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组织一般是由当地群众组织起来的，具有地域近、易集中等特点，这些也决定了民兵能及时快速地应对当地的突发事件，能有效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民兵在救火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其突击队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5年，湖北省民兵共投入救火战斗90余次，出动民兵2万余人次，救出群众3 000余人，保护森林约0.007万平方千米，抢救出石油、棉花等物资1 700吨，价值300多万元。民兵为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7年3月9日，钟祥县大同棉花加工厂起火，正在当班的基干民兵张先中，在国家财产即将遭受损失的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扑向火海，用身体来回扑打火苗。在他的带动下，民兵群众奋力扑救，保住了价值280万元的棉花和其他财产。

1981年5月7日下午2时许，神农架林区红坪林场二道沟地区，因社员烧荒种地不慎，引起了一场森林大火。一发现火情，红坪林场就立即动员了300多名民兵投入抢救，林区武警中队和其他林场的200多名民兵、工人也都先后参加了战斗。到5月8日，火势本已经减弱，但到了9日上午，突然刮起大风，山火骤然复发，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滚滚烈火犹如一条奔腾的“巨龙”，以2千米宽的横面，几丈（1丈≈3.33米）高的火头，每小时百余米的速度翻滚不熄。9日零时，湖北省委接到灾情报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灭火救灾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除命令林区全力以赴组织灭火外，同时命令郧阳、宜昌两个军分区各支援一个连，房县、兴山两县人民武装部各动员500名民兵，准备必要的车辆、灭火工具和生活用品，集结待命。郧阳地委、林区政府联合组成的北路灭火前方指挥部，根据火情，决定由离火场较近的木鱼、红坪、酒壶、红花朵4个林场和板仓公社再组织1 000名民兵，于5月9日凌晨6时前赶到灭火现场参加灭火战斗。山区民兵居住分散，离火场近的也有35千米。偏偏天气不好，毛毛细雨下个不停，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崎岖的山路寸步难行。时间紧，任务急，能不能按时赶到，对于千余民兵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火情就是命令，民兵一接到通知，都以最快的速度，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汇集到一起，火速向现场开进。木鱼林场段江坪民兵连正在山上伐木，接到命令时天色已黑，经过简单动员，民兵二话没说，连夜冒雨赶到灭火第一线；酒壶林场人民武装部，半夜11点多接到命令，迅速组织200多民兵，冒着小雨出发，经过5个多小时急行军，翻山越岭，赶了30多千米路，按时到达指定地域。“火龙”翻滚，烈焰飞腾，阵阵热浪迎面扑来。民兵把火场当战场，发扬了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一部分民兵用刀剁锯子锯，在大火的前方开出一条十几米的隔火道；另一部分民兵利用平时训练中学到的爆破技术，用炸药包炸断火头。为了尽快清除火患，民兵有的用树枝扑打，有的用衣服、雨衣覆盖，有的用双脚踏，哪里火苗最旺，他们就争着扑向哪里。虽然手上烧起了泡，身上划满了道道血口，但没有人去理睬一下，有的民兵被烟熏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又冲了上去；头发、眉毛被烧，手被烧伤，坚持不下火线。5月10日下午2时，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战斗，森林大火终于被扑灭，保住了10万余亩原始森林的安全 。^[67]

在河南，如1984年1月14日，郑州市酒精厂发生重大火灾，市区1 500多名民兵同驻郑部队一起参加灭火，共同扑灭了大火。^[68]可见，在历次重大火灾的扑救中，中原民兵都是一支强有力的劲旅。

河南湖北两省也经常面临着旱灾的威胁，民兵在大旱灾面前，充分显示了其抗旱主力军地位。以湖北省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多次发生过特大旱灾。全省民兵在各级人民武装部门的领导下，成建制地开赴抗旱第一线。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至1985年的十几次大旱灾中，湖北省共投入民兵建制连队37 274个，出动民兵1 107万人次，投入抽水机10 298台次，开沟挖渠63 407条，找泉水7 514处，挖水井6 790眼，抗旱救灾面积累计达1 782万亩。1978年的特大旱灾，荆州地区组织8万多民兵投入抗旱，引水5.5亿立方米，灌田118万余亩。鄂城县杜山公社5 000多名民兵在人民武装干部的带领下，5天内在梁子湖修建了一座提水站和2 000多米长的引水渠，灌溉旱田约6.67平方千米。^[69]1981年，襄阳地区遭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从1980年10月以来，冬旱夏旱续伏旱，降雨量不到往年同期的五分之一，有些地区甚至只有十分之一。不少地方渠道断流，堰塘见底，禾苗干枯，连吃水都十分困难。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襄阳地区广大人民武装干部和民兵顽强地坚持抗旱斗争，1981年入夏以来，襄阳军分区和各县人民武装部就分别发出通知，紧急动员民兵投入抗旱斗争。充分发挥了抗旱主力军的作用。1981年8月上旬，襄阳军分区机关和各县人民武装部抽出4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20多个抗旱工作组，深入旱区社队，了解情况，组织民兵抗旱。谷城县人民武装部政委韩明保深入到北河公社20个大队协助地方干部指挥抗旱。当他发现三叉管理区几个大队因用水发生矛盾后，立即召集有关的大队干部开会，就地协商解决，并让公社武装部长带领民兵巡逻护渠，合理放水。(www.daowen.com)

