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欧洲的土耳其人—英国实际上的守护者—东方问题—伊比利亚半岛问题—比利时与荷兰的分离—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的最后贡献—亨利·约翰·坦普尔追随乔治·坎宁的外交政策—奴隶贸易被废除—意大利的情形—奥地利帝国对意大利王国的影响—秘密社团—“七月革命”—庇护九世与朱塞佩·加里巴尔迪—亨利·约翰·坦普尔与卡米洛·本索—法兰西人的干涉—朱塞佩·加里巴尔迪在两西西里王国和那不勒斯—亨利·约翰·坦普尔支持宪政自由—意大利作家和政治家朱塞佩·马志尼—乔治·坎宁维护英国的外交政策—堂吉诃德式的外交政策—埃及入侵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东方问题”的现状—19世纪后期的英国外交政策—英国外交政策的不干涉原则—本杰明·迪斯雷利与“东方问题”—俄罗斯帝国和英国在东方的争夺战—世界各国在非洲的竞争—英国殖民地—埃及的英国人

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地位总是有些尴尬。早在15世纪，土耳其人就已经通过出征，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广阔领土，最终被联合起来的欧洲国家驱逐。土耳其人的军事实力一度领先世界，他们甚至曾经打算占领整个地中海。尽管土耳其人的征服对象不限于基督教教徒，但基督教教徒始终是他们的重点目标。16世纪和17世纪，随着土耳其人军事力量的衰弱，曾经备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欧洲国家逐渐开始同情土耳其周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18世纪，俄罗斯帝国逐渐壮大势力，成为东欧国家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俄罗斯帝国宣称自己是土耳其宫廷里基督教教徒的守护者，开始持续干涉其他国家事务，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1774年的《库丘克-开纳吉条约》使形势发生变化，英国逐渐取代了俄罗斯帝国基督教教徒守护者的位置。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英国在黎凡特的商业贸易，以及捍卫前往印度航线的必要性，使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盟关系。英国人希望在对基督教教徒的影响力上超过俄罗斯帝国。从“神圣同盟”国家那里得到支持的土耳其人很快发现，自己过度依赖欧洲国家的宽容和认可。土耳其人开始争论，如果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推行帮助专制政府对抗革命性改革的制度，奥斯曼帝国是否会被排除在外？如果被征服的国家都开始寻求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那么土耳其人长久以来维持的帝国还会剩下多少领土？

对土耳其人来说，上述问题关乎生死存亡，土耳其的外交官可以一直辩论下去。然而，纳瓦里诺战役让土耳其人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土耳其人发现，要想将奥斯曼帝国维持下去，就要扩大自身对欧洲舆论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土耳其人仍然相信，欧洲大国采取的防御措施，不过是出于它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忌妒。土耳其人丝毫没有察觉到，欧洲国家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土耳其人能够逐渐改变野蛮的行事风格。

阿瑟·韦尔斯利在默尔沃城堡去世

尼古拉一世

英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开始考虑“东方问题”时，英国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1852年，在默尔沃城堡，阿瑟·韦尔斯利去世。阿瑟·韦尔斯利对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俄罗斯帝国实力强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欧洲协调时期，土耳其的侵略行为和俄罗斯帝国的基督教教徒保护者身份得以延续。随后，俄罗斯帝国开始对土耳其人失去耐心。于是，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俄罗斯帝国坚信，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各国是一个长久的挑战，英国不会随意插手。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在希腊发生叛乱的问题上，英国应该率领一小批军队，监视土耳其人的行为。最终，1840年，俄罗斯帝国加入了英国、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共同对抗穆罕默德·阿里的军事行动中。

1815年到1854年，欧洲国家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记忆，足以让欧洲维持和平状态。尽管协商的过程多有波折，但最终希腊还是获得了独立。土耳其人被迫迎合欧洲国家的普遍政策。英国外交政策中的“东方问题”暂时得到缓解。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生存境遇逐渐改善。

