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流域的丧葬习俗，许多与各地相同，唯独与丧葬有关的寄死窑习俗， 在国内却极为罕见。近年来，有关在汉水流域各地发现“寄死窑”的消息经《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传媒披露后，产生了热烈反响。

“寄死窑”又叫“待死窑”“自死窑”“借死窑”“老人洞”“老人仓”“参洞”等。这些遗迹在汉水流域中游广泛分布于郧县、郧西县南部汉江两岸， 丹江口市习家店、官山，十堰城区夏家店、白浪，竹溪县龙坝、泉溪，河南丹江流域的淅川，陕西境内的安康等地汉江支流河谷的山崖上。郧县的“寄死窑”大多凿在江边的崖壁上，离水面有高低不等的距离，官山一带有的“寄死窑”就在房院背后的山崖上。

考古工作者发现，各地窑洞构造大体一致，形制略有区别。以郧县为例， 从城关到青曲镇沿汉江两岸山岩上，“寄死窑”相对分布较多。一种形制是窑口上方成拱弧形，入洞后窑体横向开凿，宽高各一米五左右，长约二米，人弯腰进去，可躺下坐起，不能直立，这类窑凿制比较粗糙、分散。一种是方形窑口，窑内空间约二米宽、高，长约三米，窑形呈筒子状，许多窑内石壁上凿有放灯的小台及烟痕，这类窑呈相对集中而零散开凿的排列。还有一种窑比较集中，排列有序，窑底成同一水平线，间隔距离大致相等，窑门外凿有浅显的波浪形、树叶形花纹图案。丹江口市官山镇沿汉水支流官山河的官亭、袁家河、店子河、观音堂等村和十堰城区白浪郑家湾的“寄死窑”，洞口成长方形、正方形或下底稍宽的矩形，洞口约一米见方，窑内呈不规则的长方体，有的是拱形顶，高宽约一米，长约二米，有大窑、小窑两种规格。有的窑内凿有放灯的石台，有的窑口两侧有对称的栓门杠石凹。

关于“寄死窑”，当地民众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认为人老后不中用了，到了六十岁就送进窑中，用土石把洞封死，只留一个小口送三天或七天饭，然后让老人食尽而死。传说这一习俗流传很久，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这个野蛮习俗才被下令废止。^[5]

“寄死窑”的大量存在及有关传说和民间故事，至少告诉人们，送六十岁老人进“寄死窑”确实是一个时期当地的一个古老习俗。对于这种古老的习俗，以中国风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守华教授、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罗福惠教授、湖北文化散文作家李韶六先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李永铭和范小方教授、陕西汉中师院的梁中效先生和十堰市地方文化研究专家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对于我们解读“寄死窑”的千古之秘，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现摘要归纳如下：

1．死亡地说

客观地说，“死亡地说”从价值论角度较为合理地回答了“寄死窑”的功用问题。因为在所有的“寄死窑”中都没有发现尸骨遗迹，因而可以大胆推断，“寄死窑”主要是老人提早结束生命的死亡地，并不是丧葬地。等到老人死亡以后，从洞中移出尸体，再重新举行丧葬仪式。可见，“寄死窑”只是老人提前结束生命的地方，所以人们把这种窑洞称为“自死” “借死” “待死” “寄死”。是家人送去的也罢，是怕拖累家人自愿进去的也罢，老人进洞都无可更改。习俗一旦形成，就以一种超然的力量迫使人们遵循。在实施这种野蛮的运用饥饿手段的“安乐死”的时候，我们仍可以从家人送饭备食、老人顾念儿孙、自己进洞等死的行为中，看到伦理道德的影子。

郧县城关还有一种说法，古时把一些鳏寡孤独、丧失生活能力而又无子女奉养的老人，送进洞中自死，免得他们倒卧街头。这为研究古代的社会和人的临终管理增添了素材。

2．远古遗存说

“远古遗存说”从历时的角度对“寄死窑”产生的年代作了较为可信的推断。“寄死窑”习俗应产生于远古时代，汉水流域中游“寄死窑”分布的地方，均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地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地。在发现“寄死窑” 的地方，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多层叠加。“寄死窑”民间传说中的发生地，在郧县、河南说是“古糜国”，在陕西、竹溪县说是“上庸古国”，在丹江口市说是“东周列国以前”。据《左传》《史记》等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从殷商、西周至春秋时期，汉水流域中游确实存在庸、糜、绞、疆、彭等方国和部族。那么，“寄死窑”习俗最早兴起应该在春秋时期以前。人是风俗文化的本体，人类最早的生存地也是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古老风俗最早形成的区域。^[6]

3．生存法则说

“生存法则说”则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人类生存需要的角度侧重说明了“寄死窑”形成的原因。“寄死窑”是在远古严酷的环境里生物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体现。恶劣的地理自然条件下，当灾害使得作物减产、猎物稀缺、食物总量锐减，不能保证每个个体存活的时候，一些衰老病残的个体就因自然选择而被淘汰，因生存斗争而被排除于供养之外，甚至成为被食吃的对象。恩格斯在考察研究欧洲一些民族发展史时，就曾指出：“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在古代的亚洲，也有日本的“弃老山”、印度的“弃老国”等历史现象存在。据历史记载，江浙一带野蛮部落，有互食俘虏的习俗，汉末，曹操和刘备在大军断粮的情况下，都有吃人肉的行为。以此反观“寄死窑”，这应该是在人类社会发育初始、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合乎逻辑的选择。

4．灾年不得已说(www.daowen.com)

“灾年不得已说”则从社会历史和物质生活的角度对“寄死窑”保留和复活作了大胆的推断。“寄死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过悠久的流传或断续的复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汉水流域中游的地理自然条件没有大的改变， 战乱和灾害绵延不断，当人们的生存因食物的短缺而受到严重威胁，哀鸿遍野，饿殍枕藉的时候，原始的非人道的“寄死窑”习俗又常常在特定地方、特定人户中重新复活。这说明这种野葬的间歇性出现，才留有今天尚有的遗址。

5．野葬遗留物说

“野葬遗留物说”从习俗形态的角度对“寄死窑”的质性作了新的推断。人类的丧葬习俗形形色色，有土葬、火葬、树葬、天葬、水葬、悬葬，甚至还有食葬，部落族群一起，将死者割而食之，还有粪葬将夭折的小孩埋进猪圈，沤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将老人放进“寄死窑”让他们活活冻饿而死，还从未见诸记载，可能就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古印度的弃老国将老人“驱弃于野”的野葬习俗的遗留物。^[7]

【注释】

[1]方培元主编：《楚俗研究》，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2]张晓虹：《清代移民与陕西汉水流域民间风俗的嬗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9月。

[3]黄中骏：《湖北丧歌所含蕴的丧俗形式演变寻踪》，《楚俗研究》，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3年11月。

[4]刘克万：《监利丧歌词初探》，《楚俗研究》，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5]刘守华：《寄死窑”探源》， 《武当后花园南神道探秘》，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年版。

[6]胡义魁：《汉水流域十堰境内考古新发现》，《十堰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4月。

[7]刘守华：《“寄死窑”探源》，《武当后花园南神道探秘》，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