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霍夫（William E．Wiethoff）　撰

张培均　译　林凡　校

马基雅维利主要作品的总体基调是具有政治效果却缺乏道德，正是由于这种基调，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修辞观念发展过程中本来扮演的突出角色，却总是被遮蔽了。最近有论文尝试将《君主论》看作修辞概念在公民哲学（civil philosophy）中的运用——该文同时也间接将《李维史论》放在这个位置上，⁽¹⁾但是，吉尔肯（Geerken）对大量马基雅维利研究的分析表明，这些研究根本与修辞术方向无关。⁽²⁾学者们研究马基雅维利的修辞术时，常常根据几个涵盖范围很广的修辞“术语和方法”，将其归入“其他技艺和科学”。⁽³⁾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的修辞术与他本人受过的人文主义训练、他对口才和智慧的由衷喜好，以及他对aretē——有时被翻译成“德性”（virtue），一种既有军事特征又有演说特征的混合物——这个古典观念的特殊欣赏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就需要以不同的独特维度研究他的修辞术。

我认为，马基雅维利对以务实、“道德”（virtuous）的方式运用人文主义技艺具有天然的兴趣，正是这一兴趣令他在创作《兵法》（1521年）时赋予该书修辞性的形式与内容。分析《兵法》的文本之前，我们要简单勾勒马基雅维利受过的人文主义训练，以及他对德性的古典观念的拥护。这一军事著作也许是作者最珍视的作品，⁽⁴⁾该书的写作穿透了文学传统的面纱，并清楚地表明马基雅维利受惠于战士-演说家（warrior-orator）这一古典式的人文理想。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寻求智慧与口才在实践上的联合。这些政府官员、教士和专业学者，在“人文主义者”这个词流行之前，常因“演说家”而知名，他们遍寻当时发现的古代作品，以指导他们追求实际口才。古典修辞术向人文主义者提供了确定无疑的传统建议，宣称“修辞技艺和成就在人类事务中扮演了核心角色”。⁽⁵⁾在那个年代，收集和出售古典修辞术文本是一门兴隆的生意。15世纪早期，布拉乔利尼发现了昆体良《演说术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的一份相当完整的手稿，兰德安尼（Gherardo Landriani）发现了几篇西塞罗论修辞的论文，这些都鼓舞了人文主义者的研究。⁽⁶⁾昆体良作为修辞导师地位崇高，而西塞罗在人文主义者引用的作品中尤其引人注目。⁽⁷⁾西塞罗“无所不在的影响”，⁽⁸⁾尤其是他关于智慧的可操作的定义——智慧即ars vivendi［生存之道］，⁽⁹⁾反映在人文主义者关于智慧和口才的概念中，迫使公民哲学成了修辞术的附属物，⁽¹⁰⁾也迫使“英雄”和“演说者”在形式上等同。⁽¹¹⁾

马基雅维利（1469-1527）生长在一座将人文主义者奉为“新文明的先知”的城市。⁽¹²⁾他的“普通文学”教育包括古典作品方面的一般训练，这些古典作品深受人文主义者喜爱。⁽¹³⁾那些特地准备履行职业公民义务的年轻人学习修辞术和辩证法，以便有效地参与“公共辩论，这是对受过通识教育之人的测验”。⁽¹⁴⁾佛罗伦萨的大家族，尤其是美迪奇家族，对古代遗物的商业热望，确保马基雅维利能够接近“写满难以辨认的字母的古老羊皮纸”上的古典修辞术。⁽¹⁵⁾15世纪后期及16世纪初的政治和军事巨变，破坏或毁掉了很多私人图书馆，但美迪奇家族的私产基本保存完好。⁽¹⁶⁾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秘书厅的秘书生涯（1498—1512），扩展了他对人文主义者诸种技艺的研究和实践，⁽¹⁷⁾使他成为中世纪dictatores［师爷］的专业继承者：

