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帕克曼（Barbara Spackman）撰

无论从古典修辞术的视野出发，还是从后结构主义者关于新修辞和符号学的观念来看，军事策略和文本策略之间的类似都令修辞术和战争术难以分离。在《动机的修辞术》一书中，伯克提醒我们，西塞罗将自己的一系列修辞手法比作能用于威胁、攻击或“纯粹用来炫耀”的武器，修辞术的商议（deliberative）、诉讼（forensic）和炫耀（epideictic）功能，在战争行为中都能找到对应甚或模板。⁽¹⁾伯克自己就将战争放在修辞术的标题下，而不是“语法”或“象征”这样的标题下，这不仅因为军事策略像修辞术一样，意图都是向一定的受众施加影响，还因为战争作为一种“合作之病”（disease of cooperation），会“歪曲”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一修辞原则（同上，页22）。更特别的是，伯克恰好在他关于马基雅维利和“行政修辞”的文章中指出，《君主论》中政客和战士的无言行为具有符号学的力量：

军事力量既能通过自己在实际战斗中的使用，也能通过自己的纯粹“意义”进行说服。（同上，页161）

伯克关于修辞术的见解由此进入符号学家的领域；如果可以将语言视为象征性的活动，无言的行为就可以拥有修辞性的力量。因此，怪不得埃科（Umberto Eco）也在《读者的角色》（Lector in fabula）中，在分析文本策略及其与“模范读者”的关系时，接受了文本策略与军事策略的类似。正如文本策略建构一位“模范读者”，军事策略也创造一位“模型”，对手的每一步行动都可预料。⁽²⁾埃科关于“文本”的定义表明，初看起来，一个类似物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同源物：

一个文本是这样的作品，它的解释命运必须是其自身生产机制的一部分；产生一个文本意味着激活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在于对他人行动的一系列预期。（同上，页54）

根据这一定义，军事策略完全与文字策略一样是文本性的（textual）。这样的类似没有忘记战争的暴力和侵害，相反，通过强调战争的推论特征，它令任何文本的潜在暴力变得可见；“诸文本”间的差异不在于加之其上的暴力属于不同的类型，而只在于程度的不同。事实上，文学文本利用口头语言的多义性，且允许读者有多种解释的选择，以便制造悬念、文本乐趣（le plaisir du texte）等等；反之，军事策略的首要目标，是制造排除了选择余地的含义单一的话语（discourse），以便引出取胜所必需的解释选项。作为话语的军事策略是卓越的意识形态话语，因为军事策略旨在使对手承认自己的失败，使其无可奈何地自愿去做你将要强迫其做的事情。一个文学文本，按埃科的说法，可能“开放”或“封闭”的程度不一；然而，军事话语必须将自己呈现为开放的、不可预测的，同时又必须是尽可能最封闭的和可预测的话语。根据埃科的说法，敌人“可以推断出的路径”必须止于设有埋伏的关口；若据伯克所言，我们可以说，如果口头修辞旨在说服和反驳（convincere），那么军事“修辞”就旨在共同—取胜（con-vincere）和取胜（vincere）。

然而，将一份类似于马基雅维利的《兵法》那样的军事手册，作为与修辞手册有亲缘关系的战斗文本来分析，并不能看成一次减小战争暴力的“诠释学家式的”尝试。事实上，如马基雅维利所述，军事行为与残暴的武力并无多大关系，却与残暴的符号过程（semiosis）关系密切；军事行为并非完全旨在摧毁敌人的物质资源，然后建立一个看似不可战胜的权力话语。战争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是政治的延续，或者说，按福柯的术语，“战争”和“政治”只不过是力量关系的多样性可以编码的两种方式，两个可以用来整合那些关系的不同策略（或文本）。⁽³⁾

如果我们寻找一种马基雅维利推荐的策略的现代相似物，我们不会在游击战中找到，而会在专注于核武器累积的象征性的冷战中发现。对马基雅维利推荐的策略怀有更大兴趣的，是那些以战争作为威慑的人，而非那些用化学武器或恐怖袭击“制造战争”的人。这一点对《兵法》而言是正确的，对马基雅维利其他作品的读者来说也毫不奇怪。福柯认为，马基雅维利是极少数认识到力量关系的人，他“根据力量关系构想了《君主论》的权力”。麦坎利斯（Michael McCanles）则主张，《君主论》本身是一项关于威慑中的政治和悖论的指导。⁽⁴⁾检视《兵法》这个长期被认为落后于自己时代的文本，我们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关联：在核战争时代，在战争作为威胁因而也是作为修辞的时代，马基雅维利对“产生自力量的文本与产生自文本的力量的循环论证”⁽⁵⁾的理解，可谓一箭中的。