乔治·坎宁的继任者亟须处理伊比利亚半岛问题。伊比利亚半岛问题的产生，部分是因为“神圣同盟”国家的行动，部分则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上不断壮大的“宪政主义”势力。正如英格兰王国曾经通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将威廉三世推上了王位，反抗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宪政主义”带来的影响同样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暴动受到了英国人和法兰西人的鼓励。1830年爆发的第二次法兰西革命也显露出，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导致其最终覆灭。

1830年爆发的第二次法兰西革命，体现了法兰西人对波旁王朝复辟后推行极端保守政策的坚决反抗。同时，为支持《改革法案》的实施，英国各地人民纷纷起义。这标志着英国政治改革的开始和托利党执政时代的结束。法兰西王国的起义和英国的起义同时进行，要求分离比利时王国与荷兰共和国的强烈呼声随之高涨。欧洲五大强国迅速做出反应，明确了团结协作的立场。法兰西王国与英国政治嗅觉敏锐，觉察到了重新划分低地国家可能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法兰西人十分乐意摆脱一个实力过于强大的邻国。英国人一直秉持着确保英吉利海峡南岸被友好国家控制的原则，也希望低地国家因为被分割成两部分而变得更强。

比利时王国与荷兰共和国分离的过程既体现了君主制原则，也体现了宪政原则。在荷兰王国，支持英国人的奥兰治家族重新掌权。优秀的利奥波德一世成了比利时国王，先后与威尔士的夏洛特公主和路易·菲利普一世的女儿奥尔良的路易丝结婚。在某种意义上，利奥波德一世既是英国人，也是法国人。如今，自由宪政已成了西欧国家的普遍法则。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因此获得了自由地位。比利时王国与荷兰王国由于在种族和宗教上差异显著，在分别独立后得以繁荣发展。

利奥波德一世

威尔士的夏洛特公主

路易·菲利普一世

奥尔良的路易丝

法兰西外交家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是促成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独立的最大功臣。他始终是乔治·坎宁和阿瑟·韦尔斯利的忠实助手。在议会中，当英国上议院议员攻击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的政治投机行为时，阿瑟·韦尔斯利为其辩护说，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对待其他欧洲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忠诚可信。

法国大革命、希腊独立战争、法国七月革命、比利时与荷兰的独立都建立在类似的政治原则基础上，但英国对西班牙的干涉与它们完全不同。西班牙王室和葡萄牙王室没有遵循这种政治原则。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通过重新整顿欧洲秩序，欧洲各国确立了一系列逻辑清晰的普遍政策。负责重塑欧洲秩序的阿瑟·韦尔斯利参加了维罗纳会议，发现“神圣同盟”国家仍然实力强悍。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当时的欧洲局势，就不难发现，某个国家的专制主义者往往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外部支持，宪政主义者却很难得到外部支持。一大批英国宪政主义支持者开始为其他国家争取宪政的斗争提供帮助。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1830年，亨利·约翰·坦普尔开始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在威廉四世的统治下，英国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威廉四世思想开明，能够接受当时的流行观点，但害怕这些观点会让英国爆发革命。亨利·约翰·坦普尔是乔治·坎宁的亲密朋友和部下，他的外交政策与乔治·坎宁类似，甚至比乔治·坎宁走得更远。亨利·约翰·坦普尔故意表露自己对伊比利亚半岛自由派事业的支持。乔治·坎宁如果还活着，应该也会持相同的支持态度。现在的问题是英国如何在避免再次引发欧洲战争的前提下介入西班牙事务。