他们根据教科书和典范，教授并实践撰写公文、书信和公共演说辞等极其实用的技艺。⁽¹⁸⁾

马基雅维利在古典文学方面所受的训练，使他得以明智地为奥里切拉里花园效力，被佛罗伦萨放逐后，他加入了这一人文主义者的讨论圈子。⁽¹⁹⁾

马基雅维利研究“古典智慧，以便将其运用于他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²⁰⁾在他个人寻求结合智慧与口才的过程中，他借助virtù［德性］这个术语表示人类各种美德的联合。这个术语包含各种意思，包括关于“道德力量”和“政治权术”的通常概念；virtù同时并且特别地含有军事特征，既涉及精神又关乎身体。⁽²¹⁾在很多文本中，这一术语是对德性——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以此为基础——的古典表述的恰当意译。迈内克（Meinecke）评论说，尽管马基雅维利“以一种相当⁽²²⁾个人的方式”详尽阐释了“他的全部真实和最高的价值”，但是，他的virtù这一概念仍“源自古代传统。⁽²³⁾康托斯（Kontos）在其文章中明确提出要考察德性的古代传统，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式的英雄“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企图，赋予他们所在的社会以生命，使其在军事上强大且在政治上稳定”。⁽²⁴⁾雄辩的智者既通过军事技艺也通过公民技艺（both martial and civil arts），令其周围充满生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证明，修辞家（Rhetor）意味着要领导城邦，指导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事务，⁽²⁵⁾而且西方文明关于男子德性最早的说明，就宣称男人既要有“辩论”的本领，也要有“战场作战”的本领。⁽²⁶⁾Aretē的古典概念，同样能在早期修辞术著作中找到表述，比如亚里士多德强调，一个男人因无力用武器保卫自己而感到羞耻很“荒谬”，但是，他如果因无力用讲辞和理性保卫自己而感到羞耻则不荒谬。⁽²⁷⁾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德性的古典概念转换成了其他形式，对一个有抱负的佛罗伦萨人而言，这些形式的德性能够轻易获得且意义重大。马基雅维利必定研究并思考了教-政（church-state）关系，他生活在一个继承了中世纪教-政法规（religious-political prescription）传统的时代。例如，注意查理大帝（Charlemagne）对富尔达修道院院长鲍格尔夫（Abbot Baugulf of Fulda）的指示（约795年）：“朕欲使尔等成为教会合宜之士兵……善言之学者。”⁽²⁸⁾中世纪的教士同样维持了修辞术的古代政治定义，视之为一门“因其雄辩的光彩和丰富而被认为在民事问题上最有用、最必要的”科学。⁽²⁹⁾西塞罗一贯认为，口才形成于“关乎和平与战争的最伟大事业”，⁽³⁰⁾并明确指出，希腊和罗马黄金时代的英雄树立的典范“在民事和战争事务上超绝常人”。⁽³¹⁾昆体良引用福尼克斯（Phoenix）给予阿基琉斯的“道德”教育，⁽³²⁾规定了修辞术练习，其中“兵法能提供某种类比”（同上，2.5.14-15），并明确指出，希腊和罗马英雄树立的典范，在军事技艺与修辞技艺的结合方面超绝常人（同上，12.11）。贝利（Bayley）在解释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军事传统时，似乎最好地总结了马基雅维利式德性的知识背景：

理想的市民是政治家、战士和哲人……他在人类生存的活动领域和沉思领域展现出同等的自在和精通。⁽³³⁾

后文将应用马基雅维利的德性观来考察《兵法》的形式与内容，这一方法非常依赖于另一个相关应用。这里的中心论据假设了以下两者之间的某种类似：古典传统一致认为政治是一种创造性的“制作活动”（poetic activity），⁽³⁴⁾同样，马基雅维利同意“完美政治领袖的风格，应当与资深将军实践的兵法类似”。⁽³⁵⁾下文的文本分析基于这两点，其一，马基雅维利非常认可修辞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中的中心地位；其二，他相对成功地“在人类集体活动中给军事实践分配了位置“。⁽³⁶⁾

