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威廉三世恢复都铎王朝的势力均衡外交政策—辉格党的贡献—被光荣革命拯救的英格兰王国—善良的英格兰人民—不列颠群岛再度统一—威廉三世加强对英吉利海峡的防守—威廉三世的军事领导地位—《分治条约》签署—路易十四试图控制西班牙王国—路易十四试图控制英格兰王国—法兰西王国走向衰落—英格兰王国抓住机遇—威廉三世驾崩时欧洲大陆的实力对比—势力均衡外交政策失去宗教特征—莱茵河附近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英格兰王国的盟友

奥兰治亲王威廉^[1]与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二世的婚姻，让英格兰王国和荷兰共和国化敌为友，也促成了两国人民在威廉三世统治下的团结合作。对欧洲整体来说，这算是一桩喜事。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格兰王国恢复了都铎王朝时期的势力均衡外交政策。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不列颠群岛紧密地团结起来。和平的破坏者法兰西王国被欧洲反法同盟国抵制。英格兰王国与荷兰共和国成为盟友，英吉利海峡的安全得到保障。皇家海军实力持续增强，甚至已经赶上了复兴后的法兰西海军。英格兰王国成为奥格斯堡同盟的核心力量。英格兰议会不仅支持威廉三世恢复势力均衡外交政策，还提供财政支持。英格兰王室、辉格党及托利党齐心协力，努力恢复都铎王朝时期的外交政策。

英格兰王室、辉格党和托利党虽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高度一致，但更多时候处于相互牵制的状态。辉格党经常会从崇高或腐败的动机出发，让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统治期间的英格兰王国持续卷入战争。辉格党是废除詹姆斯二世的主谋，绝不容许詹姆斯二世破坏自己支持的政策。在赢得英格兰人民的广泛支持后，辉格党连续执政四十六年。随后，辉格党分裂成多个实力虚弱、纷争不断的派别。在老威廉·皮特和小威廉·皮特的连续执政结束后，辉格党在大英帝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玛丽二世与威廉三世

光荣革命期间，威廉三世进入英格兰

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时，路易十四已经结束了第一段，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意气风发的统治时期。在阻止路易十四建立全球帝国的宗旨下，奥格斯堡同盟，即大同盟宣告成立。长期以来，欧洲国家都十分畏惧路易十四的权势。此时，只有一人能够担起领导奥格斯堡同盟的重任。威廉三世意识到，自己应该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承担起领导欧洲的责任。英格兰王国恢复其势力均衡外交政策的过程极具研究价值。在该过程中，一系列重要事件发生了：詹姆斯二世鲁莽、轻率地走向自我毁灭；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詹姆斯·斯科特突然失踪，为威廉三世即位铺平道路；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失败；路易十四犯下致命错误，让詹姆斯二世在军事上彻底失利，为最终光荣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蒙茅斯公爵詹姆斯·斯科特

光荣革命为英格兰王国和整个世界带来广泛的积极影响。自1688年11月5日起，英格兰王国恢复了势力均衡外交政策。对此，埃德蒙·伯克曾评论道：“势力均衡一直以来都被各国视作欧洲的习惯法。在参与势力均衡体系的所有国家中，英格兰王国是最忠实的贯彻者。”^[2]埃德蒙·伯克的评价未免过于笼统。对17世纪和18世纪英格兰王国外交政策的调查表明，在四个斯图亚特王朝君主的统治下，英格兰王国的外交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所下降。光荣革命结束后，英格兰王国亟须修正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在外交上的错误做法。否则，当英格兰王国的盟友失利，或深受欧洲大陆国家压迫时，英格兰王国也很难独善其身，甚至有可能重新被天主教控制。英格兰王国必须时刻警惕外部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了将英格兰王国蜿蜒的海岸线转变为永久性的防御线，得到欧洲大陆盟国的支持，英格兰王国必须重拾势力均衡的外交政策。英格兰人深知，抛弃由伊丽莎白一世确立的势力均衡外交政策，将会给英格兰王国带来巨大危害。在光荣革命期间，英格兰人民大放异彩。此前，英格兰人民尽管偶尔会有反抗行为，但不仅备受复辟后斯图亚特王朝的压迫，还要忍受斯图亚特王朝君主糟糕的外交政策及对宪政的公开践踏。英格兰人民发觉，宗教改革的成果正在被破坏。英格兰人的凝聚力因此增强。然而，英格兰人没有忘记战乱和动荡带来的危害。他们不愿意陷入极端境地。英格兰人民但凡能够摆脱无可救药的詹姆斯二世，或者将詹姆斯二世赶到法兰西王国，就绝不会采取发动革命的极端方法。英格兰人民有勇气面对流亡后的詹姆斯二世与英格兰王国的敌人结盟的危险。他们认为，对詹姆斯二世来说，遭受法弗舍姆水手的粗暴对待已经是奇耻大辱^[3]。英格兰人相信威廉三世对詹姆斯二世的恰当处置，足以震慑试图出卖英格兰王国的叛国者。

