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约翰·丘吉尔率领反法同盟—爱尔兰王国的稳定—联合苏格兰王国—反法同盟中的荷兰人—约翰·丘吉尔的行动取得成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地中海的系统防御—反法联军在西班牙遭遇失败—英格兰王国占领直布罗陀—直布罗陀的重要性—乔治一世在直布罗陀问题上的失误—明智的英格兰人—西班牙人包围直布罗陀—英格兰人控制地中海—西班牙王国与英格兰王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势力范围—美洲的英格兰殖民地—英格兰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西班牙王国对英格兰贸易的态度—17世纪英格兰王国签订的有利条约—搜查权—“詹金斯之耳”

18世纪早期，英国外交史将步入更现代的阶段。此前，威廉三世已经为英国外交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威廉三世驾崩后，约翰·丘吉尔开始负责与英格兰王国的外交盟友打交道。从此，在外交上，英格兰王国赢得了主动权。此前，英格兰人总是认为威廉三世和荷兰人控制了英格兰王国的外交。英格兰人尽管赞同威廉三世的外交政策，但总是害怕这种外交政策无法为英格兰王国带来直接利益和好处。因为安妮女王“纯正的英格兰人”身份，所以她的即位备受欢迎。英格兰人相信，接下来的局势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约翰·丘吉尔面临的障碍很快将烟消云散。他将在外交事业上取得丰硕成果。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当时英格兰王国的国内政策，因为国内政策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与都铎王朝统治时期、奥利弗·克伦威尔担任护国公时期和光荣革命时期相比，安妮女王统治时的国内环境更繁荣安定。爱尔兰局势安定，尽管这种安定是在实施刑法和“新教教徒的优越地位”政策的情况下取得的。上述政策的贯彻过程十分艰难。然而，在詹姆斯二世、天主教教皇和法兰西人等与英格兰人的激烈斗争结束后，实施这种政策十分必要。

威廉三世的政府未能彻底解决苏格兰王国的问题。威廉三世不赞成远征达里恩。达里恩远征失败后，威廉三世也拒绝宽慰受难的苏格兰人。愤怒的苏格兰人用各种方式发泄情绪。这让安妮女王及其大臣更坚信，维护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的团结至关重要。《1706年与苏格兰联合法案》就是英格兰人向苏格兰王国施压的结果。英格兰政府的施压方式虽然很严格，却并不粗暴，反倒十分温和，让苏格兰人很难拒绝。在双方各退一步的基础上，《1706年与苏格兰联合法案》最终颁布了。这种相互体谅的精神，也促成了乔治三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王国与爱尔兰王国的统一。《1706年与苏格兰联合法案》意味着不列颠群岛向统一迈出了一大步。从此，不列颠群岛开始走上团结道路。约翰·丘吉尔不再有任何后顾之忧，因为法兰西人不再尝试从海洋或陆地上入侵英格兰王国，他们在威廉三世统治期间的类似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在荷兰共和国，约翰·丘吉尔集结反法联军。联军以英格兰人和荷兰人为主，还包括汉诺威人、黑森人、普鲁士人和丹麦人。在确保匈牙利和意大利前线安全后，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率领的帝国军队准备与约翰·丘吉尔率领的反法联军共同在多瑙河沿线抗击敌人。尽管在指挥反法联军时遭遇了极大困难，但约翰·丘吉尔仍然尽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战争中获胜。约翰·丘吉尔之所以遇到指挥上的难处，是因为此前负责指挥丹麦军队的荷兰总督一职出现空缺，使丹麦军队失去了统帅。在经历了对抗腓力二世和路易十四的两场大规模战争后，荷兰共和国繁荣的商业贸易被英格兰人抢走。荷兰共和国被其他欧洲国家占尽便宜。实际上，荷兰人本该守护好自己的前线，尽己所能地援助约翰·丘吉尔。