严格说来，马基雅维利很可能因为在其军事体系的“几乎每个案例上都‘下错了赌注’”而受到指责。⁽³⁷⁾然而，《兵法》“在整个16世纪得到高度评价”，在1521至1587年间累计出版了八个意大利语版本，1536年出现一种西班牙语盗版，1546年出版法译本，1560-1588年间出版三个英译本，17世纪早期还出版了各种拉丁语和德语译本。⁽³⁸⁾

这部著作的古典来源包括弗龙蒂努斯、塔西佗、韦格蒂乌斯和摩德斯图斯（Modestus）的经典军事论著（这些作品于1487年在罗马结集出版）。⁽³⁹⁾《论王制》（De Regimine Principium）是罗马努斯（Aegidius Romanus）改编自阿奎那的一部作品（1280），代表了中世纪后期著作的类型，由此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整个“军事传统”。⁽⁴⁰⁾15世纪论兵法的前辈倾向于认同西塞罗的理想，在后者的理想中，一个公民在男子德性上的进步“源自他在公共讨论中的学习，源自他从公共讨论走向战场”（同上，页200）。布鲁尼，这位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以西塞罗和昆体良为师，“严格依照”修辞术这一相关公民技艺来写作《论军事》（1422年，同上，页316）。马基雅维利本人的军事手册开篇就在呼应一种古典态度：“平民生活”与“军事生活”之间并无任何必然的不和谐（页566）。⁽⁴¹⁾

《兵法》描述了一场虚拟的对话，对话双方主要是法布里奇奥和科西莫，前者刚从伦巴第征战归来，是受人尊敬的首领，后者是位佛罗伦萨贵族。两位主讲人与另外几位提问者饭后在科西莫家的花园讨论军事科学。法布里齐奥在全书七卷中讲话最多，把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传达给读者。值得注意的是，法布里齐奥在对话中扮演的角色，与其在对话形式的文学作品中的祖辈们扮演的角色一致，比如卓越的克拉苏（Crassus），他在《论演说家》中就是西塞罗的代言人。

在一开始致斯特罗齐的献辞中，马基雅维利赞美一种特殊形式的美德，这种美德结合了英雄和修辞家、“那些立法者”和那些“军事训练掌管者”的技艺；马基雅维利的献辞也表明，作者的意图是要将“往昔卓越的诸形式”应用于当代的政治和军事需求（页567）。献辞呼应了先前《君主论》中表达过的需求，沿用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一比方（figure）：“法律和武器”是一种对国内的成功而言必要的结合体。⁽⁴²⁾献辞利用了昆体良在界定演说术和武器时打过的相同比方（《演说术原理》，2.1.12，前揭）。西塞罗也作了这一比喻性的规定（《论开题》，1.1.1，前揭），且进一步说明演说家必须知道所有“种类的技艺”，尤其是那些“军事技艺”。⁽⁴³⁾

关于如何达成智慧与口才在军事上的联合，《兵法》卷一提出了具体建议。马基雅维利的法布里齐奥强调罗马“尊荣和奖励卓越”的政策（页572），并以很大篇幅论证公民士兵在品质上高于纯粹的雇佣兵。马基雅维利把军事科学的各个方面留到之后几卷处理，而在卷一其余部分说明了征募民兵的标准。人文主义者对智慧与口才可在实践中联合的信念，调和了挑选新兵的绝对规则。当法布里齐奥声称“智巧能补自然无法补的不足”（页581）时，他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表达他认可的“法律和武器”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政治或修辞技艺可以补偿人类的实质性缺陷。随后，他再次声称，“携带武器的公民或属民，在有法律并得到良好管理的情况下，绝不会造成破坏”（页585）。马基雅维利细心的辩证清楚地暗示了西塞罗的主张：

智慧没有口才基本无用，而口才没有智慧则一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且毫无用处。（《论开题》，1.1.1，前揭）

