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中苏边界一直制造磨擦^[1]，面对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在社论《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的观点。”^[2]毛泽东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等口号。^[3]毛泽东反复强调，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根据毛泽东、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和武汉军区的指示，中原民兵恢复了在1966—1976年一度停顿了的民兵军事训练。1973年，根据总参谋部《1973—1975年民兵军事训练纲要》和武汉军区关于民兵军事训练的指示精神，他们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训练。以河南为例，1973年10月9日，河南下发了《河南省军区贯彻执行总参谋部〈1973—1975年民兵军事训练纲要〉的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对训练的指导思想、训练重点和任务、训练的领导等问题提出了要求。《规划》明确规定，训练的重点是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民兵排以上干部、武装基干连和高炮、高机、地炮分队的技术、战术基础训练，以及打坦克班、组训练。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训练，每年由军分区教导队轮训一次，每次一个月，军政训练时间比例为8：2；民兵营（连）长由县（市）人民武装部负责，每年集训10～15天；民兵正副排长和营连副职干部由公社负责，每年集训10天左右；武装基干连的训练，由公社组织实施，每年利用农闲季节和生产间隙，以连排为单位，采取小集中或集中授课。民兵高炮、高机、地炮分队应搞好技术训练，每年训练时间可不少于20天，三年内进行两次实弹射击。《规划》还规定了民兵打坦克训练、“三防”训练、反空降训练、地雷爆破训练。打坦克训练，要求豫东、豫北地区每个武装基干连要培训一、二个确能执行战斗任务的打坦克班（组），作为民兵开展打坦克训练的骨干。《规划》要求民兵训练应坚持劳武结合，采取小型、就地、分散的方法，开展经常性的练武活动。^[4]针对这种情况，中原民兵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大练兵运动，如打坦克训练、高炮训练、射击训练以及为战备储粮运动。

在这一时期，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是中国的假想敌，训练也主要是针对苏联进行的。

在打坦克的训练中，中原民兵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武汉某部炮营积极帮助民兵，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积极帮助民兵开展打坦克训练”。

在训练的过程中，确实遇到许多困难，如民兵的思想情绪、训练器材、训练的教员^[5]等。在训练初期，一些民兵是存在着一些畏难情绪的：在训练之前，有的民兵对打坦克缺乏信心，说咱们民兵这两下子，对付那么大块“铁疙瘩”“恐怕不行”。在这个民兵营的党委做了民兵的思想工作以后，部队对民兵的训练技能进行了指导，“除了让民兵一般了解和掌握火炮、火箭筒等反坦克武器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要领外，还着重帮助民兵学习利用手中武器和简便器材打坦克的本领”。经过指导后，民兵的信心大增，女民兵崔荣就表示，敌人的坦克看起来了不起，其实也是纸老虎，只要我们敢打善打，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就一定能战胜它。“他们（部队指导人员）边讲边示范，民兵们边练边体会。大家说：这样训练，结合实际，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学会了打坦克的真本领”。^[6]

在克服民兵打坦克存在的畏难思想情绪后，训练教员和训练器材不足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原民兵采取各种方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解决教员不足的问题，如留庄民兵营，他们除邀请解放军和专职武装干部当教员外，还从复员退伍军人和有经验的老民兵中选拔了一些教员，以及从9个生产队抽出40多名基干民兵，进行短期培训，作为分散开展打坦克的训练骨干。例如，老民兵爆破英雄范瑞礼就被邀请担任爆破教员，他根据留庄民兵的传统打法，传授如何用土地雷、石雷炸毁坦克，讲起来通俗易懂，做起来得心应手，效果很好。采用这种相互结合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民兵的教员短缺问题。^[7]

训练器材不足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训练中，民兵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利用土堆砌成坦克模型，练习打静止坦克；把履带式拖拉机稍加改制，当作坦克，练习打运动中的坦克；用破麻袋、塑料布、木棍等材料做成了各种不同形状的炸药包，民兵吴长荣和李承禹等，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制炸药，研制成功了6种对付敌坦克的土地雷。^[8]一些工厂还利用自身条件，制作训练器材：武汉市灯具厂党支部、民兵连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作各种打坦克的训练器材。该连民兵积极想办法，收集废料，精心研制，制成了反坦克训练器材70余件，保证了打坦克训练的顺利进行。^[9]

在训练方法的具体实施中，中原民兵一般坚持劳武结合和小型分散的训练方法。一般是先集中讲课，再分散复习演练。分散时，由经过培训的骨干当小教员，协助民兵干部进行辅导，利用生产间隙时间，在田间地头开展训练活动；大队民兵干部和军事教员分别深入生产队和民兵一起劳动，进行检查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训练后，大队组织检查考核，交流经验，同时提出下一步的训练任务，统一训练方法和步骤。就这样，打坦克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开来。^[10]

