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原民兵研究:转型中的中原民兵(1973-1985)

中原民兵研究:转型中的中原民兵(1973-1985)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原民兵训练粉碎“四人帮”后,民兵的工作重心逐步向经济建设领域转移。但这毕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同时一些形式主义的检查工作也影响了民兵的工作与训练,民兵工作亟待改革。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中原民兵的军事训练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我们以宜昌市服装厂出口一车间党支部民兵连为例。

中原民兵研究:转型中的中原民兵(1973-1985)

(一)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原民兵训练

粉碎“四人帮”后,民兵的工作重心逐步向经济建设领域转移。为了不使民兵的训练与经济建设冲突,各个民兵的基层单位开展了灵活多样的训练方式,充分体现了劳武结合的特点,各个单位根据自身生产的特点,见缝插针地展开训练。

农业生产领域,蕲春县刘河公社民兵连为了搞好劳武结合、做到劳武两不误,采取了连包作业面、排分片、班分段的训练方法;统一分配劳动任务时也安排上军事课目,逢五的早晨练刺杀,逢十的中午练战术,三六九晚上学兵器和在开会集合时学队列、练步伐,结合布置检查施工任务练习指挥能力。此外该社民兵还见缝插针,开展瞄三枪、投三弹活动。在劳动和练武中,开展赛学习、赛思想、赛作风、赛功效、赛比武、赛质量活动,定期检查评比,极大地激发了民兵们劳动练武的热情。[19]

公路维修单位,如河南郸城县公路段民兵工兵连,想到战时敌机会对路面进行轰炸,就抓好抢修公路的训练。1977—1978年,他们结合洪水、冰冻给路面造成的损害,多次进行了模拟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抢修公路的演练。当“敌机”在公路上投掷炸弹使路面遭到破坏时,他们就迅速到达出事地点,一边组织力量防空,一边投入填弹坑的紧张战斗。经过多次演练,该连民兵基本上掌握了正弹坑、偏弹坑、双弹坑、密集弹坑等多种弹坑的填塞方法,刚开始填塞一个直径为2.5米、深1.5米的弹坑需30分钟,经过训练后只需要20分钟即可完成。同时,这个公路段的民兵还分析了敌人破坏公路的重点,抓好架设木便桥的训练:“我们还针对我段分管40多座桥涵的实际情况,狠抓了民兵架设木便桥的训练。1977—1978年,我们组织民兵在各种条件下经过不断实践,摸索总结架设木桥的规律,初步学会了有桥墩、无桥墩、有栏、无栏四种木桥的架设方法”。[20]

工业领域为了更好地落实“劳武结合”的方针也开展了具有其自身工作特点的练兵运动,如河南省新密矿务局水泥支架厂民兵营,他们结合自身生产特点开展了军事训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解决生产与训练争时间、争人力的矛盾,他们认真地分析了本厂的生产特点,制定出结合本厂实际的训练计划。一是利用重大节日、民兵活动日和厂内停产大修的时间组织训练,培训民兵骨干,为业余训练解决教员不足的问题;二是结合各车间的生产特点组织民兵训练。1978年冬,正当该厂提出大战四季度,实现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目标的关键时刻,武装部下达了进行第二次实弹射击的任务。该厂各连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开展了小型的练兵活动。水泥车间民兵连根据本车间生产不能断线的实际情况,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组织民兵见缝插针找时间,利用班前、班后和中午休息时间开展“三五枪”训练,突击大干抢时间;有的工种伸缩性较大,就先突击生产,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挤时间训练。[21]他们紧密联系本厂的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练兵活动。预制水泥支架的民兵就造水泥雷,并负责全厂的装备制作;安装和维护的民兵就练瞄准、登高;采石车间的民兵开采时需要打眼放炮,他们就组织民兵讲爆破知识,逐步摸索出一线连放多炮的方法。[22]

