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Marcia L．Colish）　撰

马基雅维利的《兵法》包含一个未经考察未经解释的悖论：虽然对话的主要参与者法布里奇奥，作为受雇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¹⁾的雇佣军首领（condottiere），在西班牙占领北意大利，以及佛罗伦萨共和国——由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领导并由马基雅维利任国务秘书——的垮台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马基雅维利仍选择法布里齐奥为公民民兵（the citizen militia）胜过雇佣军的优势辩护，而马基雅维利将公民民兵与共和公民德性相联系。这一悖论始终未得到说明，因为文献学者们忽略了文本中各种政治潜台词之下的历史背景，而史学家们在将作品置于历史背景中考察时，则忽略了15世纪对话（Quattrocento dialogue）的本质是一种文学样式。一旦将《兵法》的这些历史的和文学的维度放在一起，就能看到，为何马基雅维利和他的读者会认为法布里奇奥是这种军事主张的理想代表，虽然后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赞同这一主张。⁽²⁾

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出版于1521年的《兵法》相对不太受学界关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文献的学者觉得该书主题没有用处，并满足于给这本书贴上一个“教理问答式”（catechetical）对话的标签，也就是说，在对话中，一名对话者是主讲人，其他对话者的作用只是为了对话进行下去。学者们也将《兵法》置于《论法律》（De legibus）、《论至善和至恶》（De finibus）、《布鲁图斯》（Brutus）、《论演讲术的分类》（De partitione oratoria）和《廊下派的悖论》（Paradoxa Stoicoum）之类的西塞罗式对话的传统中，因为对话者都是作者的同时代人，且对话的读者熟知这些人物的观点。⁽³⁾有人注意到，《兵法》以鲁切拉伊家族庭园（Rucellai gardens）为背景，这一事实让人想起西塞罗的《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以及年代更接近的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的《阿尔贝蒂天堂》Paradiso degli’Alberti）中的花园背景。⁽⁴⁾也有人指出，马基雅维利以戏剧性对话代替了叙述性对话，还注意到，作为国务秘书，他在呈送给佛罗伦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以引用他人的话代替描述或分析，这都受柏拉图式对话技巧的影响。⁽⁵⁾

至于史学家和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的研究者，则通常将注意力局限于古典史家和更早的人文主义者中，以追寻马基雅维利的资料来源。⁽⁶⁾还有人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其作品中显示出人文主义者的癖好——对素材的精选和特定用法，他们指出，马基雅维利《兵法》的要旨是惯常地呼吁模仿古代兵制、赞美公民民兵及批评雇佣军，这一主旨表明，他不够现实主义且不肯承认流行于他那个时代的军事科技、设置和结果。⁽⁷⁾专于文艺复兴时期军事史的史学家们，已充分证实这一点。

［最重要的学者是Michael Mallett，《雇佣兵与他们的主人》（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Totowa，NJ, 1974，页87-88、90-97、100-101、112-114、120-131、133-134、142-144、196-197、250、258-259；Michael Mallett，《15世纪后半叶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备战》（Preparations for War in Florence and Venic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载于Florence and Venice：Comparisons and Relations，Sergio Bertelli等编，Florence, 1979，卷一，页149-164；Michael Mallett，《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的军事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fare in Machiavelli’s Republic），载于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Gisela Bock，Quentin Skinner和Maurizio Viroli编，Cambridge, 1990，页173-180，尤参页174-179；Michael Mallett，《兵法》（The Art of War），载于Handbook of European History, 1400-1600：Late Middle Ages，Renaissance，and Reformation，Thomas A．Brady编，Leiden, 1994，页535-561，尤参页535-551。自始至终，Mallett强调了这一事实，即佛罗伦萨在发展一支付薪的常备军以及与之配套的官僚机构方面落后于时代，这一事实影响了马基雅维利的军事观点。另参Charles Oman，《16世纪兵法史》（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 1979，据1937年伦敦版重印，页89-101；Felix Gilbert，《马基雅维利：兵法的复兴》，前揭，页11-31，尤参页23-30；J．R．Hale，《西方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West：Diplomacy and War），载于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G．R．Potter编，1：259-291．Cambridge, 1957，尤参卷一，页260、276-280、282-290；Joseph Kraft，《马基雅维利的真实和诗》（“Truth and Poetry in Machiavelli”），载于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3（1951），页109-121；Piero Pieri，《文艺复兴和意大利军事危机》，前揭，页525-555；Silvia Ruffo Fiore，《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Boston, 1974，页81-82；Luigi Vismara，《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思想》（“Il pensiero militare di Machiavelli”），载于Rivista militare，25，1969，页1439-1450；Allan H．Gilbert，《马基雅维利论火器》（“Machiavelli on Fire Weapons”），载于Italica，23，1946，页275-286，似乎只有这篇文章在火炮的现代化问题上为马基雅维利辩护。］

