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富民政策像雨露滋润了广大农村，中原民兵们劳动致富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中原民兵的榜样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带头承包责任田，舍得下功夫，花本钱，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出现了许多高产户、富裕户，成为勤劳致富的好榜样。

我们以河南兰考县为例。这里位于豫东，原来是一个以风大、沙大、盐碱大著称的穷地方，这里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考民兵带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责任田里大显身手，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兵聂尚启兄弟6人承包了3.6公顷的地，办起了家庭农场。1983年产量达31吨，向国家交售16吨，成为全县有名的粮食超万斤（1斤=0.5千克）的冒尖户，过上了“头顶青瓦（房），身穿涤卡，手带罗马（表），脚蹬皮嘎（鞋）”的舒心日子。

第二，中原民兵还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广开致富门路，勤劳致富。

河南省自然资源丰富，致富的有利条件很多。但粉碎“四人帮”前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河南省只准搞粮食生产，把广开致富门路、开展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使群众想富无法富，抱着金碗没饭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兵们从本地实际出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大批民兵“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似雨后春笋般涌现。据当时统计，河南全省从事商品生产的民兵有1 818 600人，以民兵为骨干的“经济联合体”123 000余个。我们将列举一些典型案例。

登封县南街村的民兵吴国运利用当地地处中岳嵩山、邻近中外驰名的少林寺的有利条件，购买了一辆大型旅游客车运送过往旅客，年收入达3万多元。巩县鲁庄乡五顶坡村女基干民兵姚春霞靠种植花卉闯开了致富的大门。她通过到外地参观求教、阅读种植花卉书籍学会了花卉种植与管理技术，从培育小花卉入手，及时地掌握市场信息，打开了花卉的销路。之后，她又大胆地移植南方的名贵花卉，由本地发展到外地，先后在石家庄、天津、太原、兰州、呼和浩特、长治等大中城市建立了育苗基地，并建立了经销点，既为美化环境做出了贡献，又增加了家庭收入，仅1983年就收入12 000元，达到了小康水平。宝丰县大营清凉寺也是民兵们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勤劳致富的典型。这里原是河南西部山区的一个穷山沟，是一个劳动日分值只有一角钱的穷村子。这里山秃地薄，但地下到处是煤炭，以前群众也有开矿的经验，但“左”的政策束缚了人民的手脚，村里虽办起了黑矾厂和风华煤厂，但清规戒律多，两个小厂几经起落，没有了生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束缚。1982年，人民武装部在这里搞致富试点，民兵们经过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要想摆脱贫困落后，必须根据本地优势，开发煤炭资源，发展工副业生产，以工促农，以工养农。该县人民武装部领导和村干部请示了上级有关部门。上级部门回答，国家缺乏能源，一时又没有资金办更多的煤矿，只要不破坏国营煤矿的开采，个人、集体都可以开采，并给村里颁发了采煤许可证。政策允许了，可资金怎么办？村里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动员集资办矿。刚开始部分群众有顾虑，担心煤矿办不好，钱也白搭上了，民兵连就主动把集资任务包下来。民兵连长王宗敏带头拿出200多元钱，在他的带动下，民兵们你一百，我五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筹集了30 000多元资金。他们利用这些资金，采取建一个带几个的办法，在一年之内办起了好多个小煤窑，大的一百多人，小的三五户、十人八人联办，80%是民兵。另外，他们还把不能下窑采煤的民兵和群众组织起来，利用煤炭资源办起了焦化厂、瓷砖厂等7个联合体。^[8]

1983年，河南巩县（现为巩义市）小关乡竹林村民兵连长赵明恩和村里十几位民兵带领部分群众，利用当地山区资源，办起了采石场、小煤矿、耐火材料厂等村办企业。经过民兵、群众的艰苦奋斗，竹林村农工商联合体发展到8个总厂、17个分厂。这些村办企业中共有班、组长以上干部、骨干250人，其中民兵210人；共有购销员60人，其中民兵50人；共有技术员65人，其中民兵52人。1983年以来，民兵在生产中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480多次，义务出工5万多个，全村工农业总产值快速增长，成为河南省的致富典型。

