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继而中原民兵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四人帮’”运动，但由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这也决定了批判不可能是彻底的。

粉碎“四人帮”后，中原民兵无不欢欣鼓舞，出现了“大快人心”“愤怒声讨的局面”。各个基层民兵组织反应强烈，如大冶钢厂一轧钢民兵团认为“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两件特大喜讯传来，我们大冶钢厂一轧钢厂民兵团全体指战员，心情无比激动，同志们走上街头，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最热烈地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52]

另一个民兵的基层组织宣恩县椒园大队民兵连认为“‘四人帮’混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对象，忽而把矛头向上，到处揪‘走资派’，大整革命的领导干部；忽而把矛头向下，大整反对他们的群众。而大野心家江青在发展的关键时刻，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全面内战’，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53]

文艺界对“四人帮”破坏文艺工作的罪行也进行了批判：“一方面，‘四人帮’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贪为己有，借以抬高身价，标榜自己；另一方面，对像《创业》《园丁之歌》《彩霞》《万水千山》等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百般刁难，大肆咒骂，大打出手，拼命扼杀，企图将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置之死地而后快。”^[54]

中原民兵的这些批判反映了广大民兵对文革的觉醒，对“四人帮”的痛恨；虽然这种觉醒还带有“跟风走”的痕迹，但毕竟是一种新的觉醒，一种理性的复苏，对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恢复民兵正常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8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指出，要认真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彻底批判“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罪行。而中原民兵对“四人帮”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也有了清醒的认识。^[55]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1966—1976年间中，“四人帮”妄图建立“第二武装”，作为他们进行帮派活动的武力后盾。在1974年9月的一次民兵工作会议上民兵们批判“四人帮”一伙极力鼓吹“用民兵武装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民兵把治安工作“管起来”，把公安工作“统起来”，不仅要“执法”，还要“管法”“立法”，说什么民兵可以辅助公安机关“抓人”“打人”，可以“私设公堂”“审讯定案”。为了用民兵武装与军队抗衡，他们还说“民兵领导体制不能修修补补，要来个大革命”，要“打烂军事一条线”。^[56]

“四人帮”拉不动解放军，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就想把民兵变成与解放军对立的“第二武装”，成为其篡党夺权的工具，民兵们对此也有了清醒的认识。信阳市前进公社红光大队民兵营认识到，他们为了篡党夺权，拉军队拉不动，便把黑手伸进了民兵组织，妄图把民兵搞成一支同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为此，“四人帮”对民兵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污蔑，“他们污蔑广大民兵组织是墙头上的草，抽屉里的兵，要进行整顿、改造、重建。他们提出的‘打烂军事一条线’的反动口号，破坏统一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杀气腾腾地叫嚷要用民兵挤掉地方武装部门，吃掉地方部队，他们自成系统，另立章程，破坏民兵建设”。在组织上，用所谓“三位一体”挤掉基层武装部，用所谓抓“民兵小分队”取代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的指示；在民兵任务上，以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为幌子，取代毛主席赋予民兵的对内防复辟、对外反侵略的历史任务。民兵们还认识到“四人帮”妄想把民兵的领导机构搞垮：“他们（‘四人帮’分子）狂叫‘省军区管民兵不放心，是要打烂军事一条线’，从上面来压你，他们居心叵测地说民兵工作的问题是上面的形式把下面框住了，竭力煽动下面来顶住，他们下令把人民武装部的一些工作都可以并过来，妄图取消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篡夺民兵的领导大权。”^[57]

中原民兵的这些认识反映了“四人帮”想篡夺民兵领导权的事实，这有利于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确立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www.daowen.com)

在这次运动中，中原民兵还认识到，在“四人帮”的破坏下，一些民兵组织的成分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以下是我们从这一时期《中原民兵》摘录的几则材料。

他们还任意用民兵整人、打人、抓人、关人，公然把枪口对准广大人民群众，“而以造反派为基础加入民兵则是‘四人帮’妄图改变民兵成分的基础”，以造反派为基础“重建民兵，是‘四人帮’妄图从组织上改变我国民兵的无产阶级性质、拼凑帮派武装而采取的一个反革命步骤”。^[58]“四人帮”心目中的所谓造反派就是那些打砸抢分子、流氓阿飞、监狱里的大派，“四人帮”就是把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统统作为民兵建设的基础的。^[59]

在1966—1976年间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民兵工作早就有明确的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民兵工作的文件中明确规定，民兵武装只能用于对付反革命和维持社会秩序，绝不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任何干部和个人都不许使用民兵捆绑、扣押或收查群众”。但“四人帮”等却无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规定，他们攻击不准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取消阶级斗争”，狂叫民兵就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打出来的”“动动手也没关系”。^[60]

“四人帮”的干扰和影响，导致了民兵组织严重不纯。混入民兵组织的一小撮坏人，打着“造反”的旗号，大搞打砸抢，煽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生产；有的坏分子披着民兵干部的外衣，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行凶，大搞流氓诈骗和坑害群众的罪恶勾当，广大革命人民对这帮坏蛋的胡作非为切齿痛恨，强烈不满。

“四人帮”在河南的“黑干将”也大打出手。郑州国棉四厂的一个坏人狂叫：“叫我抓武装，我就要抓他一批，管他一批，杀他一批。”他拼凑帮派武装，镇压人民群众，为非作歹，干尽了坏事，他头戴柳条帽，眼戴黑墨镜，手持红白棒，腰挂手电筒，在车间任意恫吓、训斥工人；他“以走向社会抓阶级斗争为名，抢夺诈骗群众的财物”，群众愤怒地说这没有一点民兵的味道，简直像国民党的搜索队。当广大干部职工找他说理时，这个坏人恶狠狠地叫喊：“把机枪架起来，把手榴弹抬出来，打死了我负责。”“四人帮”要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镇压广大革命群众，把民兵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工具。^[61]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中原民兵对“四人帮”破坏民兵工作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也反映了在“文革”期间“四人帮”破坏民兵工作、妄图篡夺民兵领导权的事实。这些认识对于端正民兵思想，重新树立民兵的双重领导体制，恢复武装部的正常工作，清除民兵队伍中的“不良分子”，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恢复正常的民兵工作，中原民兵进行了“六个坚持，六个反对”的教育。如1978年，湖北省47 944个民兵连进行了“六个坚持，六个反对”的教育，即坚持毛泽东关于民兵建设的理论、路线，反对“改建”“重建”民兵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的双重领导制度，反对自成体系、另立帮派机构；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反对分裂统一的战斗整体；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反对以“造反派”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帮派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反对篡改民兵的性质任务；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反对制造劳武对立。通过教育，广大民兵逐步澄清是非，清除“左”的和“右”的影响。^[62]这次运动的进行对于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坚持民兵的双重领导体制，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