如果发生在法兰西王国的七月革命不平息，英国就无法干涉西班牙事务。如今，法兰西君主已经不可能为伊比利亚半岛的专制主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即使他们打算这样做。法兰西的七月王朝支持伊比利亚半岛自由派的抗争事业，但无法像英国那样为伊比利亚半岛自由派参与战争提供资金支持。法兰西王国和英国开始采取伊丽莎白一世曾经在法兰西和低地国家熟练运用的策略。这种策略不违背国际法，并且完全公正合理，可以实现法兰西王国和英国支持伊比利亚半岛自由派的目的。1834年，英国、法兰西王国、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组成四国同盟，反对卡洛斯西班牙王国内部的正统统派和葡萄牙米格尔^[1]。葡萄牙王国和西班牙王国的宪政主义者迅速占据上风，但与专制主义者的斗争依然十分艰巨。于是，英国和法兰西王国决定派遣军队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提供援助。

葡萄牙国王米格尔一世

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兵力充足。西班牙王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和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都很年轻，并且十分热情。英国将领乔治·德·莱西·埃文斯负责指挥前往西班牙的英国军队。乔治·德·莱西·埃文斯曾经在伊比利亚半岛参加过战争，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英国军队和法兰西军队的到来改变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局势，但由于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来自不同国家，沟通协作上存在一些障碍。查尔斯·内皮尔率领的英国志愿军为葡萄牙宪政主义者提供了高效协助。最终，与希腊王国、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一样，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也毫无保留地顺应了潮流，尽管在20世纪，它们可能已经淡忘了追求自由的痛苦过程。

在奴隶贸易的问题上，一些欧洲国家没有紧随英国的脚步。这并不是亨利·约翰·坦普尔的问题，但正是在英国的长期影响下，奴隶贸易最终被禁止。很久后，巴西才与欧洲保持一致态度，禁止奴隶贸易。接连几届英国外交大臣都十分坚决地运用除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积极推行《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废除奴隶贸易成为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英国的做法十分正确，尽管英国并不是奴隶贸易的开启者，但英国人及其殖民者曾热切和广泛地促进过奴隶贸易。因此，英国人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

20世纪，意大利王国仍然没有追上欧洲国家自由解放的潮流。尽管英国人的影响力和善意让意大利人大为受益，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带领意大利王国走向解放。欧洲强国都赞同英国对欧洲秩序的重建方案。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后，“神圣同盟”已经分崩离析。此后，欧洲列强更倾向于支持在德意志各国与意大利各国流行的君主制。欧洲强国意识到，宪政主义和民族主义已经不再强势。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对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秩序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决策和思想均体现出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强国对宪政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打压。

西班牙王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

乔治·德·莱西·埃文斯

查尔斯·内皮尔

奥地利外交家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他的观点不无道理。自1494年以来，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始终在争夺意大利的领土，摧毁了意大利的政治活力。长期的艰难处境使意大利经常遭到其他欧洲国家侵略，尤其是奥地利帝国。18世纪，为了平衡法兰西王国在西班牙的势力，英国曾经支持过奥地利人入侵意大利。尽管意大利人渴望独立和自由，但重塑欧洲秩序的维也纳会议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奥地利皇室和许多意大利小国的统治者有血缘关系，进一步扩大了奥地利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影响力。

然而，在推行反对欧洲各国起义的正义事业时，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和奥地利人没有注意到拿破仑·波拿巴对欧洲国家的征服也让公平、秩序、同情等精神深入人心。上述宝贵的精神源于法国大革命，已经在欧洲被传播开来，并且得到了欧洲人民的广泛认可，任何强权都无法将其消灭。对欧洲国家来说，与接下来有可能爆发的内战相比，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似乎没有那么严重。

随着奥地利帝国对意大利王国变本加厉的控制和压迫，意大利爱国者的运动被迫转到地下，以秘密结社的方式进行。在意大利，秘密社团开始出现，随后迅速发展起来。意大利爱国诗人西尔维奥·佩立科等人的悲惨遭遇激起了英国人民的怒火。乔治·戈登·拜伦将16世纪日内瓦的独立主义者弗朗索瓦·博尼瓦尔的感人事迹及其遭受萨伏依公爵压迫的经历写成了《西庸的囚徒》。英国人对解放希腊的斗争热情，逐渐转移到了意大利。1846年，当亨利·约翰·坦普尔第三次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时，他已经意识到，英国人民必定会支持自己推进意大利解放事业。