在训练中，解放军教员以身作则，广大民兵刻苦训练，形成了一种互相激励的局面。例如，谷城县北河区决定训练一批民兵打坦克骨干，驻地人民解放军某部知道后，即派出一名教员和一个示范班，带着各种训练器材，到民兵训练班帮助开展打坦克训练。在讲课时解放军教员认真负责，“张教员讲得仔细，做得逼真，亲自摸爬滚打，坚持跟班作业”。民兵们说：“解放军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一定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尽量掌握打坦克的本领。”解放军的热情帮助激励着民兵们，民兵们的刻苦训练也感动着解放军官兵。训练中，民兵们以解放军为榜样，课中认真学，课后认真练，不懂就问；解放军教员认真辅导，帮助民兵解决训练中的问题。有的民兵抓不准时机，炸药包送出不是过早就是过晚，心里很着急，解放军教员就耐心地讲要领做示范，组织反复演练，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使他们较好地掌握了爆破时机。由于解放军教员认真地传帮带，民兵虚心学习，刻苦演练，绝大多数民兵都掌握了打坦克的“剖腹”“掏心”“挖眼”的动作要领，不少民兵还做到了会做、会讲、会教，为民兵打坦克训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

在训练中，一些民兵能克服骄傲情绪，坚持刻苦训练，这是难能可贵的。例如，新野县杜岗大队基干民兵在一次精彩的表演之后，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但杜岗大队有的干部和民兵没有经得住荣誉的考验，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有的民兵说：“汗水流了，表扬得了，技术练得差不多了。”因此，在以后的训练中，有的民兵动作马虎，投掷手榴弹时不做拧盖、拉火技术动作；有的民兵单纯追求荣誉，射击练习失去准星，又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但经过教育学习之后，民兵们感到按实战技术要求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远”，于是决心苦练军事技术本领。如民兵杜恩兰在练匍匐前进动作时累昏过去，苏醒后领导让她休息，她却说平时不多流点汗，将来在战场上怎么能打胜仗？“在最近一次考核中，这个大队民兵连又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可是民兵们却一致说，我们训练得还不够，离实战要求还相差很远。我们一定要为革命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消灭帝反修”。^[12]

城市为了防备空袭，广泛进行了高炮训练。由于高炮训练多集中在城市，在训练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生产与训练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就要解决编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解决编组问题的方法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开始，某纺织机械委员会民兵营是这样做的：“在便于领导、便于指挥的思想指导下，把配给他们的高炮放在少数车间，基本上是把一个生产班组的基干民兵编为一个高炮班。他们认为这样比较集中，一有任务可以拉出来。谁知恰恰相反，后来开展的军事训练和战备执勤任务与生产发生了矛盾，使生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3]

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这个纺织机械委员会民兵营进行了认真的探讨：“究竟怎样编组才能适应工厂的特点呢？我们多次召开民兵干部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大家的建议，采取适当分散、合理集中的方法，把高炮分配到各个车间，一门炮建一个班，实行男女民兵分编。并且考虑到民兵临时外出、病假和关键工序的人员离不开等问题，把原来的一班一套人员增加到两套，关键工序和技术高的工人、干部一般不编入，人员选定按武装基干民兵的条件，选配有专业技术的复退军人和家务少的职工。”这样的编组有效地解决了生产和训练之间的矛盾，适合民兵的训练，同时他们还对民兵组织进行了巩固，建立了各种制度，经常开展活动。高炮连的民兵活动与基干民兵的活动有分有合，训练执勤分开，其他活动回原民兵组织；在火炮维护保养方面，经常对民兵进行爱护武器装备的教育，操作前检查，操作后擦拭，每月一大擦，擦后检查评比，半年一检查，使火炮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在训练方面，采取集中训练打基础、经常训练抓巩固的方法，坚持一年一度的集中训练，每次15至20天，坚持经常训练。每半月1次，每次训练3至4小时，此外，还利用节假生产空隙和民兵执勤等机会，分单位进行训练。(www.daowen.com)

该民兵单位由于坚持了这种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训练制度，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经考核，有60%的炮手达到了良好成绩，1973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班单炮射击和连集火射击，有效弹迹均达80%以上”。^[14]

由于高炮训练属于专业技术训练，在训练中同样也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如教员少、器材紧缺、协调动作不易配合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共电信总局五三五厂委员会民兵是这样解决的：他们从复员退伍军人中选拔了一些有高炮技术的骨干，请解放军帮助培训；同时举办各种班以上骨干培训班，进行短期培训。这样较好地解决了教员短缺的问题。训练发扬军事民主，实行“官教兵，兵教官”的群众练兵方法，如教员何学老在辅导好班协调操作时，讲要领，做示范，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甚至十多次耐心施教。在协调动作上，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练单项动作，后练协调动作；先练静止目标，后练运动目标。对于训练的难点，实行重点辅导，反复演练，有效地解决了训练中的动作不协调问题。在训练器材上，“还发动群众、自己动手，解决了简易炮库、小型训练场、飞机模型等训练器材，为训练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保证了训练顺利地开展”。^[15]