这一时期的训练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上蔡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卢春海认为,1978年,县里为了落实民兵“三落实”的工作,上级先后组织四次(小的检查不记在内)检查验收。为了迎接检查,大队民兵营每次都得忙一阵子,组织民兵练军事、学政治,每检查一次得花去10天以上的时间,增加了生产队的负担。四次检查,每个民兵就需要付出40多个劳动日,既增加了生产队的负担又,影响了生产。检查尤其强调民兵要会笔答、口答、背诵等,给训练和生产带来了较大的副作用。有的大队为了应付这种检查,立了“土政策”,会背的奖励工分,不会背的则没有。这种检查给民兵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按照中央军委政治部规定“三落实”检查需要15至20天时间,加上应付上边检查再多出40多天,加在一起就是60多天。采取搞突击、“大呼隆”的办法,检查组来了哄哄嚷嚷,好不热闹;检查组走后冷冷清清,万事大吉。[23]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民兵工作是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问题的。

粉碎“四人帮”后,民兵的工作重心逐步向经济建设转移,这也使得庞大的民兵组织在频繁训练与参加经济建设之间产生了冲突。因此,很多单位采取了因地制宜、小型分散、见缝插针的训练方法,这也是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改变的。但这毕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同时一些形式主义的检查工作也影响了民兵的工作与训练,民兵工作亟待改革。

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中原民兵的军事训练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我们以宜昌市服装厂出口一车间党支部民兵连为例。出口一车间的生产特点是“一条龙”式的流水线,武装基干民兵抽不出正式时间搞训练。他们科学安排,利用班前班后的时间进行训练。训练中他们以英雄为榜样,苦练杀敌本领,努力做到一枪消灭一个敌人。民兵蔡发义在夜间训练时认真学习,并经常请人给他做检查,终于掌握了要领,实弹射击六发五中。1979年5月7日雨后,地面很湿,民兵们说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打胜仗,自己这点困难算什么!大家趴在地下,衣服浸湿了,但都没有怨言,一直坚持进行夜间射击训练。一天,女民兵蔡红珍患重感冒,高烧到39度,医生开了两天病休假,她只吃了点退烧药,又照常上班,下午照常训练。[24]

在一些民兵训练中,利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宣传经验对民兵进行宣传鼓舞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边防部队和广大民兵、支前民工英勇顽强,艰苦奋战,现场政治鼓舞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孝感县人民武装部运用这些经验,在训练场地广泛开展了“学英雄,见行动;谁好汉,比比看”的活动,使训练热情节节高涨。每上一节课,都要进行一次提问,搞好课堂“点将台”,促进学员比看学;每一次野外操炮,都要进行一次操作动作的比赛,表彰先进,促进落后。[25]

中原民兵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对越自卫反击战对民兵个人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成为他们克服困难的重要精神力量。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级战斗英雄吴志平率领民兵炮兵观察组深入敌后、多次荣立战功的英雄事迹在报纸上刊登以后,英雄吴志平的妹妹、24岁的民兵副排长吴友珍,在哥哥英雄事迹的鼓舞下,组织全排民兵从实战出发,利用早晚业余时间刻苦练习军事技术。全排有不少新民兵基础差,要搞好这次训练,困难还是很多的。吴友珍想:自己是一排之长,一定要以哥哥为榜样,带领全排民兵搞好训练,使人人都能掌握杀敌本领。在训练中,吴友珍以身作则,刻苦训练,腰练痛了、臂练酸了,不叫一声苦,不说一句累。哥哥吴志平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使妹妹吴友珍浑身充满了力量,带领民兵摸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民兵吴元斌在训练中,思想上产生了松劲麻痹思想,训练的劲头不大,吴友珍耐心做思想工作,用哥哥的英雄事迹启发教育吴元斌,使他增强了敌情观念,鼓起练兵的劲头,高高兴兴地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26]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原民兵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他们积极训练,表现了他们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这也体现了民兵始终是维护我国国防安全的强大后备军这一重要特色。