光荣革命爆发后，詹姆斯二世逃亡

詹姆斯二世在逃亡过程中遭到法弗舍姆水手的粗暴对待

同时，英格兰人民非常清楚，为了赢得光荣革命的胜利，自己面临许多风险，必须放下尊严，付出倾家荡产甚至流血的代价。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英格兰人民必须放弃个人利益。宗教改革的成功以许多英格兰人的生命为代价。时间已经抚平了英格兰人民在宗教改革中遭受的创伤。教育和文学的普及让英格兰人民坚信，发动光荣革命是最佳选择。尽管天主教被迫改革，但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仍让英格兰人担忧不已。英格兰人民相信，遵循传统才是最安全的选择。他们希望伊丽莎白一世的势力均衡外交政策能够得到延续。

光荣革命后，英格兰王国面临的紧迫而关键的任务，就是恢复此前被詹姆斯二世打破的爱尔兰与英格兰的统一局面。历任英格兰君主都非常清楚，爱尔兰与英格兰王国的分离必然会为英格兰王国带来灾难。

威廉三世登基后建立汉诺威王朝，图为英格兰王国汉诺威王朝的皇家盾形徽章

爱尔兰与英格兰的距离如此近，英格兰王国自然不能忽略爱尔兰的重要地位。爱尔兰由于国土面积有限，必须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才能获得独立。因此，重获权力后，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立刻采取行动，将爱尔兰纳入统治范围，派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前去管理爱尔兰。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们也利用手中有限的力量，继续占领着爱尔兰。

金雀花王朝时期，苏格兰人会偶尔入侵英格兰。苏格兰人这种恶作剧式的侵略行为，让随后的英格兰君主充分吸取了教训。15世纪爆发的英国内战让爱尔兰人有了可乘之机。兰开斯特家族在爱尔兰屡次遭遇危机，因为爱尔兰是其死对头约克家族的大本营。亨利七世执政时，爱尔兰人曾大力支持珀金·沃贝克的叛乱。都铎王朝的君主具有极强的政治洞察力，决心让英格兰王国跻身欧洲强国之列。他们都意识到爱尔兰是英格兰王国维持安定的软肋，再加上此前西班牙王国曾利用爱尔兰入侵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君主对爱尔兰人采取了诱降策略，由英格兰王室对爱尔兰实行直接管辖。詹姆斯一世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通过加强对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各郡的管理，巩固了爱尔兰的防御和安全。奥利弗·克伦威尔也意识到爱尔兰的重要性，在取得英国内战的胜利后，于1652年签订了针对爱尔兰的《克伦威尔协议》。最终，接受法兰西天主教资金支持的詹姆斯二世，决定让法兰西军队守卫爱尔兰并对抗英格兰军队。威廉三世的胜利凸显了英格兰王国的优势。

以上叙述虽然简洁，但展现出光荣革命爆发前五百年里英格兰王国和爱尔兰的关系。18世纪末，爱尔兰叛军让法兰西人再度卷入纷争，英格兰王国和爱尔兰也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所谓的“格拉顿议会”^[4]随之解散，英格兰议会成为爱尔兰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的唯一议会。此前分别独立的议会给英格兰王国造成了严重威胁，也让英格兰王国的敌对国家不断入侵爱尔兰海岸。终于，这种局面在持续了五百多年后结束。从此，自我防御因素超越了种族、情感等因素，成为决定英格兰王国与爱尔兰王国关系走向的重中之重。

玛格丽特·都铎

弗洛登战役

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一支骑兵部队在邓巴战场

和之前的君主一样，威廉三世需要先保证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的团结，才能正式实施外交政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后来继承了英格兰王位，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这是都铎王朝外交政策的直接体现。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都铎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结为连理，影响了接下来一百年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的关系。然而，王室之间的联姻不足以让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完全团结。在英国内战中，苏格兰人民重新燃起了强烈的宗教情感，成为议会派的坚定支持者。弗洛登战役爆发后，苏格兰人的战略地位变得更重要。然而，1650年，在邓巴，奥利弗·克伦威尔率军击败纽瓦克勋爵戴维·莱斯利率领的苏格兰保王派军队，为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的重新联合奠定了基础。代表斯图亚特王朝势力的邓迪子爵约翰·格雷厄姆去世，为威廉三世统治凶猛好战的苏格兰人清除了最后的障碍。威廉三世通过一系列宗教宽容政策确立了统治地位。在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1706年到1707年分别通过《联合法案》时，安妮女王别无选择，必须继续维持苏格兰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的团结关系。

