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各地群众组织大量出现，社会上出现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现象，大字报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发展，整个社会局势开始出现混乱，民兵工作也未能幸免，以城市民兵为主的多个地方民兵卷入了派系斗争，甚至出现了武斗。从城市到农村，民兵普遍参加各派群众组织，参加了派系斗争；更有少数民兵在反革命代理人的唆使下，抢劫武器参加武斗；还有一部分策划或参与揪斗各级民兵干部，民兵正常的工作基本停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之后，出于战备的需要，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强调“打起仗来，还是要依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1]民兵工作此时开始恢复，同时将民兵地位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实行“整军备战”,大力发展核武器，打破苏联和美国的核垄断。1970年8月召开了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整顿民兵组织，加强民兵战备训练，调整充实民兵武器装备，并且以县为单位组建了民兵独立营、团。但由于“四人帮”的插手，刚刚有所好转的民兵工作又一次出现了反复。^[2]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召开。之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一个小集团—“四人帮”^[3]，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并提出“民兵改造”的谬论。同年11月“四人帮”抛出了所谓上海“新鲜经验”，把武斗起家的“文攻武卫”组织作为“改造民兵的基础，重建民兵”^[4]，妄图建立听命于他们的“第二武装”，“到了1973年，上海已建立了数十万民兵队伍”，^[5]开始营造“第二武装”。“四人帮”阴谋策划攫取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妄图把这支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名的人民武装力量，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民兵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阴谋破坏活动。虽然他们在全国建立“第二武装”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但由于他们的破坏，一些原则问题出现了混乱，严重干扰了民兵的正常建设。

随着“四人帮”插手民兵的政治生活，“批修整风”运动也在中原民兵中更加深入地开展。

民兵这个具有武装性质的群众组织，理所当然地成为开展运动的重点。

中原民兵的工作始终是把“批修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的，在“批修整风”运动中，中原民兵始终把加强理论学习看做“批判”的重要武器。为了加强中原民兵的理论学习效果，他们采取了多种方式，主要为个人学习和集体学习。

个人学习通过一些民兵的个人思想汇报即可反映出来，如沔阳县窑湾大队民兵排长：“起初，我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只注意摘录和背诵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段落和句子，没有理论联系实际、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结果效果不好。……而党支部委员、老贫协主任的发言，话不多，却很有力，这是什么原因？我仔细分析，发现老支委虽然识字不多，但他认真攻读原著，而我虽然读了一些书，但不求甚解，没有把理论学习同斗争结合起来。从此，我坚持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刻苦攻读原著，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提高很快，收效很大。”“现在我深刻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引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干革命，非认真学习不可，今后我一定继续努力看书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改造思想，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6]这种观点不只是出现个别民兵干部身上，在其他民兵干部身上也有反映。

在学习理论的运动中，集体学习主要充分利用了政治夜校和读书室。如工程兵某部十四连党支部组织了一个辅导组，帮助驻地尚堰公社四大队民兵连办起了政治夜校，学军事、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提高了民兵的路线斗争觉悟，推动了“批修整风”运动，加强了民兵建设。学习理论运动采取了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即连队党支部和生产大队党支部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抓好典型等措施。^[7]方城县杨楼公社宋庄大队第十二民兵排“为了加强对民兵读书学习的领导，还建立了有政治队长、民兵排长、政工员参加的领导小组，正副班长为学习组长，并坚持在忙时五天、闲时三天集体学习辅导一个晚上，民兵们在读书室里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科学技术，不断提高文化水平和路线觉悟”。^[8]

1973年社论明确提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攻读马列主义的书”，读马列主义的书是好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像党支部委员、老贫协主任这样“识字不多”的人能不能读懂马列毛的原著，是不是每位普通干部群众都能读懂马列毛的原著？因此，我们可以对这种情况作一种推论：首先，当时的大多数民兵干部和群众受自身文化水平限制，不可能完全读懂马列毛的原著，他们看到的也只是原著的只言片语。其次，广大中原民兵是在错误的引导下进行读书活动的，他们的出发点在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批修反修”寻找依据，迫于当时的政治高压，出于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广大中原民兵干部群众只能从马列毛的原著中去寻找只言片语作为批判的依据，而不可能去完整准确地理解原著。总之，这些情况决定了当时的民兵思想是不可能有主心骨的，因此，在运动中随风倒也就成为其主要特点。

中原民兵“批修整风”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是武汉部队会议的召开。“批修整风”运动不仅在学习方面给中原民兵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的高潮，而且在民兵的政治工作、生产和训练等方面全面展开，而全面展开的标志就是武汉部队会议的召开。

武汉部队召开了专门的民兵政治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要求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党委、政治机关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门“要进一步学习中央两报一刊1973年元旦社论，进一步明确‘批修整风’是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头等大事，也是民兵的头等大事，在各级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抓好这个头等大事，就能从根本上提高民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战备观念，不断加强民兵建设”。把“批修整风”运动作为民兵工作的头等大事，这说明了武汉部队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www.daowen.com)