如果不是约翰·丘吉尔担任总指挥，反法联军将会因军令迟缓、缺乏效力而四分五裂。约翰·丘吉尔认为英格兰王国应该在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不是像托利党希望的那样尽量扮演辅助角色。约翰·丘吉尔从战时办公室的辉格党朋友那里获得了军需援助，最终取得胜利。虽然法兰西军队已不再拥有军事指挥能力高超的将领，路易十四的杰出大臣也纷纷离世，但法兰西军队的实力仍不容小觑。幸好威廉三世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何破坏欧洲势力均衡体系的国家都将被群起而攻之。在约翰·丘吉尔的领导下，英格兰王国对欧洲势力均衡体系的控制达到了新高度。1702年，约翰·丘吉尔率领反法联军占领芬洛、鲁尔蒙德等地，1703年占领波恩、于伊和林堡等地。欧洲各国确信大事即将发生。战无不胜的约翰·丘吉尔开始策划发动布伦海姆战役。布伦海姆战役的胜利让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免遭法兰西王国的侵略。如果不是因为英格兰王国国内出现党派分歧，约翰·丘吉尔被妻子萨拉·丘吉尔出卖，那么反法联军一定会一直行进到巴黎城下。

萨伏依的欧根亲王

约翰·丘吉尔的军事行动摧毁了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取得的优势地位，恢复了欧洲的势力均衡，结束了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战争。最终，法兰西王国通过权谋之术而非战争，保证了本国利益。威廉三世和约翰·丘吉尔打了多次胜仗，与其意义相比，其结果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需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评估，并且必须注意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国外交政策出现了新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中为英格兰王国在外交和政治上遭遇的失败寻得些许安慰。

布伦海姆战役

英格兰王国率领反法联军发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主要出于以下目的：先发制人，占据主动；调整欧洲的势力均衡态势；通过强大的海军力量，保护英吉利海峡的安定和英格兰海上贸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后，英格兰王国的势力均衡外交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腓力五世上台后，西班牙王国已变成法兰西王国的一个“行省”。在打破西班牙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的联盟上，神圣罗马帝国与英格兰王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尽管非洲北部海盗横行，但18世纪英格兰王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已十分繁荣。此前，英格兰海军将领罗伯特·布莱克、约翰·纳伯勒都曾与非洲北部的海盗有过激烈交锋。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逐渐发现，前往西方开展贸易能带来巨大利益。如今，西班牙王国被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王国重创后，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保护美洲殖民地上面。如今，葡萄牙王国与英格兰王国签订了《梅休因条约》，建立起更紧密的商贸联系。威廉三世签署的《分治条约》亟待落实，同时英格兰王国需要解决伊比利亚半岛的问题。

英格兰海军舰队和反法联军率先支持奥地利大公查理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随后，奥地利部分军队也对此表明支持态度。英格兰王国还利用西班牙的卡斯蒂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之间的世代恩怨，与阿拉贡王国和巴利阿里群岛结成联盟。在陆地上，神圣罗马帝国迅速出兵。在海上，英格兰海军取得优势。驻扎在意大利的法兰西军队即将溃败。1700年之后，英格兰的外交政策中增加了对地中海的防御措施，目的是保护英格兰王国的海上贸易。

上述军事行动与约翰·丘吉尔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征战形成平行战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里斯本提供了前往西班牙西部的入口，已被彼得伯勒勋爵查尔斯·莫当特攻下。加泰罗尼亚的古都巴塞罗那则提供了前往西班牙东部的入口。一直以来，巴塞罗那都是西班牙卡斯蒂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争夺的中心地带。英格兰海军期望能够在地中海一展身手，让地中海成为英格兰王国的一个湖泊。然而，最终，上述愿想没有实现。也许失败的首要原因是英格兰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过于急功近利。加泰罗尼亚人几代以来都坚定地支持卡斯蒂尔王国。在加泰罗尼亚，作为外来力量的英格兰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并不受欢迎。加泰罗尼亚人发动叛乱主要是为了获得自主立法权。在与卡斯蒂尔的结盟中，加泰罗尼亚失去了独立的立法权。加泰罗尼亚人希望通过发动叛乱重新获得这一权力。然而，在西班牙王国统一后，卡斯蒂尔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解。