吉尔伯特所言颇当，“对于当今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学者而言，《兵法》并非最让他兴奋的作品”。⁽⁶⁾将军队布置成比如“蜗牛阵型”（formazioni a chiocciola），或者“有一个带角的前沿”（con la fronte cornuta）的阵型，这些详细的技术性信息，占了很多篇幅，这些引来庞台罗（Matteo Bandello）奚落的细节，在有些读者看来，是错乱地、迷狂地着魔于技术理性主义的迹象。⁽⁷⁾然而，现代人对这一文本的兴趣，并不在于计算多少长矛兵和轻装步兵是必要的，而在于其中所提策略的修辞本质，以及所产生的“文本性的”（textual）战争。因此，我们的分析可以始于必须排除在马基雅维利的“文本”战争技艺之外的东西：看起来最“现代”的因素——火器。

当然，下面这类说法已成为老生常谈，诸如马基雅维利错误估计了火炮的潜力，在未能理解或预见火器的益处和重要性这一点上，他仍然囿于自己的时代。⁽⁸⁾确实，马基雅维利始终不相信火炮的效率，尽管有1494年那引人注目的例子，他仍然认为火炮累赘而又靠不住。⁽⁹⁾法布里奇奥，马基雅维利在这篇对话中的代言人，提供了一系列将火炮排除在他的理想战役之外的理由，但最后那条“好笑的”理由最有意思：

另一个原因也驱使我打仗不开火炮，对此你或许会感到好笑；然而，我并不认为它是什么要被鄙视的。在一支军队里，没有任何事情比阻碍视线造成更大的混乱。许多非常勇敢的军队所以被击败，都是因为视线被尘土或太阳光芒挡住了。没有什么比火炮开火时造成的烟霭更阻碍视线了，因此我愿相信，较为审慎的是让敌人自己成为睁眼瞎，而不是使你想去搜寻他们却视而不见。⁽¹⁰⁾

马基雅维利对火炮的低估，既不是因为阿里奥斯托（Ariostean）式的怀旧，也不是因为不信任技术上的发展和火炮的精确性，而是出于“符号学”的考虑。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形式，其中符号的活动和交流的需要十分重要。火炮的使用将扰乱这些过程并损害基本的符号单义性。因此，最后一个理由绝不好笑：火炮造成的烟霭会妨碍对于交流来说必不可少的能见度，从而将“噪音”引入交流的频道——既在自己的军队中，也在自己的军队与敌军之间。法布里齐奥指出，同一种烟霭和混乱也可能变得有用，如果你想削弱敌人的视觉，或妨碍敌人交流的频道的话。但火炮的益处不是从杀伤力的角度来判断，而是从信息能否传递、“文本”能否构建的角度来判断。如果被迫“视而不见”（andare cieco a trovarlo），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首先是因为纪律将得不到执行，而纪律恰恰是军队的支柱。纪律本身依赖于交流的频道；将军的声音、彩旗、鼓声、手持不同武器的分队的顺序，诸如此类，会被火炮造成的烟霭和实际的噪音掩盖：

不过，让我们返回我们的顺序（ma torniamo all’ordine nostro）。顺着这操练问题，我说为了缔造好军队，仅磨炼人、使之能耐艰苦和迅捷灵巧还不够，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如何适应阵型，服从首领的声音信号和话语，并且在立定、撤退、前进、战斗和行军时知道如何维持秩序。因为，没有这纪律，一丝不苟和极为勤勉地被遵守和实施的纪律，一支军队就始终不好。无疑，凶猛和杂乱无章的人比胆怯和循规蹈矩的人弱得多。因为，规矩驱逐恐惧，混乱消减凶猛。（《兵法》卷二，页61［页374-375］）⁽¹¹⁾

通过将噪音——既是字面意义上的也是比喻意义上的——引入交流的频道，火炮既破坏了视野，也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所赖以维持的“秩序”。如果交流的频道不清晰，马基雅维利建议的战略行动和各种各样的符号行为，都将在实际上变得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读。