通过采取比伊丽莎白一世更坚定的势力均衡外交政策，威廉三世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欧洲，威廉三世努力寻找盟友，增强自己对欧洲势力均衡体系的影响力。在陆地和海上，威廉三世与欧洲独裁统治者对抗。路易十四曾经利用英国内战，大幅提升法兰西王国的实力。然而，1688年，路易十四错失良机，未能及时攻击前往英格兰王国的威廉三世，随后又接受了错误的建议，没能利用自己手下强大的海军为爱尔兰人提供帮助。当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时，路易十四再次酿成大错：在战争中没有让法兰西海军上将安内·伊拉里翁·德·科斯唐坦独立决策。当时，安内·伊拉里翁·德·科斯唐坦本有能力指挥法兰西军队在比奇角反败为胜。尽管一些历史学家选择为托灵顿伯爵阿瑟·赫伯特正名，但作为威廉三世任命的第一个海军上将，阿瑟·赫伯特的军事能力显然不足以赢得比奇角战役。皇家海军上将爱德华·罗素则以手下一半的兵力，击败了被迫听从路易十四错误指令的安内·伊拉里翁·德·科斯唐坦。在光荣革命的背景下，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英格兰海军指挥官并不容易。虽然英格兰海员对光荣革命充满热情，但海军军官仍然十分怀念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法兰西海军上将安内·伊拉里翁·德·科斯唐坦

比奇角战役

最终，在荷兰海军舰队的高效协助下，威廉三世成功清退了英吉利海峡的法兰西军舰，让荷兰军队踏上了回国之路。英吉利海峡的安全状态是威廉三世变革英格兰外交政策的必要保障之一。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国新教教徒的领袖，在丹麦人的支持下，威廉三世屡战屡胜，解放了备受奴役的欧洲人。率领着顽强不屈的英格兰军队和丹麦军队，威廉三世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在兰登战役和斯德克尔克战役中痛苦挣扎后，那慕尔之围让法兰西人意识到，打败英格兰人十分困难。1603年到1697年，势力均衡理念被长期搁置。1697年，《赖斯韦克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势力均衡理念的复兴。英格兰人再次成为势力均衡理念的忠实贯彻者。

斯德克尔克战役

那慕尔之围

签订《赖斯韦克和约》

威廉三世统治后期，一系列《分治条约》先后失败，革命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大不列颠传统的外交政策开始复兴。尽管有些用力过猛，但《分治条约》充分展现了势力均衡系统最成熟的形式。疯癫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驾崩后，路易十四的次孙腓力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这引发了欧洲各国的不满。为了防止法兰西王国吞并西班牙王国，甚至再次称霸欧洲，欧洲各国希望重新划分其领土。从《分治条约》秘密签订的方式，我们可以猜测《分治条约》的签署也许还存在势力均衡之外的考虑。英格兰王国签署《分治条约》的目的，则是避免和其他北欧国家共同参与地中海事务。当时，西班牙王国统治着意大利。在法兰西海外殖民地进一步壮大的情况下，黎凡特的贸易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其他欧洲海上强国的海军实力也将被削弱，甚至被摧毁。各国签订《分治条约》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法兰西王国再次称霸欧洲。根据《分治条约》，法兰西王国只能分到意大利南部及西班牙王国的吉普斯夸省。西班牙大部分、荷兰共和国和印度群岛被划分给年轻的巴伐利亚选帝侯约瑟夫一世。当时，比起其他权力强大的君主，欧洲各国普遍认为巴伐利亚选帝侯威胁较小。伦巴第则被分给当时仍是奥地利大公的查理六世。(www.daowen.com)

后来，巴伐利亚选帝侯约瑟夫一世去世，《分治条约》从此失效。第二次签署的《分治条约》将西班牙王国交由当时仍是奥地利大公的查理六世统治。作为交换，奥地利大公查理六世愿意将伦巴第让给洛林公爵利奥波德。