还有人提出了一个没有说服力的观点：这部作品预示着基于数学的现代博弈论。⁽⁸⁾

但《兵法》还包含更多的东西。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无人注意《兵法》最大的异常之处：对话的首要参与者是法布里奇奥（1450/1460-1520）。他作为马基雅维利军事目标的主要解说者出场，他来自一个显耀的罗马贵族家庭，古往今来，该家庭与众多的亲戚共同从事雇佣军首领这一职业。法布里奇奥和这些亲戚都是佣兵队长，受雇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们、教宗、阿拉贡国王斐迪南、法兰西人，有时也受雇于佛罗伦萨人。⁽⁹⁾事实上，法布里齐奥对阿拉贡王室的个人服务极其重要，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流军事史家马利特（Michael Mallet），甚至将西班牙军队在意大利的成功，更多地归于他而非其他首领；⁽¹⁰⁾1512年，这同一支西班牙军队将美迪奇家族的统治带回佛罗伦萨，结束了索德里尼领导的共和国，马基雅维利政治生涯的所在。16世纪早些年间，在马基雅维利拟定的重建佛罗伦萨防御的计划中，科隆纳氏即法布里齐奥家族的雇佣军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基雅维利曾受十人委员会（Died di Bali à）之命出使罗马，期间也曾与他们交涉。⁽¹¹⁾索德里尼共和国垮台之后，科隆纳氏雇佣军继续同时服务于教宗、阿拉贡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佛罗伦萨人。他们与索德里尼家族也保持着极好的关系。⁽¹²⁾因此，这场旨在为公民民兵胜过雇佣军且与之对立而辩护的论争，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放在一名佣兵队长口中？况且还有其他从事这一职业的值得注意的人，他们曾效力于佛罗伦萨，其中有些是法布里齐奥自己的亲戚（更不用提其他家庭的子孙了），为何选择法布里齐奥作为这些观点的媒介，既然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赞同马基雅维利的军事观点？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注意这些问题。里多尔菲（Roberto Ridolfi）和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注意到，《兵法》中的法布里齐奥与历史上的法布里齐奥之间存在差异，但他们并未尝试解释两者之间的矛盾之处。⁽¹³⁾马利特认为，对话中的法布里齐奥是对真实的法布里齐奥的“戏仿”（caricature），但并未澄清马基雅维利为何要如此呈现法布里齐奥，也未澄清马基雅维利期待自己的读者有何反应；维利埃（Fredérique Verrier）也将对话中的法布里齐奥视为虚拟人物，但认为马基雅维利使用这一文学手段是为了表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¹⁴⁾吉耶曼（Bernard Guillemain）认为，马基雅维利执迷不悟，希望法布里齐奥能实际上成为一支意大利联合部队的首领，把外国人赶出意大利。⁽¹⁵⁾但迪奥尼索蒂（Carlo Dionisotti）给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兵法》中故意将法布里齐奥作为他的代言人，因为他知道这一战术会被视为一种反奥尔西尼（anti-Orsini）的姿态，因此也是反美迪奇（anti-Medic）的姿态。⁽¹⁶⁾这一论点到此为止都很正确，但仍有待进一步的资料证明。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选择的这名雇佣军首领，其家族曾与奥尔西尼家族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马基雅维利选择他作为对话者，除了间接批评美迪奇家族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议题（Machiavellian agendas），后两个议题有时也与第一个互相配合：批评教宗和批评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与科隆纳家族一样，奥尔西尼也是罗马贵族，在很多个世纪里深刻影响了意大利的军事和教会生活。此外，美迪奇家族的两个族长和奥尔西尼家的女人近来结成婚姻，宽宏者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娶了克拉丽切•德利•奥尔西尼（Clarice degli Orsini），他儿子皮耶罗娶了阿尔芳西娜•德利•奥尔西尼（Alfonsina degli Orsini）。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提到，这两次联姻都触怒了佛罗伦萨人。他注意到，似乎很多人都认为美迪奇家族看不起他们的同胞，他们通过与一个高贵的外国家族联盟，暴露了对共和主义的蔑视和自己称王的野心。关于第一次联姻，马基雅维利写道：

凡是不愿意和同胞公民结亲的人，必是想奴役他们，所以才不屑于和同胞们交好。⁽¹⁷⁾

另一个刺激佛罗伦萨人的因素是，皮耶罗•德•美迪奇去世时，他的遗孀阿尔方西娜控诉佛罗伦萨共和国，声称后者没收的财产中有一部分是她的嫁妆。美迪奇家族与奥尔西尼家族之间的这一联系，导致索德里尼家族，包括正义旗手（gonfaloniere）皮耶罗和他的兄弟、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弗兰切斯科（Francesco），在1498年之后，与科隆纳家族联合起来反对美迪奇家族，尽管索德里尼家族或因忠贞或因道义，直到那时尚未在佛罗伦萨生活的制度动荡中找到位置。⁽¹⁸⁾

马基雅维利尽管在1520年代接受了美迪奇家族成员的委任，但他反美迪奇的立场不难证实。在第一篇《十年纪》（Decennale）中，他评论道，失去比萨抵消了佛罗伦萨1494年在苦熬了60年后从美迪奇家族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快乐（《十年纪》，1.25-27，页940）。⁽¹⁹⁾除了上引《佛罗伦萨史》中的段落外，在这书的另一处他还指出，在共和国中，公民有两种获得荣誉的方式——他以此公开了自己的意图。这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从事公务，这不会产生派系之争；另一种是通过私下里支持自己的追随者，借给他们钱，给他们提供庇护，这会滋生党派之争。马基雅维利引卡波尼（Neri Capponi）作为以第一种方式获得荣誉的公民的例子，而引科西莫•德•美迪奇（Cosimo de’Medici）作为同时以两种方式获得荣誉的例子。他指出，科西莫为了其支持者的利益而操纵佛罗伦萨的法律体系。至于科西莫对艺术的夸张赞助，马基雅维利提到，他的府邸是按照帝王而非公民的规格而建（《佛罗伦萨史》7.1-2，7.5，页792-795）。

关于同一个主题，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补充道，公民如果由于功德或机运成为君主，他们应该模仿斯基皮奥而不是恺撒（《李维史论》1.10，3.28，页91-92、234）。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给出了科西莫的另一幅鲜明的肖像。他指出，科西莫的荣誉一半源于自己的美德，另一半源于同胞的愚昧和党羽的支持。古代罗马的独裁官一职，是通过合法选举产生有限任期，而有的公民却以个人财富收买他人的支持，非法僭取君主大权。对比了二者之后，他补充说，独裁官没有权力改变制度，由公民变成的君主则可以改制（同上，1.33-34，1.46，1.52，页115-117、128、133-134）。作为对比，他还提到躬耕陇亩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以及其他不以公谋私的罗马典范（同上，3.25，页231-232）。马基雅维利写道，1478年，帕奇家族（the Pazzi）反对美迪奇家族的谋划以失败告终，因为美迪奇家族几十年的统治，使佛罗伦萨人的耳朵已经听不见自由的呼唤（《佛罗伦萨史》3.25，页822）。另外，谈到城市改革的困难，他认为，单单迫于重大形势说服人们相信改革是可能的。因此，1502年的阿雷佐事变（the loss of Arezzo）促成佛罗伦萨改革，规定了“终身正义旗手”一职。但伴随1512年在普拉托（Prato）的失败——这一事件导致了美迪奇家族的复辟——而来的，不是佛罗伦萨的改革而是动乱（《李维史论》1.2，页79）。马基雅维利在成书于《兵法》前后的作品中显示，⁽²⁰⁾无序、无视法律、徇私、侵蚀共和主义自由，这些都是美迪奇家族留下的遗产。