视野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因为视野基于看见的能力，即预见、预言且预料到敌人行动（并因此构建军事“文本”）的能力。在这一关于国家及其力量的剧本安排中，最重要的策略是制造关于武力的幻觉，通过使用表象而非残暴的武力达到征服的目的。甚至在激战中，在需要物质力量支援的时刻，残暴的武力也可用于传递消息和欺骗敌军：

在我看来，按照古代范例，差不多所有优秀的统帅在得知敌人已使一边强悍有力时，都不对阵最强的部分，而是对阵最弱的部分。而且，他们用最弱的去对阵其他较强的部分。然后，在战斗打响时，他们命令他们最强悍的部队只是抵挡敌人，而非消灭之，并且指示最弱的部队可佯装失败并退入军队的最后列。这导致敌人的两大紊乱：第一，他发觉自己的最强部分遭到包围；第二，当他自己看似适才得胜时，他很难不是处于紊乱状态。他由此兵败垂成。（卷四，页113［页427-428］）

以己之最弱面对敌之最强这一策略，或以己之最强面对敌之最弱，旨在使敌人低估或高估我方的力量，从而按照基于错误前提制定的策略行事，而这一策略已被我方将军所了解和预见。“弱”兵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只是国家的末梢而已，并非重要器官。在另一个例子中，法布里齐奥描述了一位将军，他因为损失大量士兵而输了战役，但由于他连夜将所有尸体掩埋，于是第二天一早，“胜利的”一方反而相信自己打了败仗，便撤退了。这不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而是关于设计军力表象、制造并解释符号的问题。法布里齐奥的策略的首要目标，不是不择手段并不计代价地毁灭生命和财产，而是扰乱敌军的战略预测。因此，最有效的策略是，在不损害自己阵营的秩序和预测的前提下，在敌营制造混乱和无序。

因此，对谈论兵法的古典文献的研究和广泛引用，不仅提供了关于最成功策略的指导，还提供了关于军事惯例（commonplaces）、行动框架的指导，我们可以将后者称为军事意见（doxa）。⁽¹²⁾我们应该反这类意见而行，以便出敌不意，或者如马基雅维利所写，以便

制造某个新的意外事件，那事件因其新而令他惊异，他由此久惑不定，驻足不前（stare dubbio e fermo）。就像你知道汉尼拔所为，被马克西穆斯（Fabius Maximus）围拢，他将点燃的小灯挂在许多公牛的两角之间，以致法比乌斯由于这新颖事而惊惑莫名（sospeso da questa novità），竟忘了切断对方的退路。（卷六，页172-173［页484-485］）

马基雅维利的策略，归根到底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在修辞的意义上与意见相对立：头冠小灯笼的公牛这一景象，恐怕尚未进入军事意见之中。构成军事意见的期望和规矩被打乱了，正如谈话的规矩有可能被某一“冒犯的”评论扰乱，使对话者一时语塞，“由于这新颖之事而惊惑莫名”。⁽¹³⁾马基雅维利的策略是要在对手试图解释这一冒犯行为并寻求合适的答复之时，充分利用这一“语塞”的瞬间。但为了在这样一种战术中只给机运留下最小的空间，马基雅维利建议强化旧的惯例，必要时才创造新的做法。通过培养特定的期望以致养成习惯，就创造了新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哄得敌人自鸣得意：

在围困一个镇子时，卡尔维努斯（Domitius Calvinus）每日用他的颇大一部分部队环绕其镇墙，以致成了他的惯例。镇民以为他这么做是为了训练，于是放松了守卫。当多米提乌斯注意到这一点时，他就发动袭击，猛攻他们。（卷七，页194［页505］）

不论已有惯例可以利用，还是需要创造新惯例，都是为了打破惯例的规则；这是某种虐待狂式的巴甫洛夫理论，敌人被训练得对特定信号产生反应，却没料到会因自己的适应性而受到惩罚。军事策略与下棋游戏之间反复被提到的相似性，恰好在这一接口处开始脱节，因为下棋的规则从来不变，而在兵法之中，只有改变规则者能赢。战争是对游戏规则持续的创新和违反。