巴伐利亚选帝侯约瑟夫一世

奥地利大公查理六世

腓力五世

卡洛斯二世

很快，英格兰人发现，两次签署的《分治条约》不仅无法巩固自身利益，而且完全倾向于荷兰人和德意志人。西班牙王国的领土被欧洲强国私下瓜分，这让西班牙人有苦难言。从血缘上看，腓力五世是卡洛斯二世最近的王位继承人。因此，尽管西班牙王国面临着被法兰西王国吞并的风险，濒死的卡洛斯二世依然只能让路易十四的次孙腓力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路易十四不再有任何顾忌，立刻接手了卡洛斯二世的遗产，弥补了此前战败的损失。在英格兰，因为英格兰王国在《分治条约》中并没有获得过多利益，所以威廉三世逐渐失去民心，驾崩前退居荷兰。威廉三世始终怀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并且为欧洲的势力均衡体系奋斗终生。他让英格兰王国重回外交巅峰—担任欧洲联盟的领导者和势力均衡外交原则的捍卫者；他修复了英格兰王国和荷兰共和国这两大海洋强国的关系，为后来欧洲的平衡局面打下基础；他让英格兰王国、苏格兰王国和爱尔兰王国团结起来；他将英格兰王国带上了自由、安宁和繁荣的道路。后来的英格兰人视威廉三世为一位明君，认为他可以让不列颠走向辉煌。后人的评价对威廉三世是一种慰藉，可以淡化他在《分治条约》上的彻底失败。驾崩前，威廉三世已经意识到，英格兰人对自己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数额庞大的拨款、冷淡的态度^[5]必定颇有微词。

法兰西王国将腓力五世推上西班牙王座后，欧洲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1701年詹姆斯二世驾崩后，法兰西王国试图让路易十四的次孙腓力五世登上西班牙王位。这给英格兰人再次敲响了警钟。英格兰人开始警惕法兰西王国的扩张野心。路易十四大力支持詹姆斯二世的后代夺回英格兰王位。威廉三世驾崩前，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的才能还不为人知，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的詹姆斯党人势力远比人们想象的强大。

詹姆斯二世驾崩

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

逐渐衰老的路易十四变得更贪婪。法兰西宫廷里都是溜须拍马的平庸之辈。路易十四如果像年轻时那样精力充沛、眼光长远，就会发现自己对英格兰人的满腔敌意最终反倒帮助威廉三世实现了英格兰王国的振兴。路易十四没能抵制住发动战争的诱惑，导致法兰西王国走上了衰败之路。法兰西人民总是在统治者犯的错误中受尽磨难。

很快，路易十四意识到时间紧迫，下令让荷兰卫戍部队立刻撤出前线城镇。这样一来，英格兰王国别无选择，只能迅速加入这场已经耗费上百万英镑、造成上千名人员伤亡的战争。在战争中，英格兰人异常团结。在威廉三世的英勇指挥下，辉格党和托利党紧密协作。威廉三世紧急安排约翰·丘吉尔指挥荷兰共和国境内的反法联军。约翰·丘吉尔不仅才能过人，还是安妮女王的密友及其子格洛斯特公爵威廉王子的监护人。威廉三世恢复势力均衡外交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复兴英格兰王国的举动不会招致任何忌妒。当面临共同的敌人时，英格兰王国的内部斗争戛然而止。英格兰人十分熟悉战争的流程和准备工作。军官、士兵、军需都已经准备好，只等着作战号角吹响。此时，年幼的格洛斯特公爵威廉王子突然逝世。威廉三世必须保证自己足够长寿，才能团结1701年《王位继承法》涉及的各方人士。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为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提供了法律依据。《王位继承法》将乔治一世设定为安妮女王的继承人，确保了英格兰王国势力均衡的外交政策传统能够被重新巩固。

安妮女王

格洛斯特公爵威廉王子

乔治一世

1702年3月，威廉三世结束在英格兰王国的统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18世纪初欧洲大陆的发展情况。在四十五年的漫长斗争后，伊丽莎白一世坚决贯彻的外交政策，最终让欧洲实现了势力均衡。势力均衡体系既继承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基本内容，也因英格兰王国面临的急切困境而有所发展。宗教改革非但没有带来和平，反倒引发纷争。宗教改革让欧洲陷入冲突，宗教问题成为引发政治冲突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不是路易十四对当时的欧洲势力均衡局势造成了更大问题，宗教问题极有可能会引发全欧洲范围内的战争。尽管如此，宗教问题仍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棘手难题。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王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失败策略，让奥地利大公国等天主教国家更坚信，要想获得独立就必须抑制天主教的复兴，与其他新教国家一同对抗法兰西王国。其实，法兰西王国也一直贯彻着上述原则。法兰西王国沿袭的“高卢自由”传统让独立和反叛精神深深扎根于天主教教徒的内心。威尼斯共和国也是如此。威尼斯作家保罗·萨尔皮将独立和反叛精神通过其作品传播到欧洲大部分地方。弗朗索瓦一世甚至与土耳其人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势力联盟，共同对抗奥地利大公国和胡格诺派教徒。亨利四世统治时期，法兰西王国国内甚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试图将法兰西王国转变为新教国家。

