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恩奎斯特（Mikael Hörnqvist）　著

在马基雅维利的学术研究中，军队所占的地位尽管无可争议，却也不无矛盾。大多数论者同意，马基雅维利对军事事务的关心处于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且当时意大利的军事危机决定性地影响了他的观点。马基雅维利认为军队和军事力量是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得到广泛认可。学者们也同意，起草1506年新的佛罗伦萨民兵条例，是马基雅维利秘书长生涯中一次影响其思想的重要经历；而关于一支征召军队（conscript army）或公民民兵（citizen militia）的思想，是马基雅维利受古典影响的共和主义的关键因素。

尽管人们广泛认同军队在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地位，但迄今为止，他最系统、详细地分析军事组织和战争模式的著作《兵法》（1521年），在其主要作品中始终研究得最少。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对《兵法》相对缺乏兴趣说得通吗？本文分析马基雅维利的军事经历及其讨论军事问题的著作，并对《兵法》作一评论。我将对比这一晚期作品与马基雅维利写于早期的、与民兵方案有关的备忘录，以及他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关于军事事务的理论，由此追问两个问题：《兵法》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和军事方案？他的军事经历，以及他在1506年的民兵条例中扮演的角色，以何种方式准备或预示了其主要作品中关于军事事务的观点？

必须在意大利战争及意大利军制在16世纪前后遭遇的普遍危机这一语境中，来看待马基雅维利的军事经历和理论。在火器，包括野战火炮和手持武器开始在战场上起更重要作用的时代，中世纪的军事组织和战争模式迅速变得过时。佛罗伦萨的情形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这座城市顽固地拒绝引入必要的军事改革，而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15世纪就已开始实施这些改革了。佛罗伦萨的邻邦都在尝试政府控制军队的新模式，为军事问题创建专门的行政机关，并提高税收以支持常备军的建立，而这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富商们仍不愿为维持永久的军事组织提供财源，继续依赖短期雇佣军保卫城市。这一政策阻碍佛罗伦萨扩张并向托斯卡纳及中意大利推进霸权，城市没有武装，虚弱，面对外敌入侵根本无力抵抗。1494年的法兰西入侵，导致美迪奇家族遭到驱逐，共和国失去大部分重要的附属城镇及比萨的港口，自那以后，很多批评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基雅维利，尖锐抨击上层集团领导不力，忽视军事事务。

1499至1503年，马基雅维利以政府特使身份出使皮斯托亚和阿雷佐，在此期间，以及在他担任第二秘书厅秘书长，负责处理佛罗伦萨与其属地的关系期间，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军事危机和佛罗伦萨领地国家的崩塌。瑞士人试图模仿古代罗马的民兵，博尔贾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古代军事领主的现代版，马基雅维利受这些人以及他本人所读的古代史家和军事专著的影响，开始发展为佛罗伦萨制定新的民兵条例的想法。这一想法最早出现于他1504年5月的通信，那年晚些时候，他在第一篇《十年纪》中谈到佛罗伦萨的军事弱点，那是一篇以诗体写作的意大利编年史，内容始于1494年法兰西的入侵。马基雅维利早就知道，不可能武装一座充满派系斗争的城市，因此他接受了这一折中方案：从紧邻的周围乡村（即城郊［contado］）招募一支农民民兵。他的提议中最为新奇的想法是：以业余士兵为基础，在整个地区创建一个永久的军事组织，甚至在和平时期仍持续招收和训练士兵。

1505年夏季和秋季，雇佣军在比萨前线的糟糕表现为建立民兵铺平了道路。经过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及其兄弟沃尔泰拉枢机主教弗兰切斯科的聪明操作，这一提议在立法委员会得以顺利通过。1505年12月30日，马基雅维利被派往穆杰洛（Mugello）和卡森提诺（Casentino）地区，开始招募、装备和训练15岁到40岁的应征者。在早期阶段，他密切参与这一方案的所有层面。也许是得到马基雅维利推荐，博尔贾以前的心腹、因残忍而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头领科雷利亚（Don Miguel de Corella，在意大利以Don Michele或Micheletto知名），被雇为“城郊和乡镇的守卫队长”，在新民兵中及整个城郊整肃纪律。1506年，马基雅维利写了《论组建民兵的理由》（“Cagione dell’Ordinanza”），又名《论佛罗伦萨军队的组建》（“Discourse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lorentine state for arms”），他在文中为新民兵辩护，并概述新民兵的结构，还解释了为什么出于安全考虑，征兵要从城郊而不是城区或边远的乡镇开始。委员会于1506年12月6日正式批准组建民兵，并决定在和平时期将其委托给一个新的机构，即民兵九人委员会照管，而在战争时期则由外交政策与军事事务十人委员会照管。1507年1月10日，经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九人委员会，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长，他同时还担任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和十人委员会秘书的职务，直至1512年。