人并非始于白板（tabula rasa）一块，而且，种种框架的沉淀物（the sedimentation of frames）以及构成意见的解释性反应（interpretive reflexes），既可以有用，也可以有害。如果在宗教受到崇敬的时代总有可能出奇制胜，那么以下这点也是正确的：宗教、迷信以及关于日常生活的观念，代表会阻碍人们创造新惯例、新框架的僵化了的解释性反应。面临类似的障碍，人们必须适应一个不同的策略：对传统符号作强有力的重新解释。在《兵法》的语境中，为了增强军队的士气，经常有必要使用这一策略：

古代统帅有着现代首领差不多全然没有的一种烦恼，那就是要将恶兆解释成符合他们的目的。如果一道闪电猛然落到一支军队头上，如果发生日食或月食，如果地震来临，如果统帅在上马或下马时跌倒，那么士兵们就解释成预兆凶险，并在他们那里产生那么大的恐惧，以致如果他们去战斗的话就会轻而易举地输掉。因此，一旦类似的事情发生，古代统帅立即表明它的缘由，并将它归结为自然原因，或者将它解释成符合他们的目的。恺撒下船时跌倒在阿非利加土地上，便说“阿非利加，我得到了你”。（卷六，页176［页487］）

如果无法隐瞒某个事故或恶兆——总可以从两种可能中选取适当的一种，那就必须调整解释方法，把发生的一切都归于自身的设计，归于自身的德性而非厄运。一旦某一未预见到的事故发生，那就必须使之显得已经被预见到了，是某个复杂且已预先制定好的计划的一部分。古代统帅决不能在权力的舞台上跌倒而不立即恢复到强大的样子。未被预见到的，必须被重新解释为已被预见到的；若没有权力的同意或直接介入，“自然的”预兆就无法存在。任何一方不仅必须跟敌人的战略行动作战，还必须跟存在于双方阵营中的惯例和解释习惯作战。马基雅维利还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

倘若在战斗中，你恰巧碰上某个事故惊吓了你的士兵，那么懂得如何掩饰它，并且化害为利是件非常审慎的事（è cosa prudentissima il saperlo dissimulare e pervertirlo in bene），如霍斯提利乌斯（Tullus Hostilius）和苏拉所为。前者见到战斗时他的一部分兵力如何投到了敌人一边，此事又如何令他自己手下人大为惊恐，遂立即告知全军，一切皆根据他的命令（per ordine suo）发生。这不仅没有惊扰军队，反而使得士气大增，以致军队依旧得胜。（卷四，页118［页142］）

此处马基雅维利似乎意识到了这一行动中对“自然”的某种违背：一种合理的恐惧，被“歪曲”至一个更可欲的方向；一个不可预见的事件，被“执意”重新解释为某人意愿且预见到的——“根据他的命令”。只有当解释性反应确实会带来好处时，人们才会利用解释性反应，比如，在一支由信教者组成的军队中，统帅们会相当自信地利用对上帝的恐惧，而马基雅维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当时军队缺乏这样的信仰感到痛惜。另外，解释机制必须掌握在权力手中。将军不仅必须在战场上指挥自己的军队，还必须在语义学领域指挥各种意义。

《君主论》的读者都熟悉马基雅维利的曲解方式，在《兵法》中，他以同样的方式减弱了机运的作用，导致批评者们认为他的兵法纯粹是一种僵化的理论。⁽¹⁴⁾例如，斯夸罗蒂（Giorgio Bárberi Squarotti）认为，马基雅维利对预见的强调使行动变得不可能；行动的完美模型的构成，其中一切都可预见，杜绝了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也杜绝了历史本身的可能性。⁽¹⁵⁾有人可能会跟斯夸罗蒂争辩说，任何严格意义上关于行动的理论模型（就是说，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一个看见一切的模型）都杜绝了行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某种“错误的”理论模型才可能具有斯夸罗蒂希望的“开放性”。但他的批评似乎假定一种战争理论的可能性，这种理论会将自己向不可预见之事开放，向“事物的无限创造力”（l’infinita inventività delle cose）开放，并因此逃脱了“纯理论”（pure theoresis）的领域。斯夸罗蒂并没有陈述这种理论究竟如何，我想说的是，他在“完全的预见是可能的”这一断言中犯的错误在于，马基雅维利的断言是，制造出完全的预见的样子是可能的。正因为完全的预见不可能，曲解才必要。不可预见性，不论化身为机会还是机运，都是战略家和战术家的敌人，而马基雅维利式的兵法涉及的无非就是不可预见性，以及为了将不可预见的事情重新解释为总是可预见、可预测的事情而采取的行动。他的文本旨在创造某种特定的符号感觉，丰富互文的能力（intertextual competence）并教授一种权力语言。

