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是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但是在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阻力，这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生产、管理、分配等方面存在着左的框框。推行改革就要打破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习惯，如许多人区分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东西，顾虑重重，担心政策变化，害怕再次受到批判，不敢冒尖致富。中原民兵能够在武装部门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率先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起到了重大的模范带头作用，极大地便利了党的经济体制在农村的顺利推行。

民兵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但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在开始阶段，一些民兵思想上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在河南汲县（已于1988年10月改为卫辉市）柳庄大队，这个大队的一些民兵认为，有的政策过去已批臭了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又实行开了。他们最主要对两件事反应比较强烈，第一件是实行“五定一奖”，有的人就是不同意，说这样搞下去非出现两极分化不可，到秋后就会出现穷的穷，富的富，哭的哭，笑的笑；第二件就是一名民兵养了一头牛，有的人在背后嘀咕：“走了二十多年集体化道路 ，牲口早入了社，现在又允许私人养牛了，这不是倒退是啥！？”看来一些民兵对党的政策在开始阶段也是不了解的，对如何发展商品经济也存在疑惑。然而民兵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们有武装部和基层党支部的领导，这是他们思想上能够很快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基层的党支部和民兵营发现这种情况后，组织立即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次讨论会。通过讨论，民兵们发现，过去柳庄大队一直是全县有名的冒尖大队，然而现在每次运动都依据“经验”，结果把党的政策批得一塌糊涂，许多人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至于现在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时就有人担心“右了”“偏了”，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源。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本队生产大幅度提高，而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生产大幅度下降的事实使民兵们认识到：“政策对了头，群众尝到甜头，有干头，有奔头；政策不对头，群众吃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我们的命根子，是走向富裕道路的金桥啊。”同时具体分析了本大队实行“五定一奖”措施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原因是所有制没有改变。对女民兵养牛搞家庭副业是不是“资本主义”、是不是走“回头路”也有了新的认识。女民兵李金枝养牛没有耽误集体生产，没有影响工作，只是收工回家捎点草和让小孩放学后割草。她家以辛勤的劳动把小牛养大后卖给国家，对个人、集体和国家都有利，完全符合党的政策。

虽然民兵们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能够利用组织的优势，率先解决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中原民兵能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带头作用的前提条件。

在中央关于发展商品生产的指示下达后，中原民兵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在发展商品生产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改革中的先锋队。(www.daowen.com)

我们以河南省巩县为例。1982年，巩县人民武装部在基层调查时发现，一些商品生产发展较快的村，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里的民兵都很好地发挥了骨干作用。许多生动的事例使他们认识到，在发展商品生产、振兴乡村经济的过程中，民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骨干力量。为此，他们帮助各乡镇武装部制定了组织民兵发展商品生产的规划，先后在3镇3乡抓了12个试点，培养出了19个不同类型的致富典型，并进一步推广到了全县。1983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8亿多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还多。截至1984年，这个县约84%的经济联合体和专业户都是由民兵带头兴办起来的，全县从事商品生产的民兵达3.8万多人，占从业人数的54%，带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1984年1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省军区联合在巩县召开了现场会，推广巩县组织民兵带头发展商品生产的经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侯润陶、副政委任荣、顾问王新参加了大会。省长何竹康、省军区司令员战景武、政委姚侠在会上作了讲话。会后，河南省人民政府、省军区作出了《关于学习推广巩县组织民兵带头发展商品生产经验的决定》，从而在全省掀起了民兵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勤劳致富的热潮， 在致富活动中，广大民兵从本地实际出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集资办厂，开店，搞运输；有的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还有的学手艺、搞维修、从事建筑业。截至1987年，全省从事商品生产的民兵有500多万人，涌现出一大批民兵“专业户”“重点户”和各类经济联合体。光山县南向店乡晏洼村女基干民兵阮正，1980年办起了家庭养殖科研所，先后实验成功了康贝尔鸭、土元、西德纯种兔、天麻等8项养殖项目，收获很大。她靠科学致富以后，主动联系了70多户民兵，作为种植天麻的示范户登门传技，多方扶持，并使天麻种植发展到全村的家家户户。村里一位名为黄绪珍的农民家里十分贫困，阮正主动给他当技术顾问，把自己的孵化设备送给他，教会他饲养西德纯种兔，使黄绪珍年收入2 000多元，走上了致富路。她还为全县义务举办培训班17期，培养了1 400余名致富骨干。1983—1986年，她免费向群众赠送天麻种、技术资料折款约1.2万元；为本县新建的丙纶厂投资1万元；支援本村贫困户约1万元；赠给本村和外单位电视机两部。她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1986年9月，阮正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嵩县何村乡何村基干民兵周惠民从1982年开始从事运输业务，很快勤劳致富，先后买了3辆汽车，成了远近闻名的运输专业户。1984年，周惠民为了报答党的富民政策，带动更多的乡亲富起来，不顾亲属的劝阻，利用几年来积攒的家底办了一个机砖厂，把本村40多名基干民兵全部吸收到砖厂工作。砖厂开办仅两年，全村民兵家庭全部脱了贫。沁阳县紫陵乡郭庄村民兵郭生亮、郭生德办起电器厂和针织厂后，优先安排村里的贫困户、残疾人进厂做工，1986年，他俩又资助本村26户贫困群众、军烈属每户200元钱，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困难。新蔡县韩集乡小李庄村民兵在县、乡两级武装部的指导帮助下自1985年开始积极发展村办企业，逐步建起了瓜子厂、轧油厂、植物蛋白肉厂、塑料厂、砖瓦厂等经济联合体29个。1986年，村办企业总产值达到近200万元，纯利润12万多元，人均收入达到380元。^[5]

可见，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民兵们往往能够率先致富，并能够带领群众致富，进而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带头作用。

据资料统计，到1984年，河南省全省民兵专业户发展到810 000多个，以民兵为骨干的经济联合体125 000多个，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6]在湖北省，广大民兵带头勤劳致富，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带头大搞技术革新和科学种田，民兵专业户已达200 000户，重点户达131 000余户，以民兵为主体的科研队（组）9 000多个，达100 000多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