教宗政治（Papal politics）是马基雅维利编织在亲科隆纳（pro-Colonna）、亲共和（pro-republican）、反奥尔西尼、反美迪奇主题下的另一个话题。马基雅维利强调，一个奥尔西尼家族的教宗——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开任人唯亲风气之先，在13世纪末封其侄贝尔托尔多•奥尔西尼（Bertoldo Orsini）为罗马涅公爵。尼古拉还想把托斯卡纳和伦巴第封给自己的亲戚。他还暗中与阿拉贡王彼得（Peter of Aragon）商议，剥夺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在西西里的统治权，为阿拉贡统治南意大利铺平道路。关于尼古拉三世，马基雅维利这么说：“他是公开暴露自己野心的第一位教宗。他还借口壮大教会，把高官厚禄赏给他自己的家庭成员”——先是他的近亲，然后是近亲的儿子——“将来他们还会竭力把教宗职位变成世袭。”⁽²¹⁾马基雅维利继续写道，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Ⅷ）企图通过开除教籍消灭科隆纳家族，结果适得其反。博尼法斯由于对教会露骨的、政治性的利用而损害了教会，减弱了人们对宗教制裁的敬畏。而且，科隆纳家族的首领逃到法兰西，和法王菲利普四世（King Philip Ⅳ）合作，帮他入侵意大利，导致了博尼法斯在阿纳尼阿（Anagni）的监禁这次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的开始（同上，1.25，页649）。

在更近的年代，1480年，宽宏者洛伦佐与那不勒斯单独缔结和平，随后，那不勒斯-教宗联盟破裂，科隆纳家族加入那不勒斯——国王之子卡拉布里亚公爵（the Duke of Calabria）的军队，劫掠教宗属地。他们站在公爵一边，是因为奥尔西尼家族受雇于正攻打佛罗伦萨的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²²⁾博尔贾尽管既害怕奥尔西尼家族又害怕科隆纳家族，但还是雇佣了奥尔西尼家族，利用他们和其他雇佣军为他火中取栗，之后再想办法消灭他们。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到这段较近的历史。他在《出使瓦伦蒂诺公爵》（legations to Cesare Borgia）中对此作了详细讨论；佛罗伦萨政府对博尔贾与奥尔西尼家族之间的分分合合极感兴趣，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博尔贾消灭了他那些不忠的首领。

在这曲折历程的某一点上，马基雅维利记录了自己与保罗•奥尔西尼（Paolo Orsini）之间的一场谈话。由于这位雇佣军首领曾服务于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对奥尔西尼说，奥尔西尼目前只是佛罗伦萨一个可怜的仆人，尽管他统治着托斯卡纳且他的部队行动迅猛。奥尔西尼的回答很无礼。这次交谈强化了马基雅维利就奥尔西尼家族想要提出的三个要点。首先，他们与教宗（以及博尔贾）在教宗属地的裙带关系以及对佛罗伦萨的侵略有关。其次，他们证明雇佣军不可信赖。第三，他们十分热衷于让佛罗伦萨恢复到美迪奇家族的统治下。⁽²³⁾

出自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大家族的枢机主教之间的斗争，也揭示了我们所关心的拥护与反对之网。在1521年的教宗选举中，哈德良六世（Hadrian Ⅵ）当选，在这场选举中，科隆纳家的枢机主教被迫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跟索德里尼枢机主教联盟，以阻止美迪奇家族的教宗当选。与这些枢机主教的宗教阴谋相勾结的，是普洛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的支持，作为一家之长，在1512年之后以及1517年美迪奇家族的教宗利奥十世（Leo X）上台、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失势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他还加大了科隆纳家族对索德里尼家族的保护。⁽²⁴⁾我们还应该注意，一方面是科隆纳家族、索德里尼家族与佛罗伦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奥尔西尼家族、腐败且反佛罗伦萨的教宗（anti-Florentine popes）及其子孙（（nipoti）与美迪奇家族（不管是在佛罗伦萨、罗马还是两地同时）之间的联系，对这些，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也有所描绘。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勾勒了其中一些相同的联系，他特别将佛罗伦萨1505年雇用科隆纳氏雇佣军，视为一项有意识地反奥尔西尼和反美迪奇的政策。⁽²⁵⁾

但《兵法》还有另一层潜台词需要揭示。马基雅维利敌视的另一个同时代团体是修士同伙或恸哭派（the Frateschi or Piagnoneparty）——萨沃纳罗拉及其政治和道德方案的追随者。在这位修士的骨灰于1498年撒于亚诺河之后，他留下的派别并未自行解体。

［关于这一现象最好和最近的研究是Lorenzo Polizzotto，《16世纪早期意大利的语言、政治和历史》（Prophesy，Politics and History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Italy），收于Florence and Italy：Studies in Honour of Nicolai Rubinstein，Peter Denley和Caroline Elam编，London, 1988，页107-117；Lorenzo Polizzotto，《拣选之国》（The Elect Nation：The Savonarolean Movement in Florence，1494-1545），Oxford, 1994。另参Rudolf von Albertini，《佛罗伦萨：从共和国到君主国》（Firenze dalla repubblica al principato：Storia e coscienza politica），Cesare Crisofolini译，Turin, 1970，页107；Sergio Bertelli，《马基雅维利和索德里尼》，前揭，页10；Gene Brucker，《萨沃纳罗拉和佛罗伦萨》（Savonarola and Florence：The Intolerable Burden），收于Studies o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Memory of Arnolfo B．Ferruolo，Gian Paolo Biasin等编，Naples, 1985，页119-130；Eric Cochrane，《被遗忘的世纪中的佛罗伦萨》（Florence in the Forgotten Centuries, 1527-1800．A History of Florence and Florentines in the Age of the Grand Dukes），Chicago, 1973，页3、5、7-8、61、134-135、136-137；Rachel Erlanger，《没有武装的先知》（The Unarmed Prophet：Savonarola in Florence），New York, 1988，页299；Bernard Guillemain，《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人类学》，前揭，页29-30；Guido Pampaloni，《（1497年末的第二次痛苦派运动》（I1 movimento piagnone secondo la lista del 1497），收于Essays on Machiavelli，Myron P．Gilmore编，Florence, 1972，页337-347；Roberto Ridolfi，《萨沃纳罗拉传》，前揭，页288-304，以及《马基雅维利传》，前揭，页397、602；Giuseppi Schnitzer，《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2卷本，Ernesto Rutil译，Milan, 1931，卷二，页22-23、24、26-70、427-456、463-494；Donald Weinstein，《萨沃纳罗拉和佛罗伦萨》（Savonarola and Florence：Prophesy and Patriotism in the Renaissance），Princeton, 1970，页323-376，以及《向上帝的子民解释上帝的行为》（Explaining God’s Acts to His People：Savonarola’s Spiritual Legacy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收于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Essays in Honor of Charles Trinkaus，John W，O’Malley，Thomas M．Izbicki和Gerald Christianson编，Leiden, 1993，页205-225。H．C．Butters，《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政府》，前揭，页63-66、69、106-107、147、167-168、179-181、186、194、204、263，相比之下，该文作者认为修士同伙的影响并没有世所公认的那么大。］