(二)中原民兵组织的初步调整及面临的问题(www.daowen.com)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发展国民经济、改变落后面貌,成为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民兵训练与生产发生了新的矛盾。由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出现,原有的民兵组织已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新时期的训练要求,民兵作为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必须与经济体制的变化相适应。因此,民兵组织也开始出现了初步调整。

首先,表现在农村的分队上。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些生产大队原来是由几个小队合起来的,现在要分队,这就给民兵组织建设和民兵武器管理带来了新的情况,民兵组织一定要随着生产组织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以某民兵营为例,他们的措施是你分我也分。如果生产大队一分为二,民兵连队也一分为二,在划分大队、生产队的同时,建立连、排、班的组织;结合配备大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配齐配好民兵连、排、班干部。根据实际情况,民兵武器装备给其中的一个连队,另一个连队的装备由县重新安排。[27]

其次,除了由分队造成的问题外,基干民兵过于集中也影响到了民兵的生产训练,民兵组织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们以济源县人民武装部对民兵武装基干团的调整为例,枝城公社原把一个基干连的武装全部分配在西枝城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近20人。调整后,武装部把这个连的武器分配到人口较多的5个大队,平均每个基干小队的民兵只有四五人,编组适应生产。这次调整,武装部明确规定,建排的大队在2至4个生产队编班,建班的大队在3至5个生产队编班,一枪三手必须编在一个班,并且不跨生产队。克井公社武装基干营按照这一规定,在二十几个大队建排,三十个大队建班,覆盖了293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多则3枝枪,少则1支枪,这样既便于生产,也便于训练。在配备民兵干部上,武装部认为,大干四化的新形势要求各级民兵干部必需具备劳武两套本领,他们特别注意把那些既懂训练、又懂生产的优秀民兵,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中王大队武装基干民兵连有连排干部11人,其中有8人懂生产,连长是生产上的多面手,指导员和副连长都担任过生产队长,他们带领民兵战斗在水利机械、科研等各条战线上。[28]

在一些特殊的民兵单位,如学校,为了适应新的教学训练形势,民兵组织也进行了调整,而且很有特色。其中襄阳地区师范学校民兵营把民兵组织同教学组织统一起来,针对学校的特点,把每一个教学班编为一个民兵排,把每个教学小组编为一个民兵班,把每个专业作为一个民兵连,并分别选拔出思想好、军事素质好、热爱民兵工作的党团员和三好学生担任民兵干部,这样便于领导,便于教学,便于民兵活动,便于执行任务。学校把民兵军事训练纳入统一教学计划,平时结合体育课教学开展队列、投弹、翻越障碍物、刺杀等军事训练,每周抽出一定的课外活动和早操时间进行瞄准、射击、战术等军事训练。利用节假日训练民兵骨干,在训练安排上采取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分期分批地进行训练。[29]

民兵组织的初步调整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逐步调整的,调整后的民兵组织更有利于民兵训练和参加经济建设。

民兵组织初步调整后,中原民兵的训练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是基干民兵的集中训练,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基干民兵的集中训练对生产以及对民兵个人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以驻马店军分区司令员张国发带领工作组到各社队的调查结果为例。关于生产队的负担有多重的问题,张司令员同遂平常庄公社党委领导和民兵营干部进行了座谈。公社党委书记李永学谈了他的看法:当前,武器分布比较合理,一般都是1个生产队配有1件武器、3名武装基干民兵,每人训练20天,每天补助2斤粮食,共计也不过120斤,这点负担放在一个生产队是微不足道的。关于民兵训练对生产的影响有多大的问题,张司令员在汝南红光公社进行了调查:这个公社共有47 000人,23 600个劳力;武装基干民兵只有240人,占总人口的0.5%,占总劳力的1%;就武器分布来说,全社253个生产队只有80件武器,分布在79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31.2%;有武器的生产队,3名持枪手每人训练20天,总共也只耽误了60个劳动日,这对整个生产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关于训练究竟侵占民兵多少利益的问题,西平县全寨公社郑楼大队党支部书记关全收和一些基干民兵说:一个武装基干民兵每年训练20天,只占全年的5%左右,不论是搞作业组或者是其他形式,对个人的影响都不大;同时,训练时间一般都安排在冬季,农活较闲;3名持枪手又是分期训练,一个参训,其他两人可以互相帮助,训练每天记工分,民兵个人并不吃多少亏。[30]

