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兵青年之家”出现之前，民兵的学习场所是“政治夜校”。例如，武汉市“1977年以前，郊区、县生产队曾办有‘政治夜校’，民兵以夜校为学习政治、文化的场所。”^[36]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我国城乡经济建设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更为迫切。人们向往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厌倦政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许多民兵上课不到课，到课不听课。再加上没有固定的教室，上课打“游击”，课堂上经常很冷清。为了提高到课率，有的单位不得不用一斤小麦或一元五角钱作为民兵听一课的报酬。但是搞来搞去，月课还是经常落空。面对当时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人民武装部门普遍感到，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人的思想是随着政治形势和物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面前仍墨守成规是不行的，欲要教育人，必先吸引人。只有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引起民兵参加活动的兴趣，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37]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兵青年之家”这个集民兵于娱乐、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学军事、开展学雷锋树新风的重要阵地应运而生，并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1979年，“民兵青年之家”首先在湖北出现，至1981年湖北省共有“民兵青年之家”8 267个，1982年达到24 000多个，1984年在湖北省普及，达到50 000多个。

河南省“民兵青年之家”最早出现于西平县。驻马店军分区在西平县进行民兵政治教育改革试点时，以原有的政治夜校为基础，购置了文体器材，订购了报刊图书，办起了全省第一批“民兵青年之家”，受到农村民兵青年的欢迎，政治教育到课率大幅度提高。河南省军区党委及时发现并充分肯定了这一创造。1982年5月，在驻马店召开全省农村民兵政治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西平县和确山县的一些“民兵青年之家”，要求各地把“民兵青年之家”作为民兵工作的四项基本建设之一，并且提出了“民兵青年之家”的五有标准，即有学习室、有报刊图书、有文体器材、有活动制度、有民兵政治课登记本。各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积极与地方相关部门协作，迅速掀起兴办“民兵青年之家”的高潮。1984年，全省应建“民兵青年之家”46 688个，实建43 244个。“民兵青年之家”的普遍建立，使民兵课堂教育有了固定的场所，促进了民兵政治教育制度的落实。同时，各地积极利用“民兵青年之家”组织民兵学科学、学文化，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8]

在河南，建立“民兵青年之家”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资金问题。资金筹集，一是集体拨款。这多是较富裕单位的办法。例如，沁阳县西向五街，其是全省少有的富村，人均年收入超过3 000元，集体固定资金超过1 500万元，每年工业产值即达825万元。村里一拍板，拿出7 000多元钱和15间房，建了一个配有放映机、收录机、彩色电视机、10多种报刊和1 500多册书籍的“民兵青年之家”。室内名人书画琳琅满目，书橱、沙发、电风扇样样齐全。二是自筹资金。即采取组织民兵包工盖房、种经济田、割芦苇、搞运输、开山采石等办法筹集资金。例如，武陟县二铺营乡，人民武装部和乡团委利用训练间隙，组织民兵青年挖河清淤16 000多立方米，所得款6 000多元全部支援各村建立“民兵青年之家”。三是捐款捐书。例如，沁阳县西紫陵村，由于工副业连续亏本，没钱办“家”，民兵连长就和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带头捐款200多元，并发动民兵青年开展“献一本书、看千本书”活动，也建立起一个“家”。^[39]

在湖北，在建立“民兵青年之家”的资金来源上，也采取了多渠道的方式，如武汉市民兵“其资金来源：一靠民兵连业余时间承包工程的收入。二靠单位资助，也有少数人捐赠。”^[40]“民兵青年之家”的普及和其设施的完善，使“民兵青年之家”对民兵青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其真正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民兵青年的重要阵地。

“青年之家青年爱，爱民连队民兵夸，青年民兵同奋斗，广阔农村开鲜花。”这是描写“民兵青年之家”的一首诗。下面以宜城县朱市公社杨河大队为例来探讨“民兵青年之家”的功能。

第一，“民兵青年之家”是民兵青年的乐园，是他们的娱乐场所。

以杨河大队民兵连为例。踏进大队部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两个男青年的爬杆比赛。只见左边那个青年以矫健的动作，领先爬上了顶端。在单双杠的侧边，有两个女青年正在打羽毛球，当发现我们几个“不速之客”后，便“鸣锣收兵”了。在公社人民武装部长周德荣和民兵连长杨安现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杨河大队的家。在这里，既有室外活动场地，又有室内娱乐设施；既有电视机、图书室，又有娱乐室。电视机左边墙上是“表扬栏”，光荣榜上刊登着40名劳动模范名单。右边墙上是“民兵青年合刊”专栏，图书室内，在一个长近10米的土制木架上，按政治类、文学类、科技类、画册等四个方面，井井有条地摆满了图书、杂志，约有500册。图书管理员告诉我们，其中还有一些图书被民兵青年借去了。娱乐室内，摆着乒乓球台、康乐球、军旗、象棋和扑克等，墙上还挂着胡琴、笛子和演戏用的道具等。从连长那里得知，他们以家为阵地，教唱革命歌曲，排演文艺节目，组织球类比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趣的文体活动、活跃了农村青年的文化生活，陶冶了高尚情操。^[41](www.daowen.com)

第二，“民兵青年之家”是对民兵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培育青年民兵学习文化知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基地。