在佛罗伦萨动荡的政治图景中，萨沃纳罗拉主义者始终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马基雅维利有两个理由对其深恶痛绝。首先，从他的立场看，他们颠倒了他设定的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对萨沃纳罗拉来说，政治是通往一种禁欲的、非世俗的道德和宗教改革的手段，用于净化佛罗伦萨的罪恶和奢华，使佛罗伦萨能在他宣扬的末日来临时行使新耶路撒冷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佛罗伦萨政府完全建基于威尼斯大会议（Venetian Great Council）的模式就很重要；公民越多地介入决策过程，道德和宗教改革就越容易通过立法得到确立。萨沃纳罗拉还把这一使命跟反对美迪奇家族以及猛烈批评教宗的腐败联系在一起。⁽²⁶⁾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宗教的职能是为政治服务，在政治上激起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公民德性以及军队的英勇，而不是激起谦卑或“虚荣之火”（the burning of vanities）。他视萨沃纳罗拉的先知式主张为无稽之谈，认为这个修士是个目光短浅的骗子，因为萨沃纳罗拉未能使佛罗伦萨在军事上常备不懈，也未能在必要时严厉地执法。在自己的全部作品中，马基雅维利有几处显示了对萨沃纳罗拉的仇恨。最著名的无疑是在《君主论》中，他把摩西和萨沃纳罗拉（“没有武装的先知”）作了比较。

［《佛罗伦萨防务序言》（Discursus florentiarum rerum praefatio）；《李维史论》，1.1，1.10-12，1.19，1.25，1.34，1.45，1.49，2.8，3.30；《君主论》，6，12，21；《十年纪》，1.154-165；《金驴记》（L’Asino），5.94-127；《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4，2-11，45；《信件3，致里切拉多•贝齐，1498年3月9日》（Ep．3，to Ricciardo Becchi, 9 March 1498）；《信件217，致弗兰切斯科•维多里，1513年12月19日》（Ep．217，to Francesco Vettori, 19 December 1513）；《信件261，致弗兰切斯科，圭恰迪尼，1521年5月17日》（Ep．261，to Francesco Guicciardini, 17 May 1521），页24-25、77-78、91-96、104-105、108-109、116-117、127、131-132、157、264-265、275-277、281、943、967、991、1010-1012、1161-1162、1203。有些学者否认或弱化马基雅维利对萨沃纳罗拉的不满。Felix Gilbert，《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Machiavelli’s“Istorie fiorentine”：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收于Essays on Machiavelli，Myron P．Gilmore编，Florence, 1972，页75-99，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分享了萨沃纳罗拉的启示论；Eugenio Massa，《达•维泰博、马基雅维利、路德和悲观的基督教》（Egidio da Viterbo，Machiavelli，Lutero e il pessimismo cristiano），收于Umanesimo e Machiavellismo，Enrico Castelli编，Padua, 1949，页75-123，尤参页108，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尊重这位修士；Larry Peterman，《庄重和虔敬》（“Gravity and Piety：Machiavelli’s Modern Turn”），载于Review of Politics 52（1990），页189-214，尤参页192，声称在马基雅维利的《关于语言的对话》中有对萨沃纳罗拉赞赏性的参考；John Plamenatz，《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收于Man and Society，卷一，页1-44，New York, 1963，尤参卷一，页11，页35，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对萨沃纳罗拉既着迷又厌恶；Donald Weinstein，《马基雅维利和萨沃纳罗拉》（Machiavelli and Savonarola），收于Studies on Machiavelli，Myron P．Gilmore编，Florence, 1972，页253-264，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对萨沃纳罗拉的反对随时间而减弱；以及Alison Brown，《萨沃纳罗拉、马基雅维利和摩西》（Savonarola，Machiavelli，and Moses：A Changing Model），收于Florence and Italy：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ur of Nicolai Rubenstein，Peter Denley和Caroline Elam编，London, 1988，页57-72；Maury D．Feld，《马基雅维利的国民军和马基雅维利的雇佣军》，前揭，页88-90；Pasquale Villari，《马基雅维利的生活和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Machiavelli），2卷本，Linda Villari译，据1892年London版重印，New York, 1968，卷一，页300；以及J．H．Whitfield，《论马基雅维利》（Discourses on Machiavelli），Cambridge, 1969，页1-15、24、33-35、87-110，认为马基雅维利肯定受到了萨沃纳罗拉的影响。在争论的另一边，以下学者的文章（并未穷尽所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以强烈的陈述表明马基雅维利对萨沃纳罗拉极度不满：German Arciniegas，《萨沃纳罗拉、马基雅维利和圭多•安东尼奥•韦斯普奇》（“Savonarola，Machiavelli，and Guido Antonio Vespucci：Totalitarian and Democrat Five Hundred Years Ago”），载于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9（1954），页184-201；Harvey C．Mansfield，《马基雅维利的新模式和新秩序》（Machiavelli’s New Modes and Orders：A Study of the Discourses on Livy），Ithaca, 1974，页136-138、146、159、165-167、400；Augustin Renaudet，《马基雅维利》（Machiavel），Paris, 1942，页42-45、178-180；Roberto Ridolfi，《马基雅维利传》，前揭，页15-17、397、602；以及Gennaro Sasso，《尼可洛•马基雅维利：他的政治思想的故事》，前揭，页13-16、18-29、32-40、113-115、122-123、138、156、201、392、430-431。］

更有甚者，在马基雅维利眼中，修士同伙破坏了他鼓吹的共和主义方案：多数自治（governo largo）。这一共和主义方案既反对美迪奇家族的君主式统治，也反对在他自己的时代由佛罗伦萨贵族促成的、美迪奇复辟之前的共和国的贵族统治（governo stretto）。⁽²⁷⁾马基雅维利远非从天启或威尼斯的角度为多数自治辩护，而是基于人性和他的历史阅读为之辩护。萨沃纳罗拉的共和主义方案的持续普及，是导致马基雅维利不安的原因，尤其当这位修士似乎已取代马基雅维利本人对教宗和美迪奇的批判时。