当然，法兰西王国不可能变成新教国家。亨利四世为了稳固统治改变了自身信仰，但仍然采取了势力均衡的外交策略，将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当作与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和其他天主教国家对抗的新教的领导者。法兰西王国虽然无法接受一个信奉新教的国王，但可以掌控欧洲的势力均衡体系。随后，枢机主教黎塞留与丹麦王国和瑞典王国的新教教徒国王组成新联盟，成功控制住西班牙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可以说在路易十四的领导下，法兰西王国逐渐成为欧洲各国的领头羊，在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前让丹麦人和英格兰人保持了中立。奥地利大公国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巴拉丁选帝侯国覆灭后，一度坚定追随天主教教皇的巴伐利亚选帝侯国势力迅速增强，甚至经常与法兰西王国联盟，严重威胁到奥地利大公国的安全。

莱茵河附近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始终没有与神圣罗马帝国合作。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制度过于松散和缺乏凝聚力。宗教改革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者和法兰西王国支持者的分歧。事实上，在神圣罗马帝国，上述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时期。莱茵河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和加洛-法兰克人的聚居地之间架起天然屏障，让北海到意大利之间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纷纷独立。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的战乱局面就源于此。在本书中，我将一直追溯到加洛林王朝的历史。

“大胆”查理

洛塔林和洛林不过是一个强大但分散的国家拥有过的部分领土。中世纪，在“大胆”查理的领导下，洛塔林和洛林等地曾经有机会被合并，成为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一个独立王国。“大胆”查理让佛兰德斯和勃艮第的实力一度壮大。然而，瑞士人和洛林人击退了“大胆”查理的入侵，使他的计划落空。在随后发生的数场战争中，强大起来的法兰西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纷纷占领了洛塔林和洛林等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波拿巴统治期间的法兰西帝国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法兰西帝国以莱茵邦联作为伪装，企图吞并法兰西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领土。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也了解到神圣罗马帝国最终成功反抗。19世纪初，欧洲强国已对洛林和阿尔萨斯部分领土的争夺战画上句号。但相关领土的纠纷因比利时王国、荷兰共和国、卢森堡大公国和瑞士联邦的中立态度而始终存在。

威廉三世驾崩

彼得大帝

威廉三世驾崩后，英格兰王国的盟友，即奥地利大公国、荷兰共和国、佛兰德斯与神圣罗马帝国西部的诸侯国都十分担忧英格兰王国的安危。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彼得大帝打算让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强国行列。普鲁士王国则竭力冲破勃兰登堡选帝侯的束缚，准备在接下来的纷争中彰显自身实力。在欧洲北部，波兰人开始放任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迅速扩张。鞑靼人则频繁骚扰东欧的中南部。尽管弗朗索瓦一世曾经利用奥斯曼帝国在西欧构建势力均衡体系，但由于波斯帝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奥斯曼帝国逐渐退出了该体系，甚至一段时间内在东欧只能起到象征性的平衡作用，因为当时在东欧，波兰人、利沃尼亚人、普鲁士人和俄罗斯人势均力敌。

《乌得勒支和约》签订前，英格兰人无法预测，西欧国家过度追求势力均衡的做法究竟是好是坏。不过，我们十分清楚，英格兰王国坚持的势力均衡外交政策并不是腐败时期的产物，也没有对后来欧洲的发展产生致命的消极影响，而是自我牺牲和深谋远虑的公共意识的结果，并且让加入势力均衡体系的国家从中受益。

【注释】

[1]即位后为威廉三世。—译者注

[2]埃德蒙·伯克：《论弑君的和平》，第196页。—原注

[3]1688年12月12日，詹姆斯二世试图逃跑时曾躲在谢尔尼斯岸边的一艘船中。一个法弗舍姆水手发现他，并将他囚禁在当地市场的一间屋子里。—译者注

[4]1782年宪法给予了爱尔兰在立法上的独立地位，该时期的议会被称为“格拉顿议会”，以当时爱尔兰主要领导人亨利·格拉顿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5]尽管是出于政治动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