虽然法兰西军队在伊比利亚半岛赢得了胜利，但英格兰王国在1704年占领了直布罗陀。1704年，英格兰人沉浸在布伦海姆战役胜利的巨大喜悦中。事实上，占领直布罗陀也许意义更重大，因为这是英格兰王国向领导欧洲迈出的一大步。《乌得勒支和约》签订后，英格兰军队占领直布罗陀的公正性被其他国家质疑。19世纪，有人仍然认为，英格兰军队不应该占领直布罗陀。接下来，我们将从英国外交史的角度出发，为英格兰王国占领直布罗陀正名。

英格兰军队占领直布罗陀

乔治·鲁克

约翰·利克

根据乔治·鲁克的描述，英格兰军队十分轻松地攻下了直布罗陀。约翰·利克则占领了拥有马翁港的梅诺卡岛。梅诺卡岛是英格兰王国在欧洲赢得的唯一战利品，也成了英格兰王国为避免“西班牙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紧密结合，从而威胁欧洲大陆自由和安全”做出艰辛努力的证明。在旁观者看来，英格兰王国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后，虽然约翰·丘吉尔和萨伏依的欧根亲王都取得了胜利，但来自英格兰王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法联军将领并没有取得出色战绩。安妮女王和博灵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责怪其他英格兰将领。法兰西人及其盟友很难相信，经历了异常艰苦的战斗后，他们最终居然能顺利撤退。由于西班牙人承担了绝大部分损失，法兰西人没有因战事失利而陷入过度沮丧。直布罗陀被英格兰军队占领后，西班牙人的爱国热情急剧上升。此时，作为胜利者的英格兰人却陷入危机。法兰西人看似风轻云淡，但对痛失直布罗陀表现出来的失落感并不比西班牙人少。

英格兰王国占领直布罗陀的举动虽然没有让法兰西人像西班牙人那般自尊受损，但严重影响了法兰西王国的后续战略规划。当路易十四建造的强大海军基地土伦也被英格兰军队占领后，法兰西人的战略规划被彻底打乱。土伦和直布罗陀被英格兰军队占领，让刚刚从战争失利中逐渐恢复的法兰西人备感悲痛。占领直布罗陀可以有效保证英格兰王国与意大利、非洲各国和黎凡特的独立贸易往来，还可以保护英格兰王国的海上贸易免受阿尔及尔海盗和其他海盗的骚扰。直布罗陀成为英格兰军舰的中转站，也可以防止海盗的偷袭和破坏。战争爆发时，英格兰王国可以及时切断英格兰王国南部港口与法兰西西部沿海的交通。

土伦(www.daowen.com)

加的斯示意图

此时，西班牙王国已经被分割成两部分。直布罗陀位于西班牙领土的最南端，伸入大海。英格兰人占领直布罗陀后，西班牙王国东部和西部的港口往来中断。占领直布罗陀还可以保护英格兰已经占领的加的斯。加的斯是西属美洲的财富集散地。有了直布罗陀这个极佳的停靠点，英格兰王国可以尽情掠夺西班牙王国在美洲的财富。深陷困境中的西班牙人只能选择淡忘直布罗陀被攻占的屈辱，但更强大的法兰西王国仍然抱有辉煌的海上帝国的梦想，绝不允许西班牙王国就此罢休。法兰西王国准备好时刻提醒西班牙王国此前遭受的屈辱，甚至试图通过与西班牙王国签署秘密条约的方式，支持西班牙人夺回失去的领土。通过强迫西班牙人签署条约的方式，英格兰王国令西班牙人的复仇计划落空，还让西班牙人再次备感屈辱。西班牙人的屈辱情绪是十分正常的。但直布罗陀被英格兰人占领，完全是西班牙人的失误造成的。

詹姆斯·斯坦霍普

起初，我们很难理解，为何英格兰政府遗忘或忽视了直布罗陀对英格兰商贸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意义。乔治一世及其大臣不止一次地坚持将直布罗陀归还给西班牙王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了解汉诺威王朝统治英格兰王国的潜在威胁，以及汉诺威王朝与周边国家微妙而脆弱的外交关系。例如，在1715年的恐慌氛围中，乔治一世并没有意识到，将直布罗陀归还给西班牙王国并不合适。1718年，乔治一世的大臣詹姆斯·斯坦霍普曾急切地试图通过归还直布罗陀的方式，与西班牙人达成协议。1719年的短暂战争结束后，英格兰王国对直布罗陀的管辖权曾一度被废除。但英格兰王国、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与荷兰共和国签订的《四国协议》重新确认了直布罗陀属于英格兰王国。1721年，乔治一世再次许诺“在合适时机和英格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按照公平原则将直布罗陀归还给西班牙王国”。