在《兵法》中，马基雅维利在两个成对的段落中站在反修士同伙的立场，斯帕克曼（Barbara Spackman）将这些段落简单地视为马基雅维利喜欢使用成对之物（dyads）的例子，而没有感觉到其中反萨沃纳罗拉的含义。但雷蒙迪（Ezio Raimondi）领会到了两段话之间政治上的呼应。⁽²⁸⁾两位学者都注意到，马基雅维利比较了两种类型的首领，一种认为“懂得如何编造一场骗局……如何使自己的演说成为神谕应答”⁽²⁹⁾就足够了，另一种则知道如何利用宗教来激励自己的部队。他援引了属于后者的一个最近的例子：

在我们父辈的时代，法王查理七世在他对英国人的战争中说，他遵循上帝派来的一名少女的忠告，她被大家称作法兰西贞女；这就是他胜利的原因。⁽³⁰⁾

这里，在圣女贞德身上，马基雅维利实际上看到了一个武装起来的现代先知。

尽管厘清了《兵法》中潜藏于马基雅维利主要论点表面下的各种潜台词，这些潜台词解释了他为何选择一位科隆纳家族的成员作为代言人，但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即他为何把为公民民兵辩护的任务交给一名雇佣军首领。对文本本身更贴近的阅读，把《兵法》放在文学史中，放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的语境中，将解决这最后的难题。

首先，对话一开始，马基雅维利就隐约表达了自己反美迪奇的态度。他将主人科西莫描述为正在招待那位著名的将军法布里齐奥，后者于1519年⁽³¹⁾从伦巴第——他帮阿拉贡国王斐迪南赢得此地，立下赫赫战功——南下（《兵法》，1：307）。从科西莫的祖父贝尔纳多的时代起，鲁切拉伊家族庭园就是一个政治和文学讨论的中心，圈子成员既包括主张多数自治（largo）的共和主义者，也包括主张贵族统治（stretto）的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于1515年前后加入其中。一些成员在1494—1512年间企图复辟美迪奇家族的统治，另一些人则在1522年密谋推翻复辟的美迪奇政权。⁽³²⁾当马基雅维利介绍其演员阵容时，包括扎诺比、巴蒂斯塔、路易吉以及科西莫在内，不管马基雅维利本人还是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评论法布里齐奥的职业。相反，对话立刻关注庭园布置的问题。看到其中有些树木和古人栽培的是同一品种，法布里齐奥说，跟随古人在阳光下从事强劲严苛的活动，比学他们坐在树荫下乘凉更好。他强调，正因为忽视这些充满朝气的活动，罗马才沦于毁败（《兵法》，1：304）。作为回应，科西莫答道，他祖父贝尔纳多创建庭园及讨论圈子是因为生在腐败时代；他的意思是，那是宽宏者洛伦佐的时代，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政治行动。法布里齐奥接受了这一解释，但极力主张，罗马共和国的榜样仍有益于一个还有某些善留存的城邦。他暗示，佛罗伦萨并未完全腐败。⁽³³⁾

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法布里齐奥开始概述其军事对策时，科西莫发起挑战（hurls down the gauntlet），提出了《兵法》的现代读者很少注意的问题：法布里齐奥，你为什么一方面鼓吹模仿古人，谴责行为不像古人的那些人，另一方面却“在你擅长并被评为在其中出类拔萃的战争领域，不见你用过任何古代手段，或者多少与之类似的手段”？⁽³⁴⁾法布里齐奥回答说，他已通过自己的研究作好模仿古人的一切必要准备，但是，他声称，他缺少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机会：

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导致有可能显示我作的准备，从而能使军队回归其古代法则的机遇，所以倘若我没有使之回归，我就不能因此遭到你或别人的非难。⁽³⁵⁾

法布里齐奥在声明中承认，“机遇”是否已实际到来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不确定，他转而提出探讨确定的问题：意欲有效抓住机会，必先作好准备。这一结论强调了法布里齐奥最初的声明，⁽³⁶⁾由此，马基雅维利使谈话离开与机会和法布里齐奥的真实职业有关的问题，转向构成对话主体的、关于军事政策的具体细节。在卷一和卷二，法布里齐奥以问答的方式教授科西莫关于部队征募和军饷、武器、操练及布阵的事情。在卷三，路易吉成为法布里齐奥的主要对话搭档，就战术、演练和军团规模作出评论；卷四和卷五探讨士气、行军秩序、侦查、给养及战利品的分发，扎诺比起了相同的作用。在卷六和卷七，主要是巴蒂斯塔推动谈话进行，法布里齐奥论述了扎营、撤营、纪律、联络、战马以及攻城和守城问题。对话最后结束于法布里齐奥与科西莫的短暂交谈。

法布里齐奥一开始就强调他的主题：一个制度良好的城邦，不管是共和国还是王国，依赖于一支公民民兵，罗马正因为背离这一原则而导致毁败（同上，305-308）。科西莫这个搅局者再次表示反对。他指出，环顾当今世界，看到的都是像法布里齐奥和他领导下的那帮人一样的职业军人，从君主和共和国处获得供给以谋生，甚至在和平时期，他们也凭此而不至于变成强盗、土匪和反社会者（同上，308）。这里，科西莫指出当时的一个现象：常备军以雇佣军为基础；事实上，通过那些财政和官僚机构——这些机构从15世纪中期开始就存在于除佛罗伦萨外的大多数意大利城市国家中——人们一直激励这些雇佣兵充当忠诚正直的社会成员。法布里齐奥的回答是，和平时期没有足够的事务，比如守备，使军队常有事干。他补充道，给雇佣军发饷是腐败的做法。雇佣他们很可能在城邦内造成混乱，但这一回答并没有真正回应科西莫的观点（同上），因为给了钱的士兵不管是否在战斗，都用不着为了收支相抵而在不打仗时蹂躏乡村、洗劫城市及欺压非战斗人员。

但接下来，法布里齐奥说了更奇怪的话。谈到他自己时，法布里齐奥强调，他从不是一名职业军人或佣兵队长。他断言：

我从未将战争用作一门专技，因为我的技艺是治理我的下属和保卫他们，并为了能保卫他们而爱好和平、懂得如何作战。我的国王奖赏和尊敬我，更多的是因为我还知道如何在和平时期为他出谋划策，而不是因为我懂得打仗。⁽³⁷⁾