昆体良则干脆说，“一位演说家最卓越的天赋是智慧的灵活性”（《演说术原理》，2.12.2，前揭）。法布里齐奥提到三个招募标准：考官的个人经验、新兵的实际表现以及某些特定的“直”觉（页588），它们分别类似于道德的、逻辑的和情感的这三种证明方式。但是，卷一包含太多具体规则，因此读者自然会回到“灵活性”这一建议，这个建议来自古典文本，更加亲切且明显带有修辞性。

卷二一边讨论应用于军事训练的“规则”，一边引入对武装模式及佛罗伦萨在军事科学上衰落之原因的分析。通过概述大量“布阵”（evolution）或阵型，马基雅维利暗示了自己对布局（disposition）的关注（页608-619）。在“每个细小的优势都举足轻重”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后，法布里齐奥提醒读者注意“无怪乎那些古人会考虑最细微的事物”（页606）。古典传统中与之对应的是，昆体良也用“行”“列”和“佯攻”这些术语，解释布局（同上，2.13.2-17）以及其他阵型（同上，5.12.14和7.10.13）。西塞罗赞许关于“营地和练兵场”的模范“训练”。⁽⁴⁴⁾

遗憾的是，对于军事科学的初阶训练（progymnasmata）而言，“不存在一条规则，对所有那些你可能不得不处理的模式都有用”（页617）。规则说到底无法满足布局的需要，但武装模式可以提供替代性的帮助。法布里齐奥提醒读者，“罗马人不仅用盔甲，而且用羽毛装饰他们的步兵”（页596）。武装模式要求在战术上考虑首领的话语、旗帜和乐曲（措辞、符号和韵律）：一位首领“凭借其话语”（页620）也可以像凭借其他事物一样维持士气；除首领之外，旗帜的存在也使一支军队“充满生气”；而“乐曲经妥善安排，则能保持队列”（页620）。昆体良同样承认首领的话语（《演说术原理》，2.16.8和12.1.28，前揭）、旗帜（同上，10.7.17）和乐曲（同上，9.4.11）的激励效应，而西塞罗只强调话语。⁽⁴⁵⁾卷二偏离主题的部分谈到军事科学的衰落，即“杰出之人多来自共和国而非王国”，这呼应了西塞罗和后人关于罗马雄辩术衰亡之政治原因的一贯评论。⁽⁴⁶⁾

卷三大力推荐组织和模式的古典典范。法布里齐奥继续引证希腊和罗马模式，讨论一支得到完美布局的民兵的战术行动，并驳斥那些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火炮面前“古代的武器和阵式无用”的人（页638）。讨论火炮是一种“阻碍视线”的无用手段（页637），以及法布里齐奥在英勇对抗混乱时下令“展示古代气魄”（页639），这两者在主题上对应着关于修辞术的亚细亚式精细的古老争论。马基雅维利的法布里齐奥——总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插入这么一句格言：“必须躲开无法抵挡的东西”（页641）。武装模式再次提供了替代性“道路”。卷三重申符号体系、措辞和节奏在军旗、领导力和乐曲中的文体价值（stylistic values）（页645-647）。对古代文体模式的考察，使法布里齐奥对队列间的无用喧嚣得出这一最终评论：如此喧闹妨碍“首领的话语和激励之言”（页648）。马基雅维利引证的军事模式，可以跟昆体良的下述评论对观：

兵法可以（为修辞术研究）提供某种类比：尽管它无疑基于某些一般原则，知道那些个别的首领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利用的各种阵式仍然要有用得多。（《演说术原理》，2.5.15，前揭）

在卷四中，马基雅维利极为详细地解释了他关于修辞术的军事德性的概念。成功的首领必须精于情境分析，但他们也必须掌握其他用于维持士气、阻止退缩及夸大自己胜利的修辞技能（页654-656）。首领身边应当是那些已证明自己具备智慧与口才的谋士——“忠心耿耿之士，精通作战，小心谨慎”（页658），但“卓越的首领通常本身就是演说家”（页661）。卷四以亚历山大大帝为证，列举了“无数次”表明修辞技能对军事科学至关重要的情境：