总之，在训练中，中原民兵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射击刺杀训练，这种训练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在训练中民兵们是十分刻苦的，特别是一些女民兵。七里界大队女民兵班在射击刺杀训练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个女民兵班开始练刺杀时，因为力气小，达不到要求，有人就说，女伢们总不是拼刺的料子。她们坚定地说：“毛主席给我们发了枪，我们一定要练出过硬的本领，为毛主席争光。”训练一开始，她们就向男民兵提出了挑战。端枪，男同志一次端20分钟，她们也端20分钟；突刺，男同志连续刺100下，她们同样也刺100下。出枪是刺杀的基本动作，她们一练就是几十次。班里年龄最小的王金莲，练突刺踏地出脚动作，把腿练肿了，可是她一声不吭，第二天照常参加训练。功到自然成，就这样，她们日复一日，经过勤学苦练，终于达到了训练要求。

不仅如此，民兵们还对训练技术精益求精，如山地训练受温度、阳光、风向的影响较大，为了能在各种条件下命中目标，七里界大队民兵连邵国民班长带领全班民兵认真进行研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每次射击预习，打一发子弹就跑到山下检查靶上的弹着点，然后再打第二发、第三发，一次射击预习往往要上下跑多次。几个月的时间里该民兵班记下了数十个不同气候条件下射击的顺序，经过研究分析，发现了山地射击的规律。^[16]

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中原民兵开展了“为战备多打粮”“节约用粮”等活动。大冶县刘辅公社民兵排长张建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民兵排长张建新是1971年到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为了多打粮食，他带领民兵种试验田，他们选了一块土质比较差、离村子比较远的田做试验。初春，他一遍又一遍地深翻土地，嘴唇冻得发青；盛夏，骄阳似火，他在试验田拔草，热得汗流浃背，有时深更半夜还在试验田里观察禾苗的生长情况。他的辛勤努力，终于使试验田获得了单产802斤的好收成，比这个队的一般亩产高出了20%左右。

他不仅努力多打粮，还积极护粮。1973年夏末，该村河水猛涨，眼看洪水就要吞没全大队的30多公顷旱稻，张建新和二十几个民兵组成防洪抗险突击队，日夜战斗在河堤上。时间久了张建新的身体消瘦了，队长劝他回家休息几天，他坚决不肯，就在这时，他家打来电话，说他久病的父亲去世了，他这才回家安排父亲的丧事。可是他只在家里待了5天，就急忙赶回队里。社员们见他这么快就回来了，都说：“抗洪夺粮再紧张，你也得在家多待几天呀!”他说：“收到手的粮食，被洪水淹没，我不忍心，多一粒粮食，就是多一粒消灭帝反修的炮弹呀！”接着他就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战斗。经过张建新和广大民兵们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保证了全大队的旱稻未受损失。^[17]

中原民兵还为战备开展了“节约用粮”的活动。以兴山县高华公社一大队民兵连为例，一些基层的民兵开始了“节约用粮”的群众活动，全大队106户，在民兵的带动下，户户开展节约用粮，其中82户已节约用粮100 300多斤，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集体储粮成果。

在“节约用粮”的活动中，也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如女民兵钟帮秀，坚持勤俭持家、精打细算，1972—1973年全家节约粮食达800多斤。五排原来大部分家庭没有储备粮食，通过教育，大家都提高了认识，由民兵带头节约，虽然由于旱灾粮食略有减产，但民兵和群众胸怀全局，能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仅超额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而且大部分民兵家庭还有储备粮。老贫农王孝真十一年如一日，坚持为革命节约，处处精打细算，他家只有三口人，却节约粮食3 000多斤。基干民兵王正英以王孝真为榜样，自觉坚持勤俭持家，不到两年时间就节约粮食600多斤。

这个民兵连还对民兵群众进行了认真的思想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坚持节约教育常抓不懈，不断地宣扬典型；坚持开展‘坛子口上紧，节约一把米’活动，切实做到先算后吃，计划用粮。合理地安排副业生产，做到瓜菜三分粮”，该民兵连大小队都建立了节约用粮的领导班子，分工专人抓生活管理。特别是对蔬菜抓得很紧，1973年该大队除集体收菜159 000多斤外，民兵、群众家庭还收菜60 000多斤，每户平均2 700多斤，为节约用粮、改善生活打下了基础。^[18]

这一时期，中原民兵的训练反映出当时的装备技术条件是落后的，由于当时“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民兵采取的是普遍训练，这也使中原民兵的训练面临教员以及训练器材不足等许多困难。但在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民兵们还是克服重重困难，积极认真开展训练，并且积极为战备多打粮、储粮。在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的国际背景下，这对于妄图入侵我国的苏联也是一个极大的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