紧跟这一完全不诚实的声明——他实际上是雇佣军首领却说不是——法布里齐奥继续谈论招募公民军队的细节，以及他在《兵法》中着手处理的其他话题。

一直到对话的最后一卷，法布里齐奥才回应科西莫在卷一对他的指责：

如果你记得不错，科西莫，你对我说过你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我是古代的颂扬者，谴责那些在大事上不仿效它的人，但另一方面，我在战争事务上没有仿效它，而是自行其是。对此我曾回应说，想要做某事的人首先必须自我准备，了解如何做此事，以便接着在机会允许时更有能力去做。至于我是否知道如何使军事回归古代模式，听了我就这一问题的长篇大论之后，我希望你们能作出评判。从我的议论中，你们已经能够认识到我在这些思考上花了多少时间，而且我也相信你们能够想象我心中多么渴望将其付诸实施。我是否有能力做到，我是否被给予了这样的机会，你们不难猜测。⁽³⁸⁾

法布里齐奥再次声称，机遇不会自己出现，也不会为一个像他那样的雇佣军首领出现。因为他提议的军事改革只对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这些国家能从自己的公民中招募一支至少包括一万五千或两万人的军队。对于更小国家的统治者而言——更不要说那些受雇于别的统治者的指挥官了——这一可能根本不存在。可以肯定，法布里齐奥不是一个这样的君主或总督，可以指挥一支他认为规模最合适的军队。法布里齐奥现在承认，他是一个为外国君主效力的指挥官，必须遵守君主制定的规则。鉴于其部队唯利是图的本性和放荡的习俗，法布里齐奥总结说，他的改革靠他手头的人没法进行（同上，387-389）。

这一向“我做不了主”模式的撤退，与缺乏机遇是一样的借口，尽管法布里齐奥其实是在为他没能开创自己鼓吹的改革，缺乏激流勇进的能力开脱，但至少让我们又看到了原来那个法布里齐奥：承认自己是个雇佣军首领，而不仅仅是其君主的贤明顾问、其学科的辩护人。《兵法》最后一卷的法布里齐奥，似乎比开启对话时的法布里齐奥更像历史上的法布里齐奥。尽管如此，通观此书，我们还是发现，一位知名雇佣军首领否认那些军事手段的效用，尽管这些手段已被证明有效且助其在战场上赢得了成功和荣耀。我们希望，以上论据解释了马基雅维利为何选择一个科隆纳家族的人为公民民兵辩护。但那个问题依然存在，它由科西莫在文中提出而一直没得到回答，即：为何这个特别的科隆纳会摆出一副与他本人著名的实践如此不符的姿态？

正是在这里，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来考虑，能够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已指出，研究16世纪对话的学者忽略了《兵法》。被忽略的正是理解《兵法》的一种可能性，即将《兵法》放在15世纪意大利对话的语境中来理解。马什（David Marsh）对这一课题的重要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³⁹⁾马什表明，15世纪意大利的对话作者不只是从古典对话中选择各种典范并模仿他们，他们还进行创新。意大利作者更愿意将当代人作为对话者放入对话作品中，因为读者对这些角色的生活和观点十分熟悉。但从15世纪初的布鲁尼（Leonardo Bruni）到下一代的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和瓦拉（Lorenzo Valla），则加入了新的变化。在布鲁尼的对话作品中，对话者尼古力（Niccolò Niccoli）在第一篇对话中持一个非常不得人心的观点，与他的真实想法截然相反，他批判佛罗伦萨的“三顶桂冠”：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在第二篇对话中，尼古力撤销了自己的第一个观点，在对第一个观点的虚拟拒绝中，破坏了这个观点的可信度。

布拉乔利尼在《论贪婪》（De avaritia）中也使用了类似的写法，我们在这部作品中同样发现，同时代的对话者在反对他们自己的广为人知的观点。一位读者惑于布拉乔利尼的策略，写信给他要求澄清，布拉乔利尼在回复中强调了两点。他说，首先，他把对贪婪的攻击分派给一个被认为是贪心的人，把为贪婪辩护分派给另一个公认的败家子，是为了将反讽引入对话，从而使对话更有趣。其次，他指出，我们要能够区分观点本身与提出观点的人。一个观点合理或有价值，跟提出观点的人没有关系。

瓦拉在《论享乐》（De voluptate）的每个标题下、在每个对话者身上都用了同样的技巧，把廊下派和伊壁鸠鲁派的观点，放在那些绝非这些哲学派别的拥护者的口中。他的基督教发言人批判那个伊壁鸠鲁主义者所持的观点，而当时的人都知道，这一观点与那个伊壁鸠鲁派对话者的实际生活方式不同。该基督徒还以同样的方式攻击那个廊下派对话者。正如马什所言，通过分析这些对话作者而重新发现的文学策略，能使这些作者或多或少秘密地表达其他的个人意图：攻击基于逻辑的经验神学，批评教会的财富或基督教必须与苦行主义结合的观念。(www.daowen.com)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将《兵法》放入马什研究过的15世纪对话的传统中阅读，只要把《兵法》的布景做一下轻微调整，不是在当下而是在不远的过去——那时鲁切拉伊还在世——那么，马基雅维利的对话以及他选择法布里齐奥作为主要发言者就完全讲得通了。我们已看到，这篇对话并不乏马基雅维利式的潜台词，反映了贯穿其众多作品的好恶。马基雅维利不仅通过选择各位对话者，也通过分派他们的台词，清楚地说出了这些潜台词。最重要的是，将《兵法》纳入15世纪对话的背景中，就解决了马基雅维利引出的问题：他为何用一名雇佣军首领，一名帮助外国统治者征服意大利大片土地，剥夺其中很多城市的自治权，使美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的首领，来批判雇佣军，并让他为马基雅维利心目中与共和公民美德关系极其紧密的公民民兵辩护？对马基雅维利及其同时代的读者而言，《兵法》最大的反讽在于，当时没有一个人比法布里齐奥更有资格传达这一信息。

(1)　［译注］Ferdinand of Aragon（l452-1516），即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二世、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三世、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三世和卡斯提尔国王斐迪南五世。

(2)　本文初稿曾提交于1997年5月15日在阿尔博塔省班夫镇召开的落基山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协会会议。