置诸行动，这种感觉具体化为三种基本的规则：（1）绝不信任样子，但总是要呈现出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2）不要依赖任何习惯性的“框架”，而要以改变其中的参数和出敌不意为目标自己制造“框架”；最重要的是，（3）料到并打乱敌人的预言。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最后一条策略通过将敌人的预言和战略宣称为自己的而实现：

我希望你把握一项通则：被用来对抗敌人的计划的最大补救办法在于，自愿地做他预计你被迫去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自愿地做，你会做得井井有条，对你有利而对他不利；如果你在被强迫之后做，那么它将毁了你。（卷四，页121-122［页435］）

在一次为了维持纪律和命令而进行的看似执拗的自杀式尝试中，一方使敌人的计划变成自己的计划。很清楚，为了预测敌人的行动而不断调整战略和命令，暗示了纸上谈兵（programming al tavolino）的不可能。马基雅维利建议的原则，不仅对于执行预先制定的命令，而且对于以［新的］命令置换［旧的］命令都是必要的。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一旦发现敌人已经预知你的计划就当改变计划（muta partito）。”（卷七，页203［页512］）似乎军事是一出关于这一技艺的极富灵巧的谐剧，演员会根据观众的反应改变角色甚至整个情节。就文学文本而言，文本策略是一次性地为所有人而制定，读者可以配合或选择退出，即可以选择做或不做一个模范读者。然而，就敌对行动中的政治而言，策略必须时时刻刻使自己适应敌人的策略，以使敌人成为模型敌人，就是打败敌人。但如果没有最大可能的能见度和可听度，甚至在战役本身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与受众——即敌人——合作或应答。必须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为了“自愿地做他预计你被迫去做的事情”，必须能够分辨对手的行动并对那些行动作出反应，同样，也必须能够以“清楚和明显的”“声音”或“传令”的手段，向自己的军队传达新的战术和战略。马基雅维利再次关注到单义性；事实上，法布里齐奥列举了用于发布命令的最具单义性的词：不是“往回”（a dietro）而是“撤退”（ritiratevi）；不是“转身”（voltatevi）而是“去左面！去右面！”（a sinistra！a destra！）（卷五，页138［页453］）这里没有为“推理式行走”（inferential walks）造成的弯路留下余地。关于“往回”，马基雅维利让自己的读者参考《李维史论》（卷三，第14章）引用的一个插曲，其中“后退”（fatevi indietro）的命令（给出这个命令是为了让其中一个士兵有足够的空间去破坏锁头，这是进入城市广场的最后一个障碍）一排一排往后传，变样成了“退”（addietro），结果士兵们不仅撤退，还逃跑了。

厉声发令并非统帅所需要的唯一口头行为，他必须既是口头修辞大师，又是军事“修辞”大师。拙文开篇提到的修辞学和符号学，似乎要求修辞术与战争术之间的某种一致，但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方针似乎视修辞术为一种温和的刺激手段：

要就一件事说服或劝阻几个人很容易。因为，倘若言辞不够，那么你接着还可以使用权威或强力。然而困难在于使许许多多人打消一种既与公共利益抵牾，也与你的意见相反的恶劣看法。在此场合，一个人只能使用被大家听到的言辞［non si può usare se non le parole］，希望一起说服他们全体。为此，优秀的统帅需要是个演说家。（卷四，页127-218［页440］）(www.daowen.com)

如果说，关于战争的非口头修辞在于制造样子，并强行将意欲的解释加之于那些样子，那么，这一战争技艺中的口头修辞似乎首先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温和的活动。向少数人说话的人总能求助于权威或强力，但跟许许多多人以及跟自己的军队打交道时，将军必须使用口头修辞“打消”各种恶劣看法，而且似乎不能求助于暴力，“只能使用言辞”。将军必须设法在自己军中激起信心，许诺奖赏，揭露诡计，点燃并平息激情。正如雷蒙迪所写，战士的修辞术“不能说谎”而是要“展示隐藏的能量”。⁽¹⁶⁾但“只用言辞”的技艺在不久的过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之后的文本中，法布里齐奥厉声责备了一个不同的修辞家群体：