幸运的是，乔治一世的许诺从未兑现，英格兰议会也绝不会通过他的提议。英格兰人不会随便放弃自己的权利。约翰·丘吉尔更是如此。西班牙人很快忘记了自己遭遇的苦难源自法兰西人。发现乔治一世的秘密提议后，英格兰人异常愤怒。英格兰议会更不可能同意乔治一世的提议。西班牙王国的实际掌权者西班牙王后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曾出言不逊道：“英格兰王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放弃直布罗陀，要么放弃与西班牙王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但英格兰人绝不会放弃其中任何一个，因为这些珍贵权利都是他们努力争取获得的。多个条约也保障了英格兰王国对直布罗陀的管辖权，以及与西班牙王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每年，英格兰王国都要花费五万英镑保卫直布罗陀。对英格兰人来说，这笔钱算不了什么。

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

1726年，在没有提前宣战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直接包围了英格兰军队在直布罗陀的据点。这让英格兰人备感羞辱，也断绝了英格兰人妥协或退让的可能性。西班牙人的进攻没能成功，并且此后的几次侵略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多年后，也就是1757年，老威廉·皮特曾沮丧地试图用直布罗陀换取梅诺卡岛，所幸西班牙人拒绝了他的提议。此后，英格兰王国再也没有表达过归还直布罗陀的想法。

控制地中海是英国在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此，英格兰人不仅可以自由进入地中海和欧洲大陆，还可以在地中海建立军事据点，保障英格兰舰队的航行。英格兰王国开始控制地中海的内海贸易，并且为英格兰舰队建立军事基地。

英格兰王国对地中海的控制让英国外交政策在18世纪初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英格兰王国对地中海的控制逐步增强，西印度群岛的势力分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英格兰王国在西印度群岛开始参与商贸活动和部署海军行动，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击败腓力二世的时期。真正建立起势力范围则有赖于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的卡伯特父子，即父亲约翰·卡伯特和儿子塞巴斯蒂安·卡伯特。其中，塞巴斯蒂安·卡伯特是爱德华六世的海事首席顾问。在英国外交中，卡伯特父子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他们的努力下，在北美的利益纠纷上，英格兰人开始享有仲裁权，正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南美拥有的特权。然而，位于太平洋和西印度群岛中间的美洲中部，包括墨西哥湾并不完全是西班牙人的属地，尤其在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二世在北美开拓殖民地后，这里逐渐出现了一些重要、繁华的社区。

值得注意的是，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与英格兰殖民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葡萄牙殖民地类似，西班牙殖民地对金银采矿业和属地的管理比较松散，并且没有大量来自西班牙王国的移民。西班牙王国对其殖民地的管理方式与英格兰王国对加斯科涅或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管理方式类似。然而，英格兰王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管理方式，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管理英格兰时采用的方式类似—大量朱特人、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在罗马人统治下的英格兰居住，正如现在有许多英国人生活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在北美殖民地居住的英格兰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新英格兰居住着形形色色的移民群体—既有男人、女人、儿童，也有农民、政治家、商人和宗教人士。他们将英格兰祖先的航海习俗和传统带到了北美，充分利用了北美绵长的海岸线和具备有利条件的港口发展经济。他们是卡鲁·罗利及其跟随者的后代，绝不会放弃占领墨西哥湾邻近海域和西印度群岛的绝佳机会。

在管理和维持殖民地秩序上，英格兰殖民者的祖先赋予了他们独特优势。在保护殖民地利益和促进商贸发展，以及确保殖民地的文学、政治和国内政策与英格兰王国保持一致等方面，尽管英格兰殖民者没有多少经验，但这是各国殖民者都面临的问题。我们很少评估在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的发展状况，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英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史，我们必须认真观察北美殖民者利用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湾海岸港口的松散管理一步步策划独立的过程。