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意大利解放浪潮的星星之火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但奥地利帝国仍然实力强悍，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尽管在意大利作家和政治家朱塞佩·马志尼的带领下，意大利人民坚持自治原则的暴力运动取得了一些进展，也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但如果没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外部援助和直接干涉，意大利很难成功解放。

狱中的西尔维奥·佩立科

亨利·约翰·坦普尔

朱塞佩·马志尼

最终，看似无望的意大利解放运动，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取得了胜利。但这次胜利建立在19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上。每一次失败的解放运动和奥地利帝国的每一次镇压，都促成了意大利王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首次统一。1846年当选为教皇的庇护九世与充满旧式英雄主义色彩的英勇水手朱塞佩·加里巴尔迪是意大利解放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但意大利王国的最终统一与撒丁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及首相卡米洛·本索紧密相关。

卡米洛·本索

虽然教皇庇护九世认为高举宪政主义旗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他的计谋导致意大利国内暗流涌动。教皇庇护九世突然发现，自己的政策已经走得太远，其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消除。他的举动不仅影响了所有意大利国家，而且对被1848年第三次法兰西革命影响的欧洲国家产生了积极意义。意大利境内的小国纷纷融入自由主义运动浪潮，撒丁王国和两西西里王国也随之加入。革命之火蔓延到了伦巴第。奥地利帝国及时警醒，要想继续维持对意大利的控制，就必须尽快实施武装干涉。1848年，奥地利帝国与撒丁王国爆发战争。战争爆发初期，局势对奥地利将领约瑟夫·拉德茨基·冯·拉德茨很不利。但很快，他就赢得了库斯托扎战役。意大利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深陷战争却英勇无比、目标坚定、崇尚自由的撒丁王国。1849年诺瓦拉战役失败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退位。随后，他的儿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即位。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让意大利解放事业重燃希望。但他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并且十年后才会名声大噪。

1848年，意大利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两股外部势力。在罗马教皇缺位期间，朱塞佩·加里巴尔迪积极地推动建立意大利共和国。浪漫主义情怀和英勇无畏的性格让他脱颖而出，吸引了大批勇敢的意大利人加入他的事业。此外，拿破仑三世成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首位总统，坚持认为法兰西人应该插手意大利事务。他以帮助教皇收复罗马，驱逐朱塞佩·加里巴尔迪和意大利共和派的名义，派出一支法兰西军队前往意大利。法兰西人重拾中世纪结束时希望摧毁意大利的宏伟目标。由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介入，奥地利帝国的压力有所减轻，但意大利解放事业的前途因此变得黯淡。

除奥地利帝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之外，英国也在干涉意大利事务，只不过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避免惹怒奥地利人和法兰西人的同时，英国外交大臣亨利·约翰·坦普尔利用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新颖的外交技巧，竭力推动意大利解放事业的发展。亨利·约翰·坦普尔通过明托伯爵吉尔伯特·埃利奥特-默里-基宁蒙德与教皇庇护九世和撒丁王室取得联系，竭力让奥地利人相信，如果奥地利人继续无视意大利人的心声，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此时，卡米洛·本索已经在政坛崭露头角。1852年，卡米洛·本索成为首相，开始施展高超的外交能力。卡米洛·本索需要足够的耐心、理智、远见。他与英国特使频繁会面，开始在英国的协助下，实施新的外交政策。意大利爱国者的信心逐渐恢复，撒丁王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

教皇庇护九世

约瑟夫·拉德茨基·冯·拉德茨(www.daowen.com)