演讲驱除恐惧，点燃斗志，增进顽强，揭露欺骗，许诺酬赏，显示危险，表明避险途径，责备，恳求，威胁，灌注希望，赞誉，辱骂，成就人类激情所据以被扑灭或激发的一切事情。因而，意图缔造一支新军队并赋予这军队好名声的君主或共和国，应当使自己的士兵习惯于听统帅演讲，统帅则应当懂得如何对士兵演讲。（页661）

马基雅维利相信，士兵首先是从“武器”和“首领的威名”中获取信心，而且士兵对自己首领的敬重增强，“更多是因能力，甚于因任何他可能展示的善举”（页662）。⁽⁴⁷⁾首要的是，军事与修辞能力的结合，被应用于上文提到的一连串目的。马基雅维利对首领的修辞目的的详述，与他早前对不同说服程度的列举，⁽⁴⁸⁾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类似，两者都指向通过言与行获得美德的最早的古典典范。

卷五处理与罗马模式相关的标准作战地点（topoi）。法布里齐奥强调在敌国领土作战时要作情境分析：

如果想要一支训练有素、经过实践的军队，这些操练和习惯的培养便必不可少。在这些事情上，首领和指挥官们必须积极有为。（页669）

关于修辞的一般和特定话题都包括在内——“在危险之中，一个人依以指挥的用语必须清晰干脆……避免笼统用语，要使用特定的用语”（页669）。在处理关于筑垒、给养、战利品及其他报偿的紧急情况时，尤其是处理可能遭遇埋伏的情况时，首领必须知道“地点”（页674）。

卷六继续强调情境分析和相关的共同话题，并另增了一些心理策略。马基雅维利承认他“决定”选择性地“模仿罗马人”，包括这一关于技艺与自然的西塞罗式观点：“首领的勤勉使之［营地］井然有序，场景或技艺使之固若金汤。”（页679）当法布里齐奥列出各种心理策略，从欺骗和转移注意力到选择性解释和行贿时（页694-701），他暴露出了自己“马基雅维利式的”性格。通过⁽⁴⁹⁾以“惩罚和奖赏……赞扬和责备”（页690）等各种方式表现谋略，并表明首领需要使自己的民兵保持“受罚和领酬”（页698），法布里齐奥不断指向马基雅维利的这一基本策略：领袖要始终同时“被爱戴与被畏惧”（见上文）。法布里齐奥在描述理想战士的virtù［德性］时，提到“节制和正义”等要素（页701）；卷六结束时，他将军事德性完全解释为首领的“力量，他的组织，他的纪律和他的能力”（页703）。

卷七总结了马基雅维利对技艺与自然、口才与智慧之间的“道德”关联的看法。在用一段冗长的话讲到关于围攻的特殊话题之前，法布里齐奥既提到“自然”，又提到“人工的筑垒”（页703）。接着他汇集了关于军事德性的27条格言，包括“天生硬汉寥寥无几，勤奋和训练造就众多勇士”这样的老生常谈（页718）。⁽⁵⁰⁾法布里齐奥也总结了自己对“创新”这一德性的分析（页721），并重申，“在当今人们可做的事情中，再没有什么”比战士-修辞家的事情“更容易回归古代模式了”（页722）。

卷七的结论明显指向《君主论》最后一章。法布里齐奥控诉意大利当前的统治者，但表达了他的希望：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手段，可以跟修辞技艺一样，共享重生的古典主义，这种古典主义正发生于“道德研究领域”⁽⁵¹⁾——发生于“诗歌、绘画和雕塑中”（页726）。