(3)　最完整的分析，可参Rudolf Hirzel，《对话的文学史研究尝试》（Der Dialog：Ein literarhistorisches Versuch），两卷本，Leipzig, 1895，卷一，页173、494-495、497、515；另参Peter Burke，《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The Renaissance Dialogue”），载于Renaissance Studies 3（1989），页1-12，尤参页3；William E．Wiethoff，《〈兵法〉中修辞术的军事“德性”》（“The Martial‘Virtue’of Rhetoric in Machiavelli’s Art of War”），载于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4（1978），页304-312，尤参页308；另参Virginia Cox，《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社会和政治语境下的文学对话》（The Renaissance Dialogue：Literary Dialogue in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Castiglione to Galileo），Cambridge, 1992，页20-21，该书错误地主张，《兵法》的体例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形式。

(4)　Rudolf Hirzel，《对话的文学史研究尝试》，前揭，卷一，页460；卷二，页387、389。

(5)　Gian Roberto Sarolli，《马基雅维利的未刊著作》（“The Unpublished Machiavelli”），载于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 1（1970），页78-92，尤参页91-92。

(6)　开创性的研究是L．Arthur Burd的《马基雅维利〈兵法〉的资料来源》（“Le fonte letterarie di Machiavelli nell”Arte della guerra”），尽管他没有分析马基雅维利使用的材料，载于Atti della reale Accademia dei lincei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storiche e filologiche，ser．5），4.1（1897），页187-261；紧随其后的有Leo Strauss，《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文学》（“Machiavelli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载于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 1（1970），页7-25，尤参页7-8（［译注］中译参彭磊译文，载于刘小枫主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增订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473-488）；另参Luigi Pierone，《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Bologna, 1971，页69-71；另参Harvey C．Mansfield，《马基雅维利的德性》（Machiavelli’s Virtue），Chicago, 1996，页199-200。

(7)　Sydney Anglo，《详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 Dissection），New York, 1969，页131-138、152-153、259-260；Maury D．Feld，《马基雅维利的国民军和马基雅维利的雇佣军》（Machiavelli’s Militia and Machiavelli’s Mercenaries），载于The Military，Militarism，and the Polity：Essays in Honor of Morris，Janowitz，Michael Lewis Martin和Ellen Stern McCrate编，New York, 1984，页79-92，尤参页79-81；Bernard Guillemain，《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人类学》（Machiavel L’anthropologie politique），Geneva, 1972，页207；J．R．Hale，《马基雅维利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Machiavelli and Renaissance Italy），London, 1961，页195-196；William E．Wiethoff，《〈兵法〉中修辞术的军事“德性”》，前揭，页307-308；Neal Wood，《引言》（“introduction”），见Machiavelli，《兵法》（The Art of War），Neal Wood译，Indianapolis, 1965，页20-23、27-32。

(8)　Marc Barbut，《〈兵法）旁注》（“En marge d’une lecture de Machiavel：Le’art de la guerre”），载于Annales 25（1970），页567-573。

(9)　对法布里奇奥生涯最好的介绍是F．Petrucci的《法布里齐奥•科隆纳》（“Colonna，Fabrizio”），载于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27，1982，页288-293。关于法布里齐奥及其家庭中其他身为雇佣军首领的成员，参H．C．Butters，《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政府》（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1512-1519），Oxford, 1985，页83-85、98-101、104；Fredi Chiapelli，《秘书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segretario），载于Machiavelli nel VO centenario della nascita，Bologna, 1973，页45-60，尤参页55-56；Aida Consorti，《新文件中的枢机主教科隆纳》（Il cardenale Pompeo Colonna su documenti inediti），Rome, 1902，页12、16-18、21、23、31-32、52-53、58、59、68、69、81、82、86-87；Christiane Gil，《佛罗伦萨公务员马基雅维利》（Machiavel，fonctionnaireflorentin），Paris, 1993，页308；K．J．R．Loewe，《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会和政治》（Church and Politics in Renaissance Italy：The Life and Career of Cardinal Francesco Soderini ［1453-1524］），Cambridge, 1993，页59-62；Roberto Ridolfi，《萨沃纳罗拉传》（The Life of Girolamo Savonarola），Cecil Grayson译，London, 1959，卷一，页151；Gennaro Sasso，《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前揭，页185；Machiavelli，《兵法》，前揭，页18-19。

(10)　Michael Mallett，《雇佣兵与他们的主人》，前揭，页250-251、257。

(11)　Machiavelli，《第一次出使罗马教廷》（Prima legazione alla corte di Roma, 14 December 1503）；《第二次出使罗马教廷》（Seconda legazione alla corte di Roma, 25 August 1506，28 August 1506，16 October 1506，24 October 1506，25 October 1506），见Machiavelli，《作品全集》，前揭，页568、573、575、604、609-611。关于科隆纳家族在佛罗伦萨军队的逐渐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最好的研究是Roslyn Pesman Cooper，《马基雅维利、索德里尼与唐•米凯洛托》（“Machiavelli，Francesco Soderini and Don Michelotto”），载于Nuova rivista storica 66（1982），页342-357。另参H．C．Butters，《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政府》，前揭，页108。佛罗伦萨人也雇佣唐•米凯洛托，一名原先受雇于博尔贾的西班牙首领；有些佛罗伦萨人怀疑，雇佣唐•米凯洛托是为了帮助索德里尼发动一场君主制的政变，这一点已被圭恰迪尼证实，参Francesco Guicciardini，《1378-1509年佛罗伦萨史》（Storie fiorentine dal 1378 al 1509），见其《作品集》（Opere），Roberto Palmarocchi编，Bari, 1931，页281。Carlo Dionisotti，《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erie），Turin, 1980，页162-166，以及Gennaro Sasso，《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前揭，页3-59，均认为这一恐惧有其根据；不过，Cooper以令我们信服的方式反对这种见解。

(12)　H．C．Butters，《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政府》，前揭，页278；K．J．R．Loewe，《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会和政治》，前揭，页114、125-126；Michael Mallett，《雇佣兵与他们的主人》，前揭，页254。

(13)　Roberto idolfi，《马基雅维利传》（Vita di Machiavelli），第七版，Florence, 1978，页278；Harvey C．Mansfield，《马基雅维利的德性》，前揭，页203-205。

(14)　Michael Mallett，《雇佣兵与他们的主人》，前揭，页258；Fred é rique Verrier，《〈兵法〉中的马基雅维利和法布里齐奥》（Machiavelli e Fabrizio Colonna nel’Artedella querra：Il polemologio sdoppiato），载于Machiavelli：Politico storico letterato，Jean-Jacques Marchand编，Rome, 1996，页175-187。

(15)　Bernard Guillemain，《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人类学》，前揭，页202-203。