库斯托扎战役

诺瓦拉战役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

拿破仑三世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在克里米亚，通过与英国人和法兰西人并肩作战，卡米洛·本索进一步巩固了自身权力。卡米洛·本索的主动援助和撒丁军队在战争中的良好表现，让法兰西人和英国人对意大利解放运动表现出了更支持的态度，也进一步激化了法兰西人和普鲁士人之间的矛盾。意大利人要想推翻奥地利帝国的统治，就一定需要欧洲强国的介入。1859年，法兰西人出面介入意大利事务，法兰西军队与撒丁军队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强大有序的军队，强迫奥地利帝国签署协议。拿破仑三世选择与撒丁王国结成联盟的动机十分复杂。他十分清楚，“为理念而战”的参战借口不会让法兰西人满意。因此，当法兰西军队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打败奥地利军队时，拿破仑三世向意大利人提出了吞并萨伏依和尼斯的交换条件。出乎意料的是，拿破仑三世没有再采取进一步行动。1859年签订的《比利亚弗兰卡和约》要求奥地利帝国将伦巴第归还给撒丁王国，但奥地利帝国仍然可以占领威尼提亚和意大利中部。两西西里王国的归属没有改变。

迄今为止，意大利还是没有统一，甚至仍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朱塞佩·加里巴尔迪面临的境况进一步恶化。他率领一众追随者闯入两西西里王国。整个欧洲为之震惊。四个月内，朱塞佩·加里巴尔迪征服了墨西拿海峡两侧由波旁王朝控制的王国。朱塞佩·加里巴尔迪发现撒丁军队已经开始对抗意大利中部和罗马教皇的势力，甚至向加埃塔进军，包围那不勒斯王国。于是，他放弃了意大利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权，将其交给了已经做好准备接替自己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

马真塔战役

索尔费里诺战役

1862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完成了意大利民族解放事业。在都灵，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召开了一次会议。除威尼提亚和罗马以外，各地都派出了代表参会，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被授予“意大利国王”的称号。同时，朱塞佩·加里巴尔迪和追随他的志愿军再次出现，决心让罗马恢复古时意大利首都的地位。不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出于自身考虑，派出皇家军队镇压了朱塞佩·加里巴尔迪的起义。朱塞佩·加里巴尔迪的历史使命彻底结束。

20世纪，意大利王国已经跻身欧洲强国之列。1866年，奥地利帝国败给普鲁士王国，意大利王国因此收复了威尼提亚。1871年，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努力下，罗马重新成了意大利的首都。乔治·戈登·拜伦曾写下关于意大利民族解放的忧伤诗句：“意大利！噢，意大利！你失去了往日可爱，被迫变得坚强。”如今，忧伤的诗句变成了欣喜的吟唱：“从阿尔卑斯山脉到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终于获得了自由。”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被授予“意大利国王”的称号

如果想探究在意大利争取民族解放的五十年中，英国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亨利·约翰·坦普尔留下的信。为亨利·约翰·坦普尔撰写传记的伊夫林·阿什利就曾大量引用了亨利·约翰·坦普尔信中的内容。英国无法像其他国家处理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问题那样处理意大利问题。英国人一直在密切关注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对英国来说，地中海意义重大。英国人也从18世纪的战争中领悟到，意大利绝对不能落入任何敌对国家的手中。

此外，毫不过分地说，朱塞佩·马志尼身上体现的暴力运动精神更容易引发公众恐慌，而非广泛的赞同。虽然朱塞佩·马志尼的主张赢得了意大利人的同情，但疯狂的革命主义者从他领导的暴力运动中得到鼓励，变本加厉地实施暗杀行动，引起了意大利人的恐慌。意大利境内罗马教皇的反对者开始四处传播反教权主张。他们的举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激起了新教教徒的同情。亨利·约翰·坦普尔对意大利暴力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深有体会。他希望意大利能够获得宪政自由，而非共和自由。因为撒丁王国的领导前途和发展前景符合自己为意大利设定的目标，所以亨利·约翰·坦普尔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权力巩固和发展意大利西北部撒丁王国的势力。