1981年7月下旬，南漳县沐浴公社张湾大队约0.52平方千米夏秋作物遭受了严重威胁，由于两个多月未下雨，水稻田里裂开了道道口子，棉花叶子都开始卷曲，社员、干部都心急如焚。在这个大队蹲点的管理区武装部长王茂明更是不安。当他了解到这个大队靠山边有一条水沟，前些年因工程量大，曾两次准备修排灌站都没修成时，就和党支部一起去查看水源，并做出决定，挑选了30名基干民兵组成突击队抢修排灌站。白天，他跳到齐腰深的水里挖泥，疏通水道；夜晚，他同民兵一起打桩、运土、砸地基；困了，就用凉水把头浇一浇继续工作，硬是七天七夜没下工地，直到水管里排出哗哗的流水。襄阳县高庄管理区，有三个地处岗地的大队用水全靠熊河水库供给。但是，1981年由于雨量少，水稻刚插完，熊河西干渠就开始断流，随即塘堰也现了底，刚插下的秧苗眼看就要干死。在这紧急关头，这三个大队民兵连的干部纷纷向大队支部和管理区党支部请战，要求到10多里外的柳陈岗水库提水抗旱。党总支经过实地勘察，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挑选了69名基本民兵，背上炊具和铺盖，开赴岗上，日夜抽水，终于保住了秧苗。^[70]

中原民兵中的高炮分队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实施人工降雨，有力地支援了地方抗旱。例如，湖北省全省还先后派出48个高炮分队，出动高炮民兵1 020次，实行人工降雨256次，受益面积达约1.188万平方千米。1973年，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文件，批转了省人工降雨办公室关于1974年人工降雨安排的请示报告。而后，武汉、襄樊、黄石、宜昌等市及其所属县相继成立了人工降雨办公室或领导小组，抽调了大批民兵和高炮协助干旱地区实施人工降雨。广大民兵和气象工作技术人员一起，坚持实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原则，采取定点与巡回流动作业相结合的方法，转战广大受旱区域，抓住有利天气条件，积极实施降雨作业，有力支援了农业抗旱斗争。1975年，湖北武昌进入梅雨前的少雨阶段，一直未下过透雨，农作物遭到干旱的严重威胁。江岸车辆厂民兵高炮连进点后，不分昼夜，坚守岗位，严阵以待，捕捉“战机”。到6月25日零时，他们抓住弱冷空气过境的有利时机，炮击影响区，炮响雨落，仅40分钟降雨量即达25至30毫米，使周围4个大队喜获及时雨。首次降雨成功，农民群众喜在心里，笑在眉梢，一位村干部紧握着民兵的手说：“炮还真“神”呢!好雨！好一场及时雨啊！我们丰收在望了”。旱天旱地，酷暑盛夏，在外的民兵生活十分艰难。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不少降雨点上的民兵吃的是咸菜，睡的是地铺，碰到水源奇缺的地方，连用水都很困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的降雨实验一次次获得成功，有的成功率高达95%以上。^[71]1975—1978年，武汉市组织城区21个民兵高炮队840人，分批赴武昌、广济、罗田、麻城、黄陂、应城、孝感等地农村支援抗旱，进行人工降雨50余次，成功率达95%以上，每次降雨量10至40毫米，累计受益面积约0.09万平方千米。^[72]

在河南与湖北的一些山区，经常有一些野兽出没，危害当地农业生产，常常是广种薄收或有种无收。在当时给山区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危害，在湖北一些山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种地不防兽，等于你没种。”可见，在一些山区野兽确实对庄稼危害严重。在湖北，由于当阳、恩施、宜昌等几个地区山地较多，害兽危害更为严重。

为了保卫山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各级人民武装部门的积极组织和发动下，中原民兵开始有控制地开展打猎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3年，湖北省民兵共组成打猎队2万余个，参加民兵11万余次；消灭各种害兽21万余头，各种害鸟1 874万余只，保护庄稼约0.42万平方千米，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1975年3月，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女基干民兵陈传香，从豹子口中抢救乡亲，她勇敢地骑在豹子背上，赤手空拳与凶豹搏斗，终于打死一只7尺多长的金钱豹，救出一名妇女和儿童，保护了在场群众的安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湖北省军区授予她“打豹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奖授她半自动步枪一支。^[73]

湖北兴山三阳公社桐木园大队的民兵排长神枪猎手张永金被人们誉为“庄稼卫士，护粮能手”。他把狩猎护粮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张永金居住的桐木园村海拔l 200多米，东北两侧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周围数十里都是崇山峻岭，且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是野猪繁衍生息的天然场所。这里的野猪成群结队，活动猖獗，经常出没于粮田菜地，有时还跑到社员猪栏里，人们为了防止野猪糟踏庄稼，曾采用了多种办法，如在田间地头搭起棚子，通宵守护，年投工2 000多个劳动日，每年要花费众多劳力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看到这些，张永金决心为民除害。他自备了火药猎枪，养了11条猎狗，每逢夏秋季节便在野猪活动的区域狩猎。为了摸清野猪的活动规律，提高狩猎技能，他专门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牵着猎狗跟踪野猪的脚迹，从中进行观察、研究，根据已经熟知的规律再上山狩猎，就很少扑空，有时能打好几头。1979年9月的一天，8头野猪齐头并进向张永金窜来，他转身一躲，来了个侧身近射，子弹穿过一头小猪的前夹，射中了一头大猪的心脏，来了个“一箭双雕”。1980年6月，他在水月寺大队赵家阴坡赶出两群野猪后，又单刀直入，隐蔽而迅速地接近猪群。野猪借助群威嚎叫如雷，把他团团围住，一头粗壮的大猪口吐白沫猛窜过来，张永金临危不惧，一枪将它打死，其他野猪顷刻惊乱，争相逃命，他在百米以外再射一枪，又有一头滚下山坡；接着他穷追几千米，接连打死11头，创造了日猎野猪13头的最高纪录。从1979—1984年，他共打死野猪642头，当时按一头野猪一生损害粮食3 500千克计算，共保护粮食224.7万千克，他曾被评为湖北省1982年特等劳动模范。^[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