这次会议还对民兵工作中的“批修整风”进行了定性：“‘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这是深入进行‘批修整风’的根本方针和指导思想，批修是解决敌我矛盾问题，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一定性进一步强调了运动的重点，同时会议还提出了批判的指导性原则：以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进行批判，并指出了民兵批判的几个方面。^[9]

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标志着中原民兵的“批修整风”运动由地方主抓上升到由高层与地方一起抓的全体性政治运动，虽然武汉部队的批判指导原则是不对的（这已为历史所证实），但这次会议却使整个中原地区的民兵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

“批修整风”运动逐渐在中原民兵中全面展开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地方政治工作的影响上。在政治工作上，地方充分发挥了政工部门的作用，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河南省平舆县和店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门采取的措施是分期举办政工干部学习班，组织他们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有关政治工作的论述以及采用典型事例做深入细致的干部思想工作等，^[10]可以说这是地方党委、人民武装部门在武汉部队召开会议后对民兵“批修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反应。

“批修整风”运动对生产建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批修整风”在短期内也能促进民兵群众的工作热情，使生产建设在短期内形成一个高潮，造成一种促进生产发展的假象，如宁陵县逻岗公社张庄大队党支部、民兵营，通过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教育、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民兵和社员们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调动了革命积极性，扎扎实实地做好了春耕生产工作，全大队男女劳动力出勤率由原来的80%提高到95%。前耿生产队女基干民兵班在运送肥料的工作中和男基干民兵班开展劳动竞赛，每天运肥一二百车，比原计划提前4天完成了任务。精神变物质，干劲出成果。截至1973年3月底，全大队已积肥3 400多车，平整土地321亩，75%的小麦施了追肥，浇了反青水。这个大队的民兵和社员们，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决心以总路线精神，抓革命、促生产，鼓足干劲，搞好春耕，夺取农业大丰收。^[11]

“批修整风”所带来的这种短期的生产热潮，不仅反应在农业生产中，在工业生产中也有同样的反应。

鹤壁市铸造厂民兵营“在组织民兵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民兵营干部走在前面，厂里和各车间的竞赛委员会都有民兵干部参加，大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地发现和解决竞赛中的各种问题。铸铁管车间有两个排是用同一台机器，有一段时间，个别同志为了赶超对方，交班不够认真，为下班的生产造成困难。民兵干部发现后，就组织大家批判‘锦标主义’，认清竞赛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争锦标、出风头，而是为了增加生产，加速建设社会主义。二连有的同志一度不够节约，焦炭消耗过多，民兵营干部就及时对民兵进行路线教育，说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应当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原则。通过教育，二连民兵多次改造化铁炉，为国家节省了大批冶金燃料”。^[12]这说明“批修整风”运动短期内对提高民兵群众的工作热情，似乎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而且一些地区的民兵还注意到了提高产品的质量，如宜昌棉纺织厂的女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车间接到兄弟单位寄来的一封信，对她们出厂的疵布提出了批评，该民兵连利用这件事对全连民兵进行实际的路线教育，使大家认识到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民兵们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手里的一纱一线，关系到人民利益，连着世界风云，丝毫不能马虎。”从这以后，每个民兵都以对人民、对祖国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影响布匹质量的疵点当作“敌人”来消灭，决不放走。^[13]

这种在“批修运动”中对民兵所起到的所谓“反面教材”作用，以及对民兵工作热情的鼓动，是暂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暂时提高，促使工业领域开展了劳动竞赛，开展了节约运动，以及使民兵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这些都是短期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民兵的军事训练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如胭粉庄大队女民兵护线班坚持劳武结合，苦练护线技术，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护线兵，她们经常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及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的伟大教导，不断提高训练的自觉性。

“批修整风”运动虽然在短期内对提高民兵的工作热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这场运动中所批判的许多内容都是错误的，如在《民兵的性质不容篡改》一文中提到的：“我国民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一支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队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14]

在“批修整风”运动中，虽然通过教育使民兵生产训练热情有了短暂的提高，但由于批判的内容都是错误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对生产建设起很大的促进作用。据湖北省志记载：“1967—1976年的10年中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只有5.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0%，农业总产值增长2.2%，与1950—1956年相比较，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数低4.5%，其中，工业低9.0%，农业低3.6%。”^[15]这说明经济总体水平在下降，甚至出现了一方面在利用所谓“路线”作为“反面教材”促进生产，另一方面却在批判否定民兵的“中心任务是搞生产”以及“民富国强”的正确言论，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靠暂时的说教、精神变物质，只能暂时提高民兵的生产积极性，而这种所谓的“积极性”只是一种假象，随着运动高潮的结束而结束，不可能持久而稳固地坚持下去。要真正调动民兵生产的积极性，需要的则是正确的政策、科学的管理等。因此，中原民兵开展“批修整风”运动不可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相反，它从根本上来说对生产是极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