马基雅维利从未在战场上指挥部队，但在担任九人委员会秘书长期间，他获得了关于军事事务的广泛而直接的经验。除了管理与那些监督军事活动的文职专员的官方通信之外，他的日常职责还包括雇用队长以及训练和装备民兵连。他在比萨城外的佛罗伦萨军营度过了1508和1509年的冬天。1509年3月7日，他在皮翁比诺（Piombino）就该港口的移交事宜进行谈判；1509年6月4日，当比萨正式签署投降书时，他是联署者之一。收复比萨可以说是马基雅维利秘书长生涯的顶点，自此之后，他似乎将注意力从民兵移开了，除了两条与这一主题略微相关的备忘录之外，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在从政的最后几年参与了军事活动。1512年8月29日，主要由民兵组成的佛罗伦萨军队在普拉托被西班牙部队打垮，此时马基雅维利显然没有在场。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9月份美迪奇家族的复辟，并导致了共和国以及马基雅维利的民兵的瓦解。

引入民兵是马基雅维利从政生涯中记录最详的事件之一。借助各种出版和未出版的资料，我们得以窥见该方案背后的思想并详细追踪他施行方案的过程。除了上文提到的《论组建民兵的理由》，马基雅维利还写了几篇备忘录，广泛地处理新兵招募、民兵连的组织、将领的权威、惩罚的实施、部队纪律、骑兵改革、围攻比萨可用的方法、选举新的步兵队长等问题。他的通信以及他在《李维史论》和《兵法》中的回顾性评论，为我们理解他在这一尝试中的角色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他的同时代人也提供了其他有价值的描述，尤其是圭恰迪尼的《佛罗伦萨史》（Storie fiorentine）。

在民兵备忘录中，我们第一次发现构成马基雅维利军事思想的核心观念：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武装（arme proprie）非常重要。凭借这一人文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他坚决主张，经验表明，从自己统治的属民中培养出来的部队比外国雇佣军更可靠。在这些早期作品中，马基雅维利宣称“自己的武装”是所有成功国家的奠基石。《论组建民兵的理由》的序文断言，在所有帝国、王国、君主国、共和国以及任何运用权力的地方，基础都必须是“正义和武装”；他雄辩地指控佛罗伦萨“几乎没有正义且根本没有武装”，并谴责共和国基础软弱，面对外部威胁时不堪一击。佛罗伦萨人在过去的百年里“没有武装”也过来了，还在每种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这虽是历史事实，但不应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未来继续如此。马基雅维利声称，时代变了，为了保持自由，城市必须将自己武装起来，并通过公共法令采用新的军事结构。⁽¹⁾在1506年12月创立民兵的法令中，马基雅维利回到共和国的基础在于武装这一主题，在将该主题应用于佛罗伦萨时作了轻微但重要的调整。他在该法令中也说，所有共和国，就得到维持和发展而言，“其首要的根基乃是两样东西，那就是：正义和武装”。⁽²⁾但与他在《论组建民兵的理由》中所写的情况相反，佛罗伦萨现在据说有“良好和神圣的法律”以及相当稳固的司法机关，所缺唯武装而已。无疑，作出这一改变是为了不冒犯他的政治上级——如果这一提议有任何机会在立法委员会获得批准的话。

但“自己的武装”及在城郊招募步兵如何能有助于佛罗伦萨的重建？为了追踪马基雅维利的这条思想线索，有必要更加仔细地观察他在最初几年如何组织和使用民兵，以及为此而通过的法令所用的语言。这些文本似乎表明，这一方案的监督和执法功能，与建立一支战斗部队的功能相比，不是一般重要，就是更加重要。这些作品持续地关注不服从问题、不规矩行为以及民兵和全体城郊人口中的大叛乱。不管民兵的更大目标是什么，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民兵的组织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视民兵为一种将城郊属民与共和国连接得更为紧密的强大工具。理解民兵这一方面的关键是，在马基雅维利的“自己的武装”这一概念中，“自己”指的不是那些持有武器的个人，而是向他们发号施令的国家或城市。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马基雅维利的民兵连，并非由那些为了共和国的共同防御而聚在一起的城市居民或富裕的农村有产者组成。相反，他们是没有或只有有限公民权的农民，受法令强迫而服役。应征者被置于共和国及其将领们的权威之下，装备的武器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而属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以此方式，倘若如愿，武器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律和组织会起到一种统一元素的作用，将之前结构松散的佛罗伦萨领地国家紧密相连。