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民5营在村办企业生产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为该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个村的民兵连分别建在村办的食品厂、肉联加工厂、面粉厂、麻纺厂和机耕队，在这些企业中民兵约占90.4%，技术骨干中民兵占60%。他们挑起生产建设的重担，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活力。食品厂民兵连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提出“凭质量求生存，靠优质创效益”的口号，组织民兵先锋排把守生产经营第一线，靠质优价廉赢得信誉。该厂生产的“北京牌”方便面和锅巴畅销全国27个省、市，年盈利达150多万元。麻纺厂购进一种新型布机，开始由于没有掌握技术性能，发挥不出应有效益。该厂民兵组成攻关小组，反复试验摸索，攻克技术难关，最终使麻布产量提高了两倍多。布机组女民兵张鸽刻苦钻研技术，创造出21.85万米麻布无次品的记录，被群众誉为“织布状元”。^[9]

第三，在勤劳致富的道路上，一些民兵敢于率先打破旧的思想束缚，及时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富民政策，敢闯新路，自己致富后，通过榜样的作用带动全村富，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乡下袁村人均只有9分地，依靠四级抽水机站供给水源，产量低、收入少，是个欠债多、光棍多的穷地方，1981年以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29岁的民兵袁胜利开拓门路，自家富裕后，又带领全村发展缝纫专业，使山下袁村一跃成为闻名遐迩的缝纫村。全村115户拥有缝纫机150台，人均收入由原来的76元猛增到930元，成为一兵带动全村富的典型。袁胜利家有19口人，1980年还欠债600元。1981年，袁胜利对市场作了深入调查，并说服了全家，特别是做通了以前曾因搞缝纫挨过批的老父亲的思想工作，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购回12台缝纫机，买回了原料，发挥家中11口人精通裁缝手艺的专长制作手套和工作服。由于价格合理且质量好、讲信用，产品行销湖北省内外16个厂矿企业，仅两年，产值高达576 000元，纯收入121 000元。袁胜利想，自家富了不能忘了国家，要帮助农民都富起来，祖国才能强盛。他主动垫钱并负责买回15台缝纫机，组织16名民兵加工手套和工作服，人均月收入80余元。在民兵排的带动下，村里有些人也开始大胆开辟门路勤劳致富。但是，也有些人有顾虑，他们说：“我们宁可穷点图个清闲，免得富了又割尾巴活受罪。”袁胜利和民兵们商量后，将电台播放的有关文章用收录机录下来，送到群众家里反复播放；还把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农民发家致富的新闻报道耐心地念给村民听；党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他和全排民兵立即登门逐条逐句地向全村宣传，从而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连疑虑最大的农民袁达理也买回了一台缝纫机。为尽快解决全村农民的技术、资金和产销的困难，袁胜利免费带徒弟传技术，为全村办了两期以民兵为骨干的缝纫机技术培训班。参加学习的23人结业后又分别将技术传授给家家户户。好心的人对他说：“你这不是叫人家扛走你的摇钱树吗？”袁胜利真诚地说：“党引我走上了致富路，我不能只顾自己。”对困难户，他重点扶持，1982到1983两年多来共借出无息现金13 000多元，还帮助村民解决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他又投资6 000元修建了一条简易公路进村，方便了原料和成品的运输。(www.daowen.com)

在河南，安阳县辛店乡大花村民兵连副连长郑成安是帮助群众共同致富的热心人。在担任民兵副连长并学习了党中央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后，他心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民兵干部，应该为乡亲们勤劳致富做个好样子，摸条好路子。为此他看报纸、翻杂志、逛市场、串集镇，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发现市场上儿童内衣紧缺，但原料充足，加工技术不复杂，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致富门路。郑成安为了闯新路，不怕担风险，在党支部的支持下，自愿带头和3名民兵承包开办了内衣厂。他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买了缝纫机、锁边机，从工厂采购了一批边角料，内衣加工厂正式开业了，不到一年，收入达6 000多元。找到了致富门路后，他主动给群众亮家底，交办法，提供资金，带动全村大搞内衣加工。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全村内衣加工“专业户”由3户发展到130户。1983年，仅内衣加工这一项，全村收入3 000元以上的有20户，2 000元以上的有30户，其余都在1 000元以上，成为当地勤劳致富的模范村。村里的一些老年人说：“过去，一个财主发家，全村破家，现在，一个民兵富了，全村家家沾光。”