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亨利·约翰·坦普尔的行为。1846年，亨利·约翰·坦普尔开始担任英国外交大臣，随后很快成为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引者和建议者。在亨利·约翰·坦普尔的指导下，吉尔伯特·埃利奥特-默里-基宁蒙德鼓励意大利各国加入民族解放运动，公开宣称英国反对意大利各国对外国政府的限制。从此，亨利·约翰·坦普尔与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独立事业紧密结合。但他并不打算让英国直接武装介入意大利事务，甚至坚决反对奥地利帝国对意大利的武装干涉。1848年，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了整个意大利。亨利·约翰·坦普尔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他否认奥地利帝国有权占领意大利的任何领土。他坚决认为1846年奥地利帝国对格拉科夫的占领违背了《维也纳协议》，甚至尝试说服奥地利帝国通过得到一笔补偿金的方式放弃伦巴第，仅保留威尼提亚。后来，亨利·约翰·坦普尔更是加入了法兰西人的阵营，在约瑟夫·拉德茨基·冯·拉德茨入侵撒丁王国时，要求奥地利帝国签署停战协议。

亨利·约翰·坦普尔很好地代表了英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奥地利的极端政治家都无法反对他的政策。如果想在意大利挑起战争，英国人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继续对英国政府施加道德上的影响。与此相反的是，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坚持与奥地利帝国开战。亨利·约翰·坦普尔从中斡旋，但未能成功。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爆发战争后，奥匈帝国会迅速崛起。奥匈帝国通过高超的政治智慧、持久的努力和无限的耐心，确保意大利逐渐走向强大，在长期动乱后让意大利人获得了片刻安宁。

对意大利事务的迅速回顾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大革命结束后，英国外交政策的真实定位。在欧洲大陆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动荡危机后，欧洲各国都不愿意再冒太大的风险开展任何政治实验。在危机中，英国需要承担引导责任，采取一系列有益于全人类的外交政策，防止欧洲再次被卷入类似法国大革命的风波。维系欧洲秩序的机制需要定期修补，但绝不能被推倒重来。欧洲秩序应该由影响力强、权威性高的大国来主导，战争应该成为欧洲各国解决问题采取的最后手段。英国人认为，权力性影响力应该建立在普遍自由和自治的基础上，国家的进步与安定只能在专制统治和无政府主义的折中状态下实现。

如果有人认为，在负债累累、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英国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加入一场自身影响力极其弱的战争，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通常将上述外交政策描述为堂吉诃德式的外交政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英国人民会要求政府实施堂吉诃德式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在英国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参战时。通过之前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梳理，我们了解到，英国的国家利益往往与贸易和国家安全有着密切联系。亨利·约翰·坦普尔时常被指责为其他国家提供超出自身能力的援助许诺。确实，亨利·约翰·坦普尔实施的外交干涉并不总是明智的，但往往出自正当理由，并且最终能够取得成功。然而，英国对波兰的外交干涉是个例外。英国人对波兰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极度同情。但18世纪，欧洲强国仍然毫无阻力地瓜分了波兰。19世纪，无论是采取外交手段还是付诸战争，都已经无法改变波兰的局势。英国对瑞士和西班牙采取的外交干涉则有所不同，因为瑞士在一定程度上会采纳英国的外交建议。

英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外交关系更复杂。首先，英国与这两个国家面临着爆发战争的风险；其次，这种战争的风险往往会变为现实。“东方问题”是英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外交关系中的棘手问题。我们已经回顾了俄罗斯帝国被剥夺奥斯曼帝国“摄政者”的身份，以及拿破仑·波拿巴公然侵略欧洲国家的行为。拿破仑·波拿巴曾说过：“君士坦丁堡必须成为法兰西人或哥萨克人的领土。”英国人绝不会允许法兰西人或俄罗斯人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尼罗河战争，英国人已经征服了地中海。英国政治家逐渐意识到，如果任何一个充满敌意的欧洲国家占领了黎凡特，英国就有可能会失去印度殖民地。为了保住印度殖民地，英国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也面临着战争和暴乱的危险。