在城郊制造忠诚的属民这一运动也以另外几种方式进行。马基雅维利很重视将领的权威，以及他们惩罚那些不听招呼或不服从命令的应征者的权力。从针对轻微犯罪的罚款，到针对擅离职守和参与武装政治斗争的死刑，惩罚形式多种多样。官方通报提及针对城郊的严厉惩罚，甚至包括烧毁房屋。毫不奇怪的是，考虑到马基雅维利对该方案的参与，以及新近萨沃纳罗拉布道的影响，宗教信仰以及对上帝的恐惧也被调动起来，用于强制服从和建立忠诚关系。1506年12月的法令要求应征者手按神圣的福音书，以“最有效的对灵魂和身体两方面都有强制力”的言语宣誓，与此同时，他们还被告知各种易犯罪行的惩罚。通过使用不同的标志，能够清楚地看到城郊被组织和划分成各地方民兵连。引入新条例也意味着，带有佛罗伦萨标志——马尔佐科（Marzocco）⁽³⁾的狮旗，将在所有乡村的上空飘扬，尤其在假期，那时各民兵连都在训练。鉴于这一证据，马基雅维利在1506年1月致十人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所说，新条例是“一个改革行政区的方案”（una impresa di riformare una provincia），⁽⁴⁾就几乎不能被指责为夸大其词。但随之而来的对城区的武装——如《论组建民兵的理由》中所规划的（尽管从未实现）——是否意味着这一纪律改革向首都的延伸？

马基雅维利清楚地意识到，在佛罗伦萨引入新的军事秩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506年最初的条例把应征者限制在城郊农民，而不包括佛罗伦萨公民，这样的民兵与古代罗马民兵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然而，马基雅维利及其最亲密的伙伴们的意图在于，将条例延伸到城区和乡镇的附属城镇。他在《论组建民兵的理由》中为一开始不武装乡镇的附属城镇给出了理由，该理由似乎坦率且充分。城郊居民之可靠，是因为他们除了佛罗伦萨便无处寻求保护，因此“不认任何其他保护人”，而乡镇（dislretto）的附属城镇，比如阿雷佐、圣西波尔克罗、科尔托纳、沃尔泰拉、皮斯托亚、科莱、瓦尔德萨和圣吉米尼亚诺，常常公然与佛罗伦萨为敌，只求恢复自己的独立。如果佛罗伦萨为这些城镇提供武器，它们最有可能用来反抗佛罗伦萨，而非保卫共和国对抗外国政权。因此，必须等到城郊已完全军事化组织起来之后，才能武装乡镇。至于为什么武装佛罗伦萨本身也应推迟，马基雅维利变得有点闪烁其词。他提出，因为城市的角色是下命令和提供骑兵，又因为学习下命令比学习服从更难，因此一开始在城郊强制服从，比一开始在城市任命将领更可取。这很难说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这一看似无力得不同寻常的论据，多半应视为对一个敏感话题的巧妙处理。据圭恰迪尼的说法，接受民兵的首要障碍之一，是普遍存在于佛罗伦萨领导层的恐惧：他们生恐索德里尼及其支持者们会用民兵来攫取专制权力。⁽⁵⁾将城市的武装推迟到一个遥远且未明言的未来，是有助于民兵成为可能的战略性妙举之一。

1512年，民兵在普拉托耻辱地失败，马基雅维利随即被免职，这些丝毫没有抑制马基雅维利对军事问题的兴趣；他晚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城防工事的巡视员，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始终不减。他的各主要作品突出展示了这一兴趣。尽管散见于其外交报告和备忘录的文字清楚表明，马基雅维利在1512年之前就已开始发展一种将政治考虑与军事考虑联合起来的综合理论，但为了获得更系统的论述，我们必须转向其后秘书长（post-chancery）生涯的理论著作。