(16)　Dionisotti，《文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Man of Letters），Olivia Holmes译，载于Machiavelli and the Discourse of Literature，Albert Russell Ascoli和Victoria Kahn编，Ithaca, 1993，页17-51，尤参页46。

(17)　《佛罗伦萨史》7.11，页800；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3卷本，Allan Gilbert译，Durham, 1965，卷三，页1351。关于皮耶罗•迪•洛伦佐•德•美迪奇的婚姻，参同书8.36，页843。关于马基雅维利在1520年代对美迪奇家族持续增长的不满，参John M．Najemy，《马基雅维利与美迪奇家族》（“Machiavelli and the Medici：The Lessons of History”），载于Renaissance Quarterly 35（1982），页551-576，尤参页554。［译注］中译参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前揭，页364。

(18)　K．J．R．Loewe，《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会和政治》，前揭，页24-26、51、53-54；Sergio Bertelli，《马基雅维利和索德里尼》（“Machiavelli and Soderini”），载于Renaissance Quarterly 28（1975），页1-16，尤参页10-16。

(19)　［译注］中译参马基雅维利，《戏剧•诗歌•散文》，徐卫翔、刘儒庭、胡维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页190。

(20)　［译注］《李维史论》成书于《兵法》之前，《佛罗伦萨史》成书于《兵法》之后。

(21)　《佛罗伦萨史》，1.23，649；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前揭，卷三，页1062。

(22)　《佛罗伦萨史》，8.23，8.27-28，333-334，836-837。另参Silvia Ruffo Fiore，《马基雅维利》，前揭，页15-19。

(23)　《君主论》，7，13；《出使瓦伦蒂诺公爵，罗马涅》（Legazione al Duuca Valentino in Romagna，20 November 1502），页266-267、277-278、452。其他相关段落，参整个出使记录，页401-496。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过度简化了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的政策，这一点可参Cristine Shaw，《罗马公爵和意大利的法兰西血统》，（The Roman Barons and the French Descent into Italy），载于The French Des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 1494-95．Antecedents and Effects，David Abulafia编，London, 1995，页250-261。［译注］中译参马基雅维利，《政务与外交著作》，王永忠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页189-321。

(24)　K．J．R．LoeWe，《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会和政治》，前揭，页125-126。

(25)　Francesco Guicciardini，《1378-1509年佛罗伦萨史》，前揭，页277。

(26)　Girolamo Savonarola，《论国家的组织》（Del reggimento degli stati），Pisa, 1818，页5-65。另参Roberto Ridolfi，《萨沃纳罗拉传》，前揭，页20、22-23、26-27、32-35、38-40、44-49、51、77-83、92-93、101、107、134、154-155、168、184、278-279、282、317-319；Ralph Roeder，《文艺复兴人：四位立法者》（The Man of the Renaissance．Four Lawgivers：Savonarola，Machiavelli，Castiglione’Aretino），New York, 1933，页57-87；Giuseppi Schnitzer，《萨沃纳罗拉》，前揭，卷一，页97、105-116、123-133、165-194、217-259、265-318、365-382、391-397、437-459；卷二，页32-33、199-333。

(27)　以下学者注意到了修士同伙抢先占据多数自治的共和主义的方式：Sydney Anglo，《详论马基雅维利》，前揭，第二章，页9-200；William J．Connell，《佛罗伦萨内外的共和传统》（The Republican Tradition In and Out of Florence），收于Girolamo Savonarola：Piety，Prophesy，and Politic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Donald Weinstein和Valerie A．Hotchkiss编，Dallas, 1994，页95-105，尤参页95；John M．Najemy，《朋友之间》（Between Friends：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Princeton, 1993，页72；Nicolai Rubinstein，《马基雅维利和佛罗伦萨的共和经验》（Machiavelli and the Florentine Republican Experience），收于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Gisela Bock，Quentin Skinner和Maurizio Viroli编，Cambridge, 1990，页3-16；J．N．Stephens，《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衰落：1512-1530》（The Fall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 1512-1530），Oxford, 1983，页35-45、78-79；以及Giovanni Silvano，《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共和主义》（Early Sixteenth-Century Florentine Republicanism），收于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Gisela Bock，Quentin Skinner和Maurizio Viroli编，Cambridge, 1990，页41-70。

(28)　Barbara Spackman，《敌对行动中的政治：马基雅维利的〈兵法〉》（Politics on the Warpath：Machiavelli’s Art of War），收于《马基雅维利与文学话语》（Machiavelli and the Discourse of Literature），Albert Russell Ascoli和Victoria Kahn编，Ithaca, 1993，页179-194；Ezio Raimondi，《马基雅维利与战士的修辞术》（“Machiavelli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Warrior”），载于Modern Language Notes 92（1977），页1-16。

(29)　《兵法》，7：388；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前揭，卷二，页724。

(30)　《兵法》，4：354；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前揭，卷二，页661-662。

(31)　［译注］斐迪南死于1516年，此处或为1516年之误。

(32)　最重要的研究是Felix Gilbert，《贝尔纳多•鲁切拉伊与奥里切拉里花园》（“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载于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2（1949），页101-131。另参H．C．Butters，《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政府》，前揭，页59-60、164、183-184、279、307页101-131。另参H．C．Butters，《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政府》，前揭，页59-60、164、183-184、279、307。

(33)　Felix Gilbert，《贝尔纳多•鲁切拉伊与奥里切拉里花园》，前揭，页101-131。关于这儿反美迪奇的潜台词，参John M．Najemy，《马基雅维利与美迪奇家族》，前揭，页562-563。

(34)　《兵法》，1：304；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前揭，卷二，页572。Harvey C．Mansfield，《马基雅维利的德性》，前揭，页203-205，也注意到科西莫的反对，以及法布里齐奥的回答的软弱无力。

(35)　《兵法》，1：305；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前揭，卷二，页572-573。

(36)　《兵法》，1：305；Basterebbe，quando io fussi certo che l’occasione non fusse venuta［倘若我肯定这机遇未到便足矣］；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前揭，卷二，页573。

(37)　《兵法》，1：309；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前揭，卷二，页580。

(38)　《兵法》，7：309；见Machiavelli，《主要作品及其他》，前揭，卷二，页722。［译注］同上，页175。

(39)　David Marsh，《15世纪对话》（The Quattrocento Dialogue：Classical Tradition and Humanist Innovation），Cambridge，MA, 1980，页31-77。本段余下部分基于Marsh的发现。