以杨河大队六排青年民兵王天成、杨安国等四人的前后变化为例：1978年，他们初中毕业后，结成一伙，昼伏夜出，上跑襄樊，下窜南漳，扰乱社会治安，群众说他们是“飞虎队”。一天晚上，这四个“夜猫子”在南漳境内捉黄鳝，闯入学校教室，一人扛走了一个课桌。问题暴露后，民兵连、团支部的领导上门做工作，同他们谈心，请他们参加“民兵青年之家”的活动，组织他们学习有关法律条例，进行法制教育，谈是非，划界限，激励他们弃旧图新，争取做个好青年。在“民兵青年之家”的熏陶下，他们迈出了新的步伐。王天成从“民兵青年之家”中借出一本有关木工和农用家具的书籍资料，自学木工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他成了远近闻名的“青年鲁班”，除外出打家具搞副业外，还担负起生产队的农具修理，义务为群众修农具180多件。杨安国和其他两名青年的思想也转变了，自动成立了“帮工队”，为困难户、五保户排忧解难，为群众做好事，还积极参加巡逻执勤。他们坚持原则，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维护群众利益，群众称赞他们是四化建设的“保卫队”。1982年底，杨安国还加入了共青团，当上了基干民兵。^[42]

第三，“民兵青年之家”是对民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鼓动民兵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做好事活动的基地。

下面以一农户被人帮工为例：老罗家3口人，种了12亩责任田。儿子在队办砂石厂工作，他和老伴都是50多岁的人了，农忙时时间就很紧张。1982年秋收时，女儿女婿从老远赶来，帮忙收割了一亩半成熟的稻谷，又赶回割自己责任田的稻谷。不巧下了一阵雨，老罗望着铺在地里的稻谷干着急，如果收不起来，过两三天就会生芽坏掉了；这时青年民兵谭大礼路过这里，得知此情况后，安慰老罗别着急，转身邀来七八个民兵青年，帮助他抢收。老罗心里嘀咕开了：我家无劳力，怎么还的起工？但火烧眉毛，老罗还是认为把谷抢收了再说。到了中午，这些青年还空着肚子。老罗劝大家吃了饭再干，民兵青年们望着阴沉沉的天，说啥也不停工。老罗只好回家蒸了一锅红苕，送到田边。就这样，大家边啃红苕，边挑打稻谷，赶在大雨之前收打完毕。刚检场，一场大雨来了，几个人的衣服都淋得湿透。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家换衣服，老罗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秋收已过半年多了，老罗也没有给这些民兵青年还过工，但只要他家有啥难题，民兵青年照样伸出友谊之手，给予无私援助，他再也不感到“单门独户”的孤单了。这个大队在“民兵青年之家”里经常对民兵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做好事活动，使民兵青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兵青年组织学雷锋小组11个，义务帮工队8个，为群众和集体做好事900多件，植树9 000多棵，修路5 000多米，帮“四属户”种责任田1 600多个劳动日。干部群众反映：“民兵青年之家”像个“滤毒罐”，净化了被污染的空气，使大家都从心眼里支持办好“民兵青年之家”。^[43]

第四，“民兵青年之家”是民兵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生产技术的重要基地。“要致富，学技术”“家家有了责任田，户户需要技术员”，实行责任制后，民兵青年对学习掌握农业技术的要求十分迫切。

杨河大队“民兵青年之家”顺应这一潮流，在家里开展了学文化科学技术的活动。他们购买科普书籍，订阅科技报刊，举办农技讲座，把学文化科学知识作为“民兵青年之家”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受到了民兵青年的欢迎，得到了社员群众的拥护。到1983年，全大队80%的民兵青年基本上掌握了主要农作物的栽培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治技术。1981年，全大队因对水稻的三代三化螟防治不力，受害严重，影响收成。1982年，广大民兵青年把学到的治虫技术运用于实际，抗御了三代三化螟的危害，获得了丰收，全年粮食总产175 000千克，比1981年增产达25 000千克。在杨河大队的民兵青年中，涌现出不少的“科学迷”。一排基干民兵黄之清，以前存在“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作我咋作”的思想，听技术课不积极。1982年中稻下秧时，虽然别人催芽他也催芽，但由于对贵朝二号新品种特性不了解，违背科学用泼冷水法降温，结果100多斤谷种被浇死。教训使他觉悟，他到“民兵青年之家”里借了本《水稻栽培技术》，找到了技术员补课，再次催芽后获得成功。从此，他迷上了科学，获得水稻亩产550多千克的好收成。又如，三排基干民兵薛有林，科学育棉，在1982年先旱后涝、棉花普遍减产的情况下，皮棉单产仍达到150斤，他光荣地出席了县社劳模代表会。^[44]

“民兵青年之家”的出现，克服了政治夜校学习内容单调乏味的缺陷，吸引了广大民兵青年，扭转了青年人摸牌赌博、寻衅闹事的坏风气，把他们吸引到了学科学、学文化的正路上来。对于“民兵青年之家”，广大干部群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说：“一个村子要改变村风民俗，首先是抓好民兵青年，抓民兵青年关键是办好‘民兵青年之家’。办‘民兵青年之家’一本万利，一个‘家’办好了，千家万户也就跟着好了。”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也说：“在农村，在城市，我们要造就一代新人，这一代新人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民兵青年之家’就是造就一代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45]在管理制度上，“民兵青年之家”也逐渐完善。例如，1984年，武汉军分区政治部推广东西湖新沟农场办“民兵青年之家”的经验，克服了一些“民兵青年之家”物品丢失、秩序混乱等现象。^[46]管理制度逐步完善，使“民兵青年之家”不但成为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而且成为开展文娱活动、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互通经济信息以及生活顾问的基地。如武汉市1984年全市出现民兵专业户、文明户、经济联合体40 028个，参加科技知识培训班达20 660人，民兵业余体育队815个，业余文艺宣传队666个，新闻报道员1 133人。^[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