《君主论》关于军事事务的论点，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据认为与上述民兵文件有关的要点：国家的基础在于武装；“自己的武装”这一概念；引入新的军事秩序是一个渐进过程。《君主论》宣称，“好的武装”结合好的法律和好的习俗，是所有强大国家的基础，这呼应了《论组建民兵的理由》中的观点。根据第12章，好的武装甚至比好的法律更加基本，因为“没有好的武装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好的法律，而有好的武装的地方就一定有好的法律”。《君主论》的明确目标，是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新君主国，马基雅维利在那一章征引著名的萨沃纳罗拉，暗示佛罗伦萨缺乏武装。这位多明我会修士在1494至1498年间通过圣马可讲坛和大教堂，影响了佛罗伦萨的政治。得势之初，萨沃纳罗拉以先知身份宣布神启，他的政治和宗教改革获得了普遍支持。但马基雅维利在第6章评论说，当佛罗伦萨人开始怀疑他时，这位修士缺乏必要的手段“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无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在一个著名段落中，马基雅维利说，跟所有“非武装的先知”一样，萨沃纳罗拉“同他的新制度一同毁灭了”。假如萨沃纳罗拉能够以武装力量支持自己的创新和神启，他就能保持“强大、安全、尊荣和成功”。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卷三，第30章）中又谈到这一事件，他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宗教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修辞操控，能使权力里里外外都带上一种使事物正当化的、动员性的姿态，但不能代替武装成为权力本身的可行和持久的基础。

在《君主论》第12和第13章，马基雅维利旗帜鲜明地宣告他对“自己的武装”胜于雇佣部队的信仰，并攻击意大利的雇佣军体系。他将武装分为三类，“自己的武装”、援军和雇佣军，视后两者为完全无用而摒弃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援军和雇佣军完全有害，因为这两种武装不忠、贪婪、野心勃勃，并且缺乏团结、纪律以及对上帝的敬畏。即使援军和雇佣军有时证明在军事上有效，它们仍然危险，因为自利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使之成为对雇主国的一个威胁。相反，本国军队则更忠诚、更可靠，而且作战更有决心，因此是各共和国的首选，也是君主们的首选。“自己的武装”是德性的标准，因此是一种与机运斗争并掌控机运的手段。一个缺乏自己的武装的君主国不可能安全，因为“它完全依靠机运”，并且不具备用以“在不利的情况下”防卫自己的德性。⁽⁶⁾

在《君主论》中，以“自己的武装”建立牢固的基础本身并非终点，而是某一过程的起点。马基雅维利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博尔贾努力从对别人武装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在其叙述中极为明显。博尔贾以无情的诈骗解决了他自己的军阀奥尔西尼（Orsini）、维泰利（Vitelli）、费尔莫（Oliverotto da Fermo）及其他人，之后，也许还带着法兰西国王的祝福，博尔贾开始拉开自己与法兰西人的距离，寻求新的联盟并在罗马涅加强自己的权力根基。马基雅维利认为，当博尔贾的父亲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于1503年意外去世之时，这位公爵在为自己未来的权力打下坚实基础的道路上已经行了很远。尽管他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但他毫不妥协地追求一个基于自己的武装的坚实基础，使他在马基雅维利眼中成为新君主们应该仿效的楷模。

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重复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一支好的民兵是任何强大国家的基础，没有军队的支持，什么好东西都不能够持久。他的主要例子是罗马富有传奇意味的建国，罗慕路斯杀死兄弟，使自己成为这座城市唯一的统治者，把权力授予元老院，只给自己保留召集元老院会议和发号施令的权利（《李维史论》卷一，第9章）。据马基雅维利所言，这一罗马的例子告诫人们，应该将行使军事指挥权和控制军队视为君主独有的特权。在描写罗马前91至前89年同盟战争（Social War）的胜利时（《李维史论》卷二，第4章），马基雅维利进一步宣讲不应信任别人的武装这一教训。有一段时间，罗马人允许诸意大利同盟与他们生活在平等的法律之下并参与他们的征服，但仍为自己保留了“大权在握的职位和发号施令的权利”。后来，诸意大利同盟反叛罗马日益增长的权力，这一进取模式中所蕴含的智慧方变得清晰起来。罗马新近征服的非意大利属民服从罗马将领，把罗马而非罗马的诸同盟视为保护人和领主。因此，罗马人现在能以罗马的武器装备他们，利用他们造成钳形攻势以镇压暴动。这个例子进一步凸显了马基雅维利的“自己的武装”这一观念易扩张的、固有的帝国主义本性及其与主权、征服和领土控制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李维史论》中的古代罗马共和国是“自己的武装”的德性典型，那么，当代佛罗伦萨的例子正好表明了忽视这一建基原则的代价。马基雅维利指出，佛罗伦萨起源于罗马治下一个不自由的殖民地，为了走出其强大建立者的阴影，曾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城市最终开始塑造自己的制度，但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结果成了集新旧元素于一身的杂乱的混合物。因此，佛罗伦萨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或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李维史论》卷一，第1章；卷一，第49章）。索德里尼是佛罗伦萨的终身正义旗手，马基雅维利的上级和保护人，这位前秘书把索德里尼当作一位潜在的奠基者，这解释了为何索德里尼没能为佛罗伦萨奠定它如此亟需的基础。萨沃纳罗拉雄心勃勃的方案被击败，是因为这位修士缺乏武装，而索德里尼垮台，则是因为他不愿将军队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尽管有人劝索德里尼用武力去对抗旧的美迪奇政权的支持者，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就是去“杀死布鲁图斯诸子”，但索德里尼本人对和平方式与文明制度的信念阻止了他听取这一建议。相反，索德里尼试图“凭耐心与善良”战胜自己的对手，结果后者终于使他丧失了权力（《李维史论》卷三，第3章）。索德里尼的失败表明，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如果要武装佛罗伦萨并引入民兵条例，以给共和国奠定强大的基础，需要何种手段。城郊的整顿是这个过程的重要一步，但这一步本身还不够；这一过程还要求毫不妥协地执行法律以及残酷镇压政权的反对者，包括美迪奇家族的支持者以及不肯让步的显贵们，后者在《李维史论》中被称为自由之敌。