虽然基干民兵训练对生产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民兵训练的过程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应如何调动参训民兵的积极性的问题。淮阳县委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对参训民兵实行帮工,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1980年10月,淮阳县武装部打算在秋收结束后,办一期民兵骨干培训班,为全县武装基干民兵“冬训”培养教学队伍。对此,民兵们普遍的反应是关心训练期间民兵的责任田怎么管、误了农时怎么办。淮阳县对参训民兵采取了误工补贴的办法,大体分四种。①让实行专业承包的社队专业组把参训民兵的生产任务担起来,实行专业帮工。②在实行联产到劳、小段包工的社队,由大队统一组织队办工厂、大队农机组人员对参训民兵管理的责任田实行集体帮工。③在实行大包干、口粮田、包产到户的社队,参训民兵家庭可以优先无偿使用集体的生产工具、牲口、农业机械等,大队委托民兵营、团支部组织青年结成帮工小组,实行专人帮工。④对个别单身汉、困难户、家有特殊情况的参训民兵,大队、生产队不仅组织人员帮做农活,还针对具体情况帮做家务、料理病人、喂养牲畜等。[31]由于解决了后顾之忧,民兵们参训的积极性被极大调动了起来。

在工厂领域又是怎样呢?我们以湖北铝厂为例。湖北铝厂自1978年以来,每逢民兵训练期间,就抽出厂里的干部到民兵生产岗位上顶班。湖北铝厂是以炼铝为主、铝材加工为辅的多样化生产经营企业,整个工序实行流水作业。由于民兵在生产岗位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抽人训练就会抽一个停一处,影响到全厂的生产;然而不这样民兵训练就得落空。为了解决民兵训练与生产的矛盾,该厂党委根据本厂的实际,决定在民兵训练期间,从各科室、车间抽出干部顶班。1980年5月,30名第一持枪手要参加训练,厂长谷强安带头,从工会、团委组织、宣传、劳资和车间抽出30名懂技术的干部,在民兵生产岗位上顶班,使全厂生产程序没打一个“顿”[32],这样的调整是适合一些工厂生产特点的。

对参加训练的民兵进行补贴也是提高民兵训练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五星公社新光大队在实行联产责任制后,由于没注意给参加军训等集体活动的民兵以合理的报酬,影响了民兵参加训练和政治教育的积极性;对于民兵参加军训等集体活动,作业组的社员有意见,民兵家庭也不支持。“经群众讨论,他们采取了误工补贴、误工记工的训练方法,集体经济富裕、条件好的生产队,民兵参加训练等集体活动等实行误工补贴;集体经济薄弱、条件差的生产队,则采取误工记工的方法,保证民兵不减少收入。这些开支均从生产队积累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中开支。1980年3月份,第三生产队民兵排长吴建国和民兵胡礼德、徐红敏参加公社组织的武装基干民兵训练,训练期间,队里给与他们每人每天误工补贴,作业组还照常记工分,使他们安心参加训练,在射击、战术、投弹、爆破四项课目中均取得了优秀的成绩”。[33]

民兵组织的初步调整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渐进的。经济制度的变革也必然带来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民兵组织作为群众性的军事组织,同时它也是庞大的劳动组织,民兵组织必须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体制。而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对民兵组织的全面调整也就成为必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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