将《兵法》归入受修辞术语和方法全面影响的文艺复兴作品，是恰当的做法。马基雅维利将虚构、布局和模式等西塞罗式的概念应用于军事，毫不逊色于他本人及其同时代人在修辞术方面作的一些改编。⁽⁵²⁾马基雅维利以对话形式打造其作品，并把传统的修辞功能分派给他笔下的角色。大力褒奖“规则”的功用以及对古典典范的模仿，类似于罗马修辞教育中的那些重要规定。马基雅维利经常从一般的修辞和辩证传统提供的前提出发，为自己主张新古典派的军事科学辩护。他的措辞和意象很大程度上倚赖于西塞罗和昆体良的修辞术论文中显见的专门术语和相关比喻。简言之，在马基雅维利的《兵法》中，论据的内容、布局和形式，表明作者的写作与传统修辞方法之间不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关联。

《兵法》作为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智慧和口才的“道德”联合的一份注解，也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重要性。在《君主论》结尾，马基雅维利声称，意大利“并不缺乏要被赋予形式的内容”（《君主论》，第26章）。马基雅维利不断提及言辞与行动，或法律与武器之间紧密而实际的联系，表明他试图赋予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行动以商议式的（deliberative）修辞形式。此外，马基雅维利对军事关切（martial concerns）的执着，凸显出他对古典概念上的德性的注意，因为那正是在智慧和口才的联合中显现出来的德性。他的译者注意到，在政治口才和军事智慧的联合中获得马基雅维利式的德性，“将是一项极其困难和罕见的成就，除非有某一类活动能两者兼而有之”。⁽⁵³⁾《兵法》卷三称，“每门技艺都有自己赖以奠基的一般规定和原则”（页642）。《兵法》的敏锐读者定会推测，马基雅维利也看到了同样的“一般规定和原则”，它适用于军事技能与修辞技能的技艺性联合。

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术历史尚未得到彻底考察；这一时期受修辞术影响的文本所呈现的多样外表，无疑妨碍了批评研究的努力。如果我们假设“军事行为……有利于强化公民的特征”，那么，我们对《兵法》的修辞分析，就能提供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可靠指引（同上，页72）。而对不同文艺复兴文学传统中其他作品的相关分析，则很可能为修辞术历史贡献重要的一章。⁽⁵⁴⁾

(1)　William E．Wiethoff，《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修辞对公民哲学的影响》（“Machiavelli’s The Prince：Rhetorical Influence in Civil Philosophy”），载于Western Speech，（38）1974，页99。

(2)　John H．Geerken，《1969年以来的马基雅维利研究》（“Machiavelli Studies Since 1969”），载于Journe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37）1976，页351-368。

(3)　Richard Mckeon，《中世纪的修辞术》（“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载于Speaulun，（17）1942，页3。很多研究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文化的学者，都认为修辞术具有“普遍”（pervasive）的影响；尤参Paul Oskar Kristeller，《古典与文艺复兴思想》（The Classics and Renaissance Thought），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15，Cambridge, 1955，页10-13；Hanna H．Gray，《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Renaissance Humanism：The Pursuit of Eloquence”），载于Journe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4）1963，页506；Jerrold E．Seigel，《雄辩的典型与彼特拉克的沉默》（“Ideals of Eloquence and Silence in Petrarch”），载于Journe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6，No．2（l965），页147；以及Vincent M．Bevilacqua，《修辞术与道德研究领域》（“Rhetoric and the Circle of Moral Studies：An Historiographic View”），载于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55）1969，页343-344。

(4)　《兵法》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唯一出版的主要作品。参Neal Wood，《引言》（“introduction”），见Machiavelli，《兵法》（The Art of War），Neal Wood译，前揭，页18。

(5)　Gray，《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前揭，页498。

(6)　John A．Symonds，《学术的复兴》（The Revival of Learning），New York，Capricorn Edition, 1960，页98-102。

(7)　Pearl Kibre，《14和15世纪图书馆中的知识兴趣》（“The Intellectual Interests Reflected in Libraries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载于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7（1946），页280。

(8)　Douglas Bush，《文艺复兴文学中的古典影响》（Classical Influences in Renaissance Literature），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13，Cambridge, 1952，页2。