在《李维史论》中，通过民兵，马基雅维利逐渐将引入好的武装和好的法律这一渐进方法，发展成一个羽翼丰满的理论。引入“新的法律和制度”无非两途，要么毕其功于一役（a un tratto），要么日积月累（a poco a poco）（《李维史论》卷一，第2章；卷一，第18章）。建立罗马共和国并随后杀死布鲁图斯诸子，可以看作第一种战略的例子，而罗马宪政的长期发展则是第二种方式的缩影。马基雅维利将建立保民官制度、完成混合政体之后的罗马描述为“完美的共和国”（perfetta republica），尽管如此，罗马在必要时还是不断改变自己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发展在罗马的帝国战略中也很明显，马基雅维利欲使佛罗伦萨在与附属城镇和邻邦打交道时仿效之。1506年的民兵方案很适合这一理论，因为该方案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为佛罗伦萨提供武装，也是大战略的第一步，这一宏大战略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法治，并且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给共和国带来帝国般的伟大。

民兵方案旨在通过引入“自己的武装”制造服从、忠诚和爱国的属民，而《李维史论》可以说为这一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按马基雅维利受古典影响的共和主义，并非独立个人或自由公民聚在一起就是共和国。相反，好的且有公德的公民是从顺服的属民中创造出来的，后者已学会尊重法律、为国服务，并置公利于私利之上。公民们意识到，自己除了那些由国家授予的权利之外便不再有任何权利，这样，在他们中才可以引入武装，创造一支由自由公民组成的本国民兵。只有在这样一个共和国中，我们才能期待，有纪律的公民不会把自己的武器用于自相残杀或争夺共和国内的权力，而是在国界外寻求荣耀，将武器用于共和国的扩张和领土增长。现在武器掌握在公民手中，但更加重要的是，事实上他们服从于共和国及其领袖的命令和指导。这样的武装可用于保卫共和式的自由和获取帝国般的伟大。没有它们就没有主权。这是马基雅维利的“自己的武装”的更宏大的含义。

《兵法》很可能写于1519年，出版于1521年，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主要作品，它如何促成了马基雅维利的“自己的武装”理论和军事改革呢？《兵法》是否代表了马基雅维利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兵法》题献给斯特罗齐——在那段时间他帮助马基雅维利与美迪奇家族达成和解——是马基雅维利以人文主义对话形式写作的唯一尝试。对话发生于1516年的鲁切拉伊家族庭园，即奥里切拉里花园，那里是美迪奇家族于1512年复辟之后，那些有共和倾向的人文主义者和年轻显贵们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哲学、古代史和政治的地方。对话的主讲人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和雇佣军首领法布里奇奥，我们从卷一开头得知，他之前在伦巴第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不久前发动的战争效力，现在，他南归途经佛罗伦萨，受邀到鲁切拉伊家族庭园讨论战争。法布里齐奥受到主人科西莫以及扎诺比、巴蒂斯塔和路易吉的欢迎，这些人都是对话中的辅助角色。马基雅维利说自己当时也在场，但没有参与讨论。因此，这篇对话声称是对发生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一次真实聚会的实际描述，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一叙述框架是迷惑人的。