在尝到阿尔卑斯山外战争的打击之前，我们的意大利君主们惯常以为，对一位君主来说懂得下面的事就足够了：如何在自己的书斋里构思一份措辞犀利的答复，如何撰写一封辞藻优美的书信，如何在自己的言行中显示机智敏捷，如何编造一场骗局，如何饰以宝石、黄金，如何寝眠饮食堂皇过人，如何美色环身，如何贪婪自大地统治属民，如何在百无聊赖中腐败，如何依凭宠幸提升军职，如何鄙视可能向其展示任何可赞之道的人士，如何使自己的演说成为神谕应答（responsi di oraculi）。这些可怜虫不料想自己正在准备让自己成为无论什么袭击者的砧上肉。由此导致了1494年的巨大恐怖、突然逃亡和惨重损失（i grandi spaventi，le súhite fughe e le miracolose perdite）；由此，意大利三个非常强大的邦国惨遭洗劫和毁坏。（卷七，页210-211［页518］）

腐败于浮夸修辞的珠光宝气之中，这些君主为法兰西人侵入意大利铺平了道路。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把法兰西人“用粉笔占领意大利”（pigliare la Italia col gesso）的过错归于雇佣军；而在这里，他将修辞学，以及意大利君主们熏陶于其中的人文主义文化，呈现为“突然逃亡和惨重损失”的根源。⁽¹⁷⁾因此，将军的修辞术必须是另一种类型，尽管马基雅维利提供的例子只不过强化了君主式猎物（princely sitting ducks）与战士之间的相似性：

与别的宗教模式混杂在一起，这东西屡屡使得每桩事业对古代统帅来说变得容易，而且它在宗教受到畏惧和遵从的地方将总是如此。色尔托瑞乌斯本人就利用它，办法是显示他与一头鹿对话，后者代表神许诺他得胜。苏拉说自已与一座塑像对话，那是他从阿波罗神庙取来的。许多人说过，神在他们的梦中出现，晓谕他们去战斗。在我们父辈的时代，法王查理七世在他对英国人的战争中说，他遵循上帝派来的一名少女的忠告，她被大家称作法兰西贞女。（卷四，页128-129［页441］）

这相似性令人不安，因为像君主们一样，这些将军将使自己的言辞成为“神谕应答”。这些例子与将军不能使用权威这一公开声明矛盾，因为宗教在这里被当作权威（auctoritas），不管它伪装成说话的鹿还是圣女贞德。文本无法辨别这两种修辞家的不同。事实上，区分将军的修辞术与君主们的修辞术的，正是马基雅维利必须从中排除的东西，因为将军必须从士兵身上激发出来的信心并非仅仅来自言辞，也同样来自军事力量的“修辞化”（rhetorization）。在卷四最后，马基雅维利写道：“信心出于武装”（la confidenza la causa l’armi，卷四，页129［页442］）。⁽¹⁸⁾信心出于谁的武装？君主们的修辞术与战士的修辞术之间决定性的差别似乎在于，将军的口头修辞背后有军事“修辞”，即死亡的威胁：

必然性可以多种多样，但最强大的必然性是逼迫你要么得胜要么死亡（che ti costringe o vincere o morire）。（卷四，页129［页442］）

关乎胜败的“必然性”就是将军现成的修辞策略；武装而非修辞产生信心，但武装只在作为威胁时有效，即作为修辞而有效。产生信心的武装想来是某人自己的武装，但造成“要么行动，要么死亡”这一威胁的武装想来是来自敌方阵营，现在被用作针对己方军队的修辞。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似乎想要阻止的是，在兵法中使用的口头修辞甚至将自己的军队变成会受到威胁的敌人。在将军只能使用言辞而不能诉诸强力这一公开陈述中，马基雅维利自己的修辞掩盖了暴力，但暴力不可避免地在段落最后重新露面。事实上，我们在卷二中发现了一个说明，关于无能的君主与马基雅维利的将军之间的关系：

古人认为，在一个共和国里，没有什么比那里有很多受过武器训练的人更令人愉快；因为，宝石和黄金的灿烂没有使你的敌人俯首屈膝，只有对武器的恐惧才使之如此。（卷二，页58［页372］）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敌人和己方军队。现在清楚了，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在《君主论》中把法兰西人的入侵归罪于雇佣军，而在《兵法》中归罪于修辞术：修辞术与强力互相依存。君主们的修辞力量仅仅来自珠宝和黄金，这种修辞的无能源于他们缺乏自己的武装，缺乏一支能使他们的修辞术合法化的军队；敌军的武装，即一支意外地，因而也是不讲修辞地到来的军队，令这种无能昭然若揭，同样，这支意外军队也不是根据将军自己的策略而产生的“文本”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至少战争中没有为不能被修辞化的暴力留下余地，因而没有为火器留下余地，也没有为未被强力合法化的修辞留下余地。如今，人们对这一表述应非常熟悉，麦坎利斯称之为核威慑的第一悖论：