(9)　Eugene F．Rice，Jr.，《文艺复兴时期的智慧观》（The Renaissance Idea of Wisdom），Harvard Historical Monographs, 37，Cambridge, 1958，页2。

(10)　Mckeon，《中世纪的修辞术》，前揭，页4。(www.daowen.com)

(11)　Hanna H．Gray，《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前揭，页504。

(12)　Felix Gilbert，《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Princeton, 1965，页162；关于将佛罗伦萨塑造为“亚诺河上的新雅典”，另参Hans Baron，《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Princeton, 1955，卷一，页6。

(13)　Pasquale Villari，《马基雅维利的生活和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Machiavelli），Linda Villari译，第二版，London, 1883，页223。另参Gilbert搜集的证据，《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前揭，页318-322。

(14)　Dominic A．LaRusso，《修辞教育：意大利，1300-1450》（“Rhetorical Education：Italy, 1300-1450”），载于Western Speech，24，1960，页218。

(15)　John A．Symonds，《学术的复兴》，前揭，页102。

(16)　Pear1 Kibre，《14和15世纪图书馆中的知识兴趣》，前揭，页262。在佛罗伦萨免于美迪奇统治期间，马基雅维利曾因公出使罗马，这段时间美迪奇家族的图书馆暂时被置于教宗的保护之下。

(17)　Felix Gilbert，《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前揭，页162。

(18)　Paul Oskar Kristeller，《古典与文艺复兴思想》，前揭，页12。

(19)　Felix Gilbert，《当代史学中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in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载于Italian Quarterly，14，No．53，1970，页19。

(20)　Felix Gilbert，《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前揭，页158。

(21)　对这一术语的两种通常意义的解释，参Linton C．Stevens，《马基雅维利的德性和蒙田的唯意志论》（“Machiavelli’s virtù and the Voluntarism of Montaigne”），载于Renaissance Papers，1957，页123；有关其特殊的军事含义的证据，参Felix Gilbert，《论马基雅维利的德性观》（“On Machiavelli’s Idea of Virtu”），载于Renaissance News，4，1951，页54，以及Neal Wood，《塞涅卡和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几个共同方面》（“Some Common Aspects of the Thought of Seneca and Machiavelli”），载于Renaissance Quarterly，21，1968，页20。

(22)　［译注］原文为quiet，疑当作quite。

(23)　Friedrich Meinecke，《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Douglas Scott译，New Haven, 1957，页31。

(24)　Alkis Kontos，《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成功和知识》（Success and Knowledge in Machiavelli），载于The Political Calculus：Essays on Machiavelli’s Philosophy，Anthony Parel编，Toronto, 1972，页85。

(25)　Otto A．Dieter，《修辞家之石》（“The Rhetor Stone”），载于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51）1965，页426-432。

(26)　见荷马的《伊利亚特》，卷九，第443行，A．T．Murray译，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1946，阿基琉斯的老师福尼克斯提醒这位英雄，他受到的训练使其“成为会发议论的演说家，会做事情的行动者”。

(27)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一，第1章，1355bl2，John H．Freese译，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1959。

(28)　《加洛林文学培育书简》（Karoli Epistola de Litteris Colendis），见M．L．W．Laistner译，《西欧思想与书简》（Thought and Letters in Western Europe），London, 1931，页154。

(29)　参Cassiodorus、Isidore、Alcuin和Rabanus Maurus定义修辞术时“几乎相同的用词”，见Luke M．Reisma，《英格兰的修辞术》（“Rhetoric in England．The Age of Aelfric, 970-1020”），载于Communication Monographs，44，1977，页400，注释53。

(30)　Cicero，《论开题》（De Inventione），1.2.3，H．M．Hubbell译，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1968。

(31)　Cicero，《论演说家》（De Oratore），3.33.132-34.139，Horace Rackham译，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1968。

(32)　Quintilian，《演说术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1.2.3，H．E．Butler译，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1953。