纳瓦里诺战役结束后，取得胜利的英国、法兰西王国、俄罗斯帝国需要迅速承担责任。土耳其海军舰队的毁灭让埃及人钻了空子。实力强悍、野心十足的埃及瓦利^[2]穆罕默德·阿里趁机抓住了这个机会。穆罕默德·阿里从法兰西人那里得到了支持，因为法兰西人从中看到了潜在机遇。欧洲各国必须尽快开会，商讨对策，因为埃及人不仅入侵了叙利亚，而且收买了土耳其海军舰队。然而，法兰西人选择袖手旁观，拒绝参与欧洲协调。此时，事态已经十分严峻。亨利·约翰·坦普尔下定决心，冒着与法兰西人开战的风险，派出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将埃及人赶出了叙利亚，前提是英国人必须帮助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建立统治王朝。外交经验丰富的拿破仑三世辞退了愤怒的法兰西外交部部长阿道夫·梯也尔。法兰西人意识到，此时与英国人开战极不明智。英国外交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保持与法兰西人的友好关系。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始终与路易·菲利普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维持着良好关系。尽管法兰西人时常谈到自己要为滑铁卢战役复仇，但总体来说，法兰西人十分清楚，在滑铁卢战役中，英国的对手不是法兰西人，而是拿破仑·波拿巴。对法兰西人来说，英国始终是帮助自己维持欧洲秩序的盟友。

维多利亚女王

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英国外交政策再次迎来了艰巨挑战，但英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仍在持续。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外交史上的又一个“东方问题”。然而，此时，亨利·约翰·坦普尔已经不再担任英国首相。在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担任首相期间，即1852年到1855年，亨利·约翰·坦普尔只是担任了内政大臣一职。从此，亨利·约翰·坦普尔卸下了重担。他如果更明智，就应该更早地从繁重的外交事务中脱身。斯坦莫尔男爵阿瑟·汉密尔顿-戈登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就曾遭遇极大的困难。乔治·汉密尔顿·戈登无论能力如何高超，仍然不是解决英国外交危机的合适人选。英国需要亨利·约翰·坦普尔回归，只有亨利·约翰·坦普尔才能秉持从容不迫的态度应对危机。

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斯坦莫尔男爵阿瑟·汉密尔顿-戈登

1856年签订的《巴黎条约》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但《巴黎条约》无法为奥斯曼帝国及其信奉基督教的臣民的关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欧洲各国对上述关系的观点日趋成熟。乔治·坎宁和亨利·约翰·坦普尔的继任者则将他们的外交原则发扬光大。如今，许多曾经被奥斯曼帝国入侵和奴役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重获自由，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土耳其势力尚未瓦解。英国外交政策中的“东方问题”总是暗藏危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我们不需要详细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影响英国外交政策的所有事件；不需要详细展示英国外交政策是如何在短暂停滞后重新延续下来的；不需要时刻检验英国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分析世界上发生的所有“棘手问题”；更不需要预测未来，试图勾勒出英国外交政策今后可能或应该采取的路线。上述问题尽管与英国外交政策息息相关，但应该是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关注焦点，而非历史学家的研究重心。历史学家只需要对史实做简要总结。

19世纪后期，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大英帝国的维持和扩张，尤其是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在与欧洲强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英国始终秉持着不干涉的外交原则，不再延续以往通过军事斗争获取重要利益的方式。这种不干涉的外交原则与英国最初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并且延续了其增强自身实力、保卫不列颠群岛等显著特点，强调对外部可能会损害英国利益的任何变化保持警惕。

