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商代,活动在汉水流域的各部族,通过水上交通与商王朝来往密切, 并一度成为臣服于商的“方国”。直至公元前12世纪时,由于殷商奴隶主的残酷压迫,“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聚集在汉水流域的巴人、庸人及各部族参加了周武王的结盟,乘舟沿汉江东下,会师于牧野。联军讨伐商纣王, 灭商后各部族获功得以赏封。据《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商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可见当时的战船及航运基本完善。又据《史记》记载, 昭王德衰,南征渡汉江,南人以胶船渡,至中流胶船解散,君臣溺死在汉江。乘船虽不可信,可能丧生于激战之中,但可见当时的船只颇具规模,其航运也就不言而喻。
在战国之际,汉中西部为蜀地,东部为巴地,其战船、航运如梭。据《战国策·燕策》记苏代对燕王说:“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汉,乘夏水而下江, 五日而至郑。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至五渚。”又据《史记·张仪列传》在谈到由蜀用兵楚时曾说: “秦西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汉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里,航船载卒。”可见在秦楚争战时,汉水已是一条重要的,为双方所利用、也为双方所争夺的重要交通要道。[5] (www.daowen.com)
汉江所处的地理位置系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因而在运输及征战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西通陇蜀,东达五津,历来为朝廷所关注。汉高祖刘邦定鼎于汉中,更注意汉水的开发和航运,致使战船如梭,航运飞渡,通过汉江调节了京城粮财食物,又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艰难。于是人们试图在此之外开通由汉江逆流而上至汉中,通过子午道越秦岭将物品送至皇都。汉武帝曾试图使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当时谋臣建议,将发源于秦岭南坡的褒水与汉江相通,而北坡的斜水又可通往渭河,皆可行船。倘若将褒斜二水之间百余里山崖凿通,以车转运,不仅汉中的粮物可以转运,山东的财粮也在控制之中。于是汉武帝命张仰任汉中太守,发动数万民众凿修山道五百余里,道路虽近, 但水急石顽,工程艰巨,弊大利微,故而停修。这项工程被后人视为汉水流域早期的南水北调工程。[6]
在汉水流域下游,荆楚地区的水路交通一直很发达。《史记》记先秦各国水利时说: “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 荆楚地区的水路,主要利用长江、汉水。早在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 发使告诸侯,声讨项羽杀害义帝的罪行,宣言要“悉发关中兵,南浮江汉以下”,讨伐项羽。汉武帝在诏书中也说到“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以赈江南之灾。[7] 从两汉商品的流通,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水运的发展情况。例如,许多地方都出漆器,而巴蜀特别是成都是漆器最主要的产地,在江陵凤凰山汉墓中多有发现,漆器上大多有“成市草(造)”的烙印文字,这是来自于成都的产品,枝江西汉早期墓中也发现有“成市草(造)”等烙印字样的漆器。这些产品从巴蜀运到荆州,由水路运输的可能性最大。《史记·货殖列传》从商业交流的角度勾勒了当时天下交通的情形: “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8] 对于地处中国腹地、因深山大谷被迫与外界相隔、显得闭塞而凝滞的汉水流域上游,情况也是如此。也可以认为,汉水流域当时凭借汉水和简便的陆路与天下各地保持着联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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