(33)　C．C．Bayley，《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战争和社会》，前揭，页199。

(34)　Michael Oakeshott，《人类交谈中的诗的声音》（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An Essay），London, 1969，页15，注释1。

(35)　Neal Wood，《马基雅维利的行动人文主义》（Machiavelli’s Humanism of Action），载于The Political Calculus：Essays on Machiavelli’s Philosophy，前揭，页41。

(36)　F．L．Taylor，《1494-1529年间意大利的兵法》（The Art of War in Italy，1494-1529），Cambridge, 1921，页157。

(37)　Charles Oman，《16世纪兵法史》（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 1937，页93-94。

(38)　Machiavelli，《兵法》，Neal Wood译，前揭，页29-30。

(39)　Machiavelli，《兵法》，页17。另参Neal Wood，《弗龙蒂努斯作为马基雅维利之方法的一个可能的资料来源》（“Frontinusas a Possible Source for Machiavelli’s Method”），载于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8，1967，页243-248。

(40)　C．C．Bayley，《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战争和社会》，前揭，页219-284。

(41)　本文对《兵法》的引用，均采自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3卷本，Allan Gilbert译，Durham, 1965，卷二，页561-726。

(42)　Machiavelli，《君主论》（The Prince），第26章，Allan Gilbert译，他总结道，“没有什么比提出新法律和新制度更令人荣耀”。（卷一，页94——随后所有《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的引文都参考Gilbert的译文。）每个国家的首要基础，在第3章被简单描述为“智谋”和“力量”（卷一，页20），在第12章是“好的法律和好的军队”（卷一，页47），在第18章则是“法律”和“力量”（卷一，页64）。《李维史论》卷三第38章在论及军事与修辞技能彻底调和的实际需求时，引了这位罗马史家（卷一，页515）。

(43)　Cicero，《论演说家》，1.2.8，E．W．Sutton译，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1959。

(44)　Cicero，《论演说家》，3.59.220，Horace Rackham译，前揭。

(45)　Cicero，《论开题》，1.50.94，前揭；以及《论演说家》，1.8.32-34，E．W．Sutton译，前揭。

(46)　参George Kennedy，《罗马世界的修辞技艺》（The Art of Rhetoric in the Roman World），Princeton, 1972，页446-464。

(47)　参《君主论》第7-23章（卷一，页27-88）对下述事实的重复强调：务实的领袖需要“被爱戴与被畏惧”，需要缓解和（或）转化敌意。

(48)　《君主论》第7章（卷一，页34）。

(49)　［译注］原文为though，疑当作through。

(50)　马基雅维利承认地点在作战中的有利因素，并在这一点上作出妥协，进一步支持了以下说法：类似《双行诗集》（Disticha Catonis，一本3或4世纪的格言集，中世纪的学者用于发展主题）这样的作品在中世纪之后仍非常流行，且“地点成了能用于各类文学的陈词滥调”。参Sister Joan Marie Lechner，《文艺复兴时期老生常谈的概念》（Renaissance Concept of the Commonplaces），New York, 1962，页34，页63。

(51)　Vincent M．Bevilacqua，《修辞术与道德研究领域》，前揭，页343。

(52)　比如，Della Casa和Guazzo会把《君主论》归于早期受修辞术影响的“宫廷”（courtesy）书。参Gerald P．Mohrmann，《市民对话》（“The Civile Conversation：Communication in the Renaissance”），载于Speech Monographs，39，1972，页194。

(53)　Machiavelli，《兵法》，Neal Wood译，前揭，页53。

(54)　除了“君主镜鉴”的写作传统，我们至少还应该在“军事”作品传统——从布鲁尼的《论军事》（1422）到詹诺蒂（Donato Giannotti）的《论佛罗伦萨共和国》（1529）——中考察这个作品迭出的世纪。这两个文学传统都展现了那些著作的作者对古典修辞的熟知，展现了他们如何一贯地将修辞原则应用于公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