我们的话语只有在指向武器时才有意义，而反过来，武器只有在话语中清楚地表达出来才有意义。⁽¹⁹⁾

如果正如麦坎利斯所言，这是马基雅维利的一个基本洞见，那么，这一洞见如今已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性的军事和修辞困境。

(1)　Kenneth Burke，《动机的修辞术》（A Rhetoric of Motives），Berkeley，Calif.，1969，页68。

(2)　参Umberto Eco，《读者的角色》（Lector in fabula：La cooperazione interpre- tativa nei testi narrativi），Milan, 1979，页54-55。

(3)　Michel Foucault，《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Robert Hurley译，New York, 1980，页93。

(4)　同上，页97；Michael McCanles，《马基雅维利与威慑的悖论》（“Machiavelli and the Paradoxes of Deterrence”），载于Diacritics 14，1984，页12-19。另参这一“核武器批评”期刊中，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核武器政治的基本修辞性的评论，《没有天启，不是现在》（No Apocalypse，Not Now ［Full Speed Ahead，Seven Misseiles，Seven Missives］），页20-31。

(5)　Michael McCanles，《马基雅维利与威慑的悖论》，前揭，页139。

(6)　Felix Gilbert，《马基雅维利：兵法的复兴》，前揭，页23。事实上，最近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研究，除了必要的那几页之外，几乎没有更多地致力于《兵法》。比如，参J．G．A．Pocock，《马基雅维利时刻》，前揭，页199-203；Hanna F．Pitkin，《机运是个女人》，前揭；Wayne A．Rebhorn，《狐狸和狮子》，前揭。

(7)　比如说，Pitkin写道：这些细节似乎远远超过了功能有效（functionally efficient）的范围，好像把技术细节弄对，人们就可以控制战争血腥且不可预测的现实似的。好像马基雅维利觉得，只要我们的统帅们使其营地中的街道精确地达到正确的宽度和互相之间正确的角度，我们意大利人就不用再受北欧侵略者的掠夺、抢劫和杀戮了（Hanna F．Pitkin，《机运是个女人》，前揭，页71-72）。庞台罗对马基雅维利的奚落出现在其《故事集》（Novelle）卷二，作为第40个故事的前言，在致乔瓦尼•德•美迪奇的献辞中。

(8)　参Felix Gilbert，《马基雅维利：兵法的复兴》，前揭，页28-29。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对火药的反应的讨论，参J．R．Hale，《火药和文艺复兴时期》（Gunpowder and Renaissance：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收于氏著《文艺复兴战争研究》（Renaissance War Studies），London, 1983，页298-420；以及Ullrich Langer，《火药作为越轨的发明》（Gunpowder as Transgressive Invention in Ronsard），收于Literary Theory/Renaissance Text，Patricia Parker和David Quint编，Baltimore, 1986，页96-114。

(9)　关于1494年的军事重要性，参J．R．Hale，《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战争和公共观点》（War and Public Opinion in Renaissance Italy），收于氏著《文艺复兴战争研究》，前揭，页359-387；以及Piero Pieri，《文艺复兴和意大利军事危机》（Il Rinascimento e la crisi militari italiana），Turin, 1952。

(10)　Machiavelli，《兵法》（The Art of War），Ellis Fameworth译本的修订版，Neal Wood编，New York, 1965，卷二，页96。我已尽我所能调整了译文，以便使其更加贴近原文。意大利文本（Machiavelli，Arte della guerra，Sergio Bertelli编，Milan, 1961）的页码放在英文本页码后面的括号中，例如，（卷二，页96［页413］）。这一反对使用火炮的观点没有出现在《李维史论》中。

(11)　Wood/Fameworth省略了ma torniamo all’ordine nostro，而简单翻译为“不过，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翻译《兵法》的困难之一，恰好在于ordine这一单词的多义性，马基雅维利用这个词表示“顺序”“等级”“组织”“阵型”和“状态”。