下面，让我们一起追溯在美洲殖民地，英格兰王国和西班牙王国爆发冲突的前因后果。首先，我需要梳理一下和平时期的状况，随后再讲述1739年战争爆发的全过程。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人战胜西班牙人的事迹已经被人忘却。在詹姆斯一世努力下达成的《1604年和约》，让西班牙人得以尽情追求美洲殖民的梦想。西班牙人没有意识到北美的英格兰殖民地正在快速增长。他们只希望今后英格兰海军将领弗朗西斯·德雷克、约翰·霍金斯这类人不会再出现在美洲附近的海域。事实上，在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西班牙人认为，英格兰军舰和荷兰军舰在美洲附近“肆意掠夺”。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发动英西战争时，英格兰人不仅占领了牙买加，弗朗西斯·德雷克等人还在特内里费岛大肆破坏西班牙人的贸易活动，掠夺西班牙人的财富。直到1667年，西班牙人才认清现实，默许和承认了英格兰人在美洲的殖民活动。随着《马德里条约》的签订，西班牙王国和英格兰王国交往的基础奠定了。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对彼此的态度有所转变。19世纪，有证据表明，雄心勃勃的路易十四曾对美洲的英格兰殖民地虎视眈眈，导致西班牙王国与英格兰王国在美洲结成联盟。最终，西班牙人为英格兰人在美洲，尤其是西印度群岛以优惠条件开展贸易活动提供了支持。接下来，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英格兰王国与西班牙王国就美洲贸易问题签订的条约。

1648年《明斯特条约》签订现场

1667年，英格兰王国与西班牙王国签订了第一个贸易条约。该条约的开头部分引用了1648年《明斯特条约》的相关内容。《明斯特条约》签订后，荷兰人抢在英格兰人之前获得了贸易特权。当时，英格兰王国的经济仍然不景气。随后，荷兰人在《明斯特条约》中取得的贸易特权也适用于英格兰人。西班牙人还没有提出搜查权概念，仅允许英格兰人在欧洲港口与他们进行贸易。因此，贸易特权覆盖的范围不包括西班牙人的美洲殖民地。1670年，英格兰王国与西班牙王国签订的第二个贸易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没有特殊许可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的殖民地之间不得进行贸易。该条约第十五条规定：“在不违反条约的情况下，各国的航行自由不受侵犯。”同时，该条约中首次出现了与搜查权有关的条款。但为了避免搜查权被滥用，条约特别强调搜查权仅限于搜查武器、弹药和士兵。提出搜查权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防止英格兰军舰向柏柏里海盗提供军需物资。详细梳理17世纪西班牙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签订的条约是很有必要的，1720年到1739年，西班牙人在条约中对搜查权的具体解释最终导致1739年“詹金斯之耳”战争爆发。在与英格兰人签订的条约中，西班牙人宣称自己可以对“港口”附近和公海出行的英格兰商船行使搜查权。

不仅西班牙军舰上的高级舰长和海军上将可以实施非法搜查，而且海岸警卫队的底层军官也会粗暴地行使搜查权。数年后，英格兰商船上已经不载有任何“武器、弹药和士兵”，而是载满西班牙殖民者愿意花高价购买的英格兰货物。

被西班牙人抓捕的英格兰商船船长通常被送往西班牙，关进条件恶劣的监狱。和罗伯特·詹金斯船长的经历一样，很多人都被施以重刑，落下终身残疾。值得注意的是，“詹金斯之耳”战争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伯特·詹金斯船长被西班牙人割下耳朵的故事的真实性始终是个谜。埃德蒙·伯克用“詹金斯之耳”战争作为案例，来表达自己对法兰西大革命的支持。他认为“詹金斯之耳”战争建立在流言之上，体现了“赤裸裸的抢劫和极度的不公平”，但英国人干涉法兰西大革命是完全合理的。

当时，埃德蒙·伯克声称自己对“詹金斯之耳”做过大量精准的研究，并没有遭到驳斥。在很长时间内，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采用了埃德蒙·伯克的观点，认为“詹金斯之耳”是一个编造的谎言。很久后，怀疑埃德蒙·伯克说法的声音才出现。约翰·诺克斯·劳顿教授在国家档案馆翻阅材料时，找到了可以证明“詹金斯之耳”这个故事并非虚构，而是事实的相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