第四，一些民兵带头或以民兵为骨干兴办乡村企业及各种经济联合体，走农工商联合发展的道路，这对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例如，河南巩县回郭镇刘村民兵连基干民兵赵宝玉、赵根学、赵魁元等十几个人最先在全县办起了第一家电线厂。1982年该村办起13个经济联合体，民兵带头办的有9个；1983年发展了19个，民兵带头办的有15个。1984年全村共有专业户、重点户38个，经济联合体46个，村办企业4个，有331名民兵或加入经济联合体，或成为专业户、重点户，占民兵总数的98%。一些过去不显眼的民兵排干部和民兵如今都当上了经济联合体的领导和专业户、重点户的骨干。有150名民兵干部和民兵担任了联合体、村办企业中的厂长、副厂长和会计等职务。这些民兵在生产中抓规章制度，抓产品质量，抓经营作风，抓成本核算，抓商品流通，使“两户一体”越办越好。基干民兵赵万福领导的电线厂发现发往山西晋城县五金交化公司的一批电线每百米单位重量不够，就主动提出让对方退货，对方说能使用，他们又提出了可以降价付款，表现了对用户的高度负责精神。1984年2月，退伍军人、民兵排长刘存良组织7户比较困难的群众把过去因管理混乱被迫倒闭两年的电线厂承包了下来，使这个厂起死回生，重新投产。发展商品生产，搞好流通至关重要。刘村党支部、民兵连还注意把民兵充实到“两户一体”的供销队伍中去。在“两户一体”现有的160多个业务推销员中，民兵有120多名。他们东奔西跑，不辞劳苦，把原料购回来，把产品销出去，使流通渠道不断理顺、伸长、加宽、畅通，有的推销员一年就能推销100 000元的产品。

第五，在中原民兵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过程中，人民武装部门和“民兵青年之家”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利用“民兵青年之家”学习科学知识及各种专业技术知识为民兵们科学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带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科学致富。

例如，在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河南省各级人民武装部门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热情地宣扬中央文件，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商品生产；利用“民兵青年之家”组织民兵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提高从事商品生产的技能；牵线搭桥，帮助解决资金、原材料不足、信息不灵、产销渠道不通等实际困难^[10]。河南巩县人民武装部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积极动员和组织民兵带头发展商品生产，率兵致富，带民致富，为巩县提前实现经济翻番作出了贡献。截至1984年11月，有民兵参加的联合体、专业户26 494个，占全县总数的84%。其中，民兵专业户23 956户，占全县总数的83.6%；民兵带头办起的联合体2 538个，占全县总数的95.2%；民兵从业人数为38 980人，占全县从业总人数的54.7%。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万元户”2 155个，其中民兵“万元户”1 150个，占53.6%；全县13个“五万元户”中就有7个民兵家庭。^[1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武装部门在“率兵致富，带民致富”中的重要性。

在湖北新洲，“由于各级人民武装部门的努力，新洲县已涌现民兵专业户7 075个，经济联合体2 449个，占全县专业户、经济联合体的三分之一”。这些民兵专业户、联合体对群众不愿承包的项目，主动承包；群众不敢承包的项目，大胆承包；群众不能承包的项目，联合承包。落实党的政策带了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带了头；科学致富带了头；扶贫帮困带了头。民兵专业户王大德先后两次无偿向困难户资助谷种近1吨。孔埠区有35个民兵经济联合体，每个联合体都吸收一至两个困难户，一共带起了42个困难户。徐古区潘塘乡罗堰大队民兵连长姜光志学会了养鱼技术，主动向群众传授推广，带出了全区第一个养鱼村。^[12]

因此，中原民兵在发展商品生产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有武装部及基层党支部的支持带动，有“民兵青年之家”这个很好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了解信息的阵地。民兵多数有文化，思想解放，接受新事物快，好学上进，喜欢探索，勇于创新，历来是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参加者。再加上自身良好的个人素质，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原民兵能成为发展商品生产中的主力军。据资料统计，在湖北省，1984年，民兵中的万元户占全省万元户总数的60%。^[13]在河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先后涌现出了10 100个民兵万元户，成为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可见，民兵是勤劳致富的先锋，起到了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14]

第六，许多民兵富起来后，饮水思源，不忘回馈国家、集体和群众，自觉纳税，积极认购国库券，主动捐款兴办集体公益事业，助人为乐，扶危济贫，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平顶山市舞钢区八台乡沟李村基干民兵马福群科学种田，粮食产量超过万斤（1斤=0.5千克），收入超万元，是个有名的富裕户。1983年，他认购国库券1 000元，交售商品粮5吨。1984年麦收后，一季售麦子10吨，还经常帮助同村缺劳力、少牲口的困难户耕犁耙地，收割打场。1982年以来，他帮助困难户30多户，义务耕地4公顷，收割13多公顷，打场100多场，被平顶山市评为“两个文明”的标兵。巩县回郭镇基干民兵郭新鹏富裕后，每逢春节都为敬老院买衣物、床单、放电影，给本镇学校捐款600元，还为全镇安装自来水管，被群众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