(12)　关于“框架”的符号学分析，参Umberto Eco，《读者的角色》，前揭，尤参页78-85；关于马基雅维利使用的古典资源，参L．Arthur Burd，《马基雅维利〈兵法〉的资料来源》，前揭。

(13)　这个例子跟马基雅维利的很多例子一样，引自弗龙蒂努斯。另一个弗龙蒂努斯的例子以更幽默的方式说明了这一原则：当执政官昆图斯•米努奇乌斯的军队陷进利古里亚的一个峡谷时，大家都想起了考狄昂山峡一战败北的情景。米努奇乌斯下令努米底亚人的辅助部队开往敌人据守的谷口。他们长相粗俗，坐骑又很难看，不致引起更多的注意。敌人起先十分警觉，生怕遭到袭击，派了岗哨。努米底亚人为了进一步造成使对方轻视他们的印象，故意装作从马上跌落下来，并作出各种滑稽可笑的动作。异邦人觉得这一切很新鲜，他们完全被这个场面吸引住了，于是队伍乱了（弗龙蒂努斯，《谋略》，Charles E．Bennett译，Cambridge，Mass.，1950，卷一，页16）。关于符号学中谈话规矩的理论化，参H．P．Grice，《逻辑与对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收于Syntax and Semantics：Speech Acts，New York, 1975。

(14)　关于减弱机运的讨论，参Barbara Sparkman，《马基雅维利与箴言》（Machiavelli and Maxims），收于Reading the Archive：On Texts and Institutions，E．S．Burt和Janie Vanpee编，Yale French Studies 77，1990，页137-155。

(15)　参Giorgio Bárberi Squarotti，《兵法或不可能的行动》（L’arte della guerra ol’azione impossible），收于Machiavelli，o la scelta della letteratura，Rome，1987，页231-261；最早发表于Lettere itatiane 20，1968，页281-306。斯夸罗蒂的观点基于法布里齐奥的“对改变任何事情的可能性完全缺乏信念”（页235），尤其基于他在《兵法》卷七结尾处对“人”的本性的严厉判断。然而，法布里齐奥的论断处理的是某一特定类型的“人”，而且他的缺乏信念极其特殊：是对雇佣军、对“外国军队”及“那些忠于别人而不是我的人”的不信任和谴责（卷七，页208、516）。对于那些“他们自己治下的初朴、诚实的人们”（uomuni semplici，rozzi，e proprii）（页210、518）来说，“改变”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皮特金也痛惜马基雅维利文本没有血气、全然理性及非对话的特性（页69-72）。

(16)　在马基雅维利展示的战士的修辞中，雷蒙迪［《马基雅维利与战士的修辞术》（“Machiavelli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Warrior”），载于Modern Language Notes 92（1977），页1-16］看到，“与这种对修辞如此强烈的政治解释有关的，是对听众的角色持有一种极其积极的看法，即听众就是一种行动的角色，而且，这种解释也与整部《李维史论》中遍布的民主观念，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共和观念，有一种直接、深远的联系”（页9）。尽管雷蒙迪的文章在这一点上处理的是《李维史论》卷三第33章中的将军形象，而不是此处涉及的《兵法》中的段落，但这同样可以解释《兵法》中首次将战士作为修辞家时的意图。而且甚至在《李维史论》中，将军的口头修辞也并非激起信心的唯一事物：“为了使一支军队充满信心，他们必须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且互相了解。”Machiavelli，《君主论和李维史论》（Il Principe e Discorsi），Sergio Bertelli编，Milan, 1960，页475。

(17)　关于马基雅维利作为人文主义的“继承者和批评者”的讨论，参Raimondi，《马基雅维利与战士的修辞学》，前揭。

(18)　和短语la confidenza la causa l’armi最近的上下文似乎鼓励人们将其读作一个兼用法，即一个动词被多个主语支配。在那个上下文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系列因果关系（页442），Ellis Farneworth的译本忽略了兼用法：

这顽强通常要么因为他们对自己以及对武器、盔甲、纪律、优良秩序、新胜利所拥有的信心而增进，要么因为他们对统帅的敬重而增进。对统帅的敬重缘自他们对他的德性的看法，甚于缘自其他任何来自他的善举；或者缘自对祖国的爱，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自然的。（页129）

(19)　Michael McCanles，《马基雅维利与威慑的悖论》，前揭，页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