尽管场景设置和演员阵容似乎听起来大有看头，但《兵法》是一次笨拙的尝试，试图将柏拉图和西塞罗所启发的人文主义对话形式，与尤其以韦格蒂乌斯的论著为代表的古代军事论著的主题结合起来。由于法布里齐奥的支配和训导姿态，《兵法》缺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对话的戏剧性和多义魅力，比如布鲁尼的《与佩特伦•希斯特伦的对话》（Dialogi ad Petrum Histrum）、布拉乔利尼的《论贪婪》、瓦拉的《论享乐》，以及圭恰迪尼的《关于佛罗伦萨军团的对话》（Dialogo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在单方面依靠主讲人的发言这一点上，《兵法》更接近于模仿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的《公民生活》（Vita civile），《公民生活》中，一位智慧的长者教导两位年轻的佛罗伦萨统治阶级成员，向他们传授何为构成共和公民义务的伦理原则。

《兵法》的明显目标是为古代罗马军事模式的复兴提供蓝图，并规定战争和一支正确组织的军队在国家政治和公民文化中的适当位置。除了一篇简短的献词，全书分为七卷，极其技术化地处理了古今军事生活很多方面的细节。卷一始于法布里齐奥与科西莫之间一次有趣的交锋，主题关乎模仿古人的可能性（以及为何法布里齐奥本人没有实行自己赞美的模式）和佛罗伦萨民兵的表现——我们还会回到这一话题。在卷一和卷二，法布里齐奥提出了自己关于如何征募、酬劳、武装、训练及整顿部队的观点。卷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注释，涉及军乐对士气的影响。卷三和卷四讨论战斗秩序，包括行军和作战的阵型、各种战术以及步兵和骑兵的协调。卷五更多地谈论行军秩序、物资供应、通信和情报。法布里齐奥在卷六谈到扎营和撤营的相关问题，还详述了罗马军营的组织，并论到间谍的使用和纪律的重要性。卷七处理筑垒、围城以及火炮的优势和缺点，结尾哀叹意大利君主们的失败，指出他们应对意大利的积弱承担罪责。

这些冗长的谈话之间，散落着对著名的马基雅维利式主题的详尽阐述。《兵法》跟随由那些民兵著作所确立，并由《君主论》和《李维史论》所继承的论证路线，同意国家的基础必须在于武装这一学说。当法布里齐奥在卷一如此宣称时，我们并不觉得陌生：“共和国或王国的建立者无一不认为，国家必须依靠本国居民的武装来保卫”，⁽⁷⁾如果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撑和防卫，一切人类努力和制度都将白费。在《君主论》第25章，马基雅维利将用于抵挡外敌入侵的军事防御比作堤坝和水渠，修筑后者是为了控制泛滥的洪水；在《兵法》献词中，马基雅维利又将军事防御比作王宫的屋顶，没有屋顶，所有室内的豪华装饰都将被暴雨冲毁（同上，页301）。而且，我们再次得知，军队的力量在其步兵。典范就是古代罗马共和国及其公民军队，现代瑞士人在效仿这一典范时取得了相对成功。对雇佣军言过其实且常常相当谬误的批评，以及赞同“自己的军队”的论点，马基雅维利显然乐意将其放在法布里齐奥口中，后者是一名雇佣兵，他的职业军事生涯与他赞美的公民军队典范自相矛盾。

《兵法》的技术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这一作品受到相对较少的批评和关注。以下事实可能是另一个原因：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相比，《兵法》在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尤其在推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必要手段方面，采取了更加传统的观点。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鼓吹精确而自利地使用欺诈和残忍，力劝自己的身为君主的读者专门致力于战争的方法与实践；而在《兵法》中，他让法布里齐奥谴责将战争当作专职，战争“技艺”与业余的公民-士兵相对，因为专职会迫使战士每时每刻都“贪婪、欺诈和暴烈”（同上，页305）。在《李维史论》中，他高度赞扬古罗马共和国的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像曼利乌斯（Manlius Torquatus）和卡米路斯（Furius Camillus），他们的勇敢、无情和欺骗能力帮助罗马共和国崛起成为伟大的帝国。相反，在《兵法》中，他却赞扬早期共和国的军事首领，他们获得荣耀不是因为精于使用武力和欺诈，而是因为行事近于“能人兼好人”（valenti e buoni，同上，页305）。我们发现，对马基雅维利式军事领主的这一审查，与这部作品普遍贬低诡计多端的个人在军事事务中的作用有关。《兵法》将德性这一品质归于秩序、制度、集合体、行动和马匹，而很少归于个人。书中强调传统上可接受的手段以及战争的集体性和制度性方面，这就有意或无意地大大减弱了马基雅维利早期论点的锋芒。