1861年到1865年，美利坚合众国爆发了南北战争，英国人也深受其影响。“特伦特事件”的发生令英美关系急剧恶化。亨利·约翰·坦普尔迅速采取行动，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也从中协调，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保持了理性和冷静，最终化解了这场外交危机。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成功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在艰苦的战斗后，美利坚合众国北方各州赢得胜利，美利坚人和英国人的友好关系得以延续。

1865年到1871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战争，最终促成了奥匈帝国的建立。在此期间，英国始终秉持着不干涉的原则，因为这些战争都与英国利益无关，也不会导致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威胁到欧洲的势力均衡格局。俄罗斯帝国利用英国的不干涉外交原则，趁战争频繁爆发之际，拒绝履行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条约》。1877年，拒绝履行《巴黎条约》后，俄罗斯帝国立刻派兵入侵奥斯曼帝国。关键时刻，英国及时介入，扭转了局势。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迅速集结了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前往伊斯坦布尔海峡，为当地的英国军队提供援助。1878年的柏林会议阻止了俄罗斯帝国继续担任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本杰明·迪斯雷利买下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最大股份，并且让塞浦路斯成了黎凡特的英国军事基地。本杰明·迪斯雷利对英国外交政策中“东方问题”的影响力仅次于亨利·约翰·坦普尔。

俄罗斯帝国对印度的觊觎是导致19世纪后期亚洲小规模战争的主要原因。英国人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印度的统治。发生在阿富汗、贝洛奇、锡克、缅甸的战争，以及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等发生在亚洲前线的冲突，推动英国建立起了一个团结、自给自足、不容侵犯的帝国。英国在中国和日本追求的外交政策将俄罗斯帝国排除在外。在亚洲，英国大力发展自由贸易，任命能力高超的官员管理亚洲事务。有时，像哈里·帕克斯这样务实能干的英国官员甚至能起到比军队更重要的作用。

超过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仅限于发展殖民地。阿比西尼亚^[3]、阿散蒂人聚居区和南非等地发生的战争结束后，在非洲，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展开和平竞争。谁也不知道这些欧洲殖民帝国的未来会怎样。为了维持和平与合作，欧洲国家穷尽外交资源，竭力做到相互理解，甚至有时会采取仲裁的方式。欧洲的殖民帝国既开拓了非洲市场，也为非洲人民和非洲文明提供了一个更光明的前景。

发展为数众多、意义重大的殖民地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全部。英国外交政策每年都会根据局势变化，做出调整和增添新内容。英国不会再犯18世纪末的错误，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和平关系对英国大有裨益。英国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进一步增强了大英帝国的实力。

“特伦特事件”，美国军舰“圣哈辛托”号（右）拦截英国邮轮“特伦特”号

1878年的柏林会议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

哈里·帕克斯

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埃及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或非洲。20世纪，这种观点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埃及曾获得过一段时间的独立地位，与君士坦丁堡同属神秘的“东方问题”。埃及发生叛乱后，英国介入和干涉了埃及事务，导致英国改变了已经持续一百五十年的地中海政策。小威廉·皮特、乔治·坎宁、亨利·约翰·坦普尔和本杰明·迪斯雷利都曾为现代英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做出重大贡献。他们体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除非英国遇到紧急情况，如当英国贸易和国家财产即将遭遇重大损失，或者英国人民和国家安全遭遇重大威胁时，否则英国外交政策将会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

尽管英国人民可能不太了解，但任何党派的政治家都十分清楚，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英国人的知识水平。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中，历史学也对提高英国人的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研究已经不再仅限于探究史实，也不再只是学者感兴趣的学科，而是开始产生现实意义。历史学更多地发挥了诠释作用，成为照亮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一盏明灯。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在未来，国家可以避免重走弯路。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会为人类带来和平与繁荣。

【注释】

[1]这里实际上指不受正统历史学家认可的篡位者葡萄牙国王米格尔一世。—译者注

[2]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称号，指政区的统治者。—译者注

[3]今埃塞俄比亚。—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