，这是它长期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当先民们从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中走出，开始刀耕火种的创业时代，日出劳作，日入归眠的生活节奏，冬季严寒、夏季暑热的强烈对比，以及对于人类男婚女嫁、动物的雌雄繁衍的朦胧认识等等，使先民们萌发出相互对立的一组组概念：阴阳、清浊、雌雄、牝牡。由此渐次发现了世间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升华成为哲学范畴，并进一步拓展成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哲学体系，以之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