与其假设马基雅维利在《兵法》中放弃了自己的早期立场，倒不如认为以下猜测可能更加合理：马基雅维利突然恪守传统，意在缓和围绕自己名字的争议。人们很难不怀有这种印象：这位前秘书写作此书时，一只眼睛瞄着美迪奇家族，将自己理论中可能冒犯到他们感情的片段清除掉，急于守住或至少不危及他未来的任命或职位，尽管这并不必然排除《兵法》中也包含颠覆性的潜台词（同上，页306）。写作《佛罗伦萨史》这一任命正等着他，而且以下假设并非不着边际：他也设想能在美迪奇家族于1515年重建的新民兵中有一席之地。我们或许可以把他的策略理解为对环境的审慎适应，但该策略也促使《兵法》成了一项比马基雅维利较早的作品更加传统而更少大胆的计划。

这一假说表明，马基雅维利写作《兵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以军事专家的身份推销自己，与他在《君主论》中把自己展示为政治事务方面的权威及美迪奇家族的潜在顾问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需要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兵法》为何提及佛罗伦萨民兵。在卷一中，法布里齐奥刚开始展示自己的军事改革计划，科西莫就打断他，指出该计划与佛罗伦萨1506年的民兵条例是多么相似。这一评论引得法布里齐奥与科西莫之间就马基雅维利的民兵的利弊问题（pros and cons）展开了一次有趣的交锋：

科西莫　因而你会想要组建一支类似于在我们国家里的民兵？

法布里齐奥　你说得对。诚然，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按照我会武装、率领、训练和指挥他们的那种模式安排了他们。

科西莫　那么你赞赏军兵？

法布里齐奥　为什么你希望我谴责它？

科西莫　因为许多明智的人总是谴责它。

法布里齐奥　你这就自相矛盾了，一个明智的人谴责民兵？他怎么会被认为是明智的，却又被证明是错误的。

科西莫　民兵的蹩脚表现总会使我们有这么一种看法。(www.daowen.com)

法布里齐奥　要知道，这不是你们的过失，更不是民兵的过失；在这次讨论结束以前，你会认识到这一点。⁽⁸⁾

当科西莫使法布里齐奥直面武装人民这一思想通常都会受到的批评时，法布里齐奥附和马基雅维利1506年的《论组建民兵的理由》，反驳说，只要以合法和有序的方式去做，武装自己的公民和属民绝不会造成伤害。打退科西莫的进攻之后，法布里齐奥接着开始反攻，他批评“你的这些明智之人”（questi vostri uomini savi）——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领导阶层中那些民兵反对者的讽刺性说法——不应当谴责民兵，而应当致力于纠正民兵的弱点。该怎么做，法布里齐奥承诺会在讨论过程中加以说明。⁽⁹⁾

在一份简短的、关于洛伦佐•德•美迪奇（Lorenzo de’Medici）计划于1514-1515年组建一支新民兵的备忘录里，马基雅维利回顾了1506年的民兵条例，将其缺点归于士兵太少且未全副武装这一事实。⁽¹⁰⁾在《兵法》中，马基雅维利让法布里齐奥说，后者会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武装、率领、训练和指挥”应征者。这是对第一次民兵方案之实现方式的公开批评，不应令人惊讶，因为那时马基雅维利作为九人委员会的秘书长，只能有限地控制该方案的贯彻执行。鉴于法布里齐奥与科西莫之间的交锋可以当作《兵法》中展示的军事改革建议的一个序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法布里齐奥提倡的方法，效仿了马基雅维利本会对1506年事件采取的方法——如果他对那一事件有最终决定权的话。

《兵法》的大多数读者注意到，这一虚构的法布里奇奥与同名的历史人物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他们倾向于将前者视为一名稍加伪装的代言人，传达了马基雅维利的各种观点。如果这点正确，对话中法布里齐奥的思想就使我们更坚定地认为，马基雅维利与法布里奇奥的知识和政治方案有关。这一文本中，特别有趣的是，法布里齐奥为没有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给出了理由。他解释说，伟大的事业和图谋要求精心的准备，以便机遇一旦到来就能抓住，然而，精心的准备可能谨慎而悄悄进行，因此这么做的人不能被指责有任何疏忽，除非当机遇到来时他“不是因为没有准备得足够好，就是因为从未考虑这件事”而没能采取行动。法布里齐奥自己承认，他从未遇到“任何能显示我作的准备，从而能使军队回归其古代法则的机会”。⁽¹¹⁾在卷七中，到了对话结尾，法布里齐奥让其年轻的对话者们自己去评判，他在自己提出的改革方面是否作了充分的思考，他相信他们会承认他的专长，并意识到他在考虑这些事情上花了多少时间（同上，页387）。

法布里齐奥的评论表明，他不仅将自己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古代兵法和军事事务方面的专家，他还将自己视为意大利新的、但受古典启发的军事机构的潜在奠基者。在马基雅维利的全部作品中，武装都被视为所有国家的基础要素，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一军事改革也暗示着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然而，法布里齐奥的问题在于，他不能为自己或以自己的名义行动，而只能通过其他人，通过他的那些雇主。在这点上，法布里齐奥与创造他的作者之间有一个精确的相似点，凸显出后者在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束缚。

如果说，《兵法》成功地将马基雅维利的化名者（alias Machia-velli）法布里齐奥提升成了一名军事专家，正如后来伏尔泰和克劳塞维茨一类人给予它的赞美一样，那么，《兵法》最终还是没能弥合理论与实践、方法与目的之间的鸿沟。民兵方案、《君主论》和《李维史论》都借助一种策略性的、步步推进的方法，把不起眼的开端与未来要成的大事关联起来，推动论证向前发展，但在《兵法》中，马基雅维利甚至压根儿没有尝试这么做。这里没有过程，没有逐渐的引入，没有中间阶段，没有对乡村的整顿，没有外交与武力的联合使用，没有要战胜的敌人。法布里齐奥向自己年轻的对话者们传达的方法，最初由佛罗伦萨民兵采用，在对话过程中经法布里齐奥本人传授的教训而达到完善，最后他向他们承诺：率先采纳这一方案的意大利国家“将成为整个地区的霸主”（signore di questa provincia）。

为了彻底阐明自己的观点，法布里齐奥举了古代马其顿人的例子：当其他希腊国家懈怠无为且“沉溺于谐剧表演”时，他们积极准备并建立军事机构，从而成为“世界的统治者”（principe di tutto il mondo）。他暗示，如果佛罗伦萨采取他的建议，这些权力和荣耀都在等着它。但法布里齐奥老了，也厌倦了，恢复古人的力量和荣耀这一任务落到了年轻人身上。

结束自己的长篇论述时，法布里齐奥躬身而退，抱怨“自然”使他知道自己所说的一切，却没有赋予他将这一切付诸实践的机会或权力（同上，页389）。当法布里齐奥退场时，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已经听到，马基雅维利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公开的方式、更少保留的措辞，承认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方案最终所致力的帝国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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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马基雅维利：兵法的复兴》（Machiavelli：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载于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eter Paret编，Princeton, 1986，页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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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Neal译，马基雅维利的《兵法》，Ellis Farneworth, 1965年；修订版，New York, 1990，页9-79，“引论”（introduction）。

(1)　《论民兵组建的理由、安置地与必要事宜》（La cagione dell’Ordinanza，dove la si truovi，et quel che bisogni fare），参Machiavelli，《作品全集》（Tutte le opere），Mario Martelli编，Florence, 1971，页37-40（38）。［译注］中译参马基雅维利，《政务与外交著作》，前揭，页905-909。

(2)　《步兵条例，1506年12月6日》（Provvisione prima per le fanterie，del 6 dicembre 1506），参Machiavelli，《作品全集》，前揭，页40-47（40）。［译注］中译参马基雅维利，《政务与外交著作》，前揭，页910-918。

(3)　［译注］马尔佐科这一名字据说源自战神（Martius）一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标志，形状是一头雄狮。最著名的马尔佐科雕像出自多纳特罗（Donatello, 1386-1466）之手，原作今已不存。

(4)　Machiavelli，《出使与特派》（Legazioni e commissarie），Sergio Bertelli编，三卷本，Milan, 1964，卷二，页927。

(5)　Francesco Guicciardini，《佛罗伦萨史》（Storie fiorentine），Alessandro Montevecchi编，Milan, 1998，第26章，页417-428。

(6)　Machiavelli，《作品全集》，前揭，页278。

(7)　Marhiavelli，《作品全集》，前揭，页312。

(8)　Machiavelli，《作品全集》，前揭，页310-311。

(9)　Machiavelli，《作品全集》，前揭，页311。

(10)　《关于重建国民军的方式的手稿》（Scritto sul modo di ricostituire l’Ordinanza），收于Machiavelli，《佛罗伦萨史及其他历史和政治作品》（Istorie fiorentine e altre opere storiche e politiche），Alessandro Montevecchi编，Turin, 1986，页129-133（131）。

(11)　Machiavelli